科尔在凌晨十二点十五分走进了关押加布里埃尔的审讯室。
这一次他没有开录音设备,也没有带笔记本。他只是把两杯咖啡放在桌上,一杯推到加布里埃尔面前,一杯自己拿在手里。咖啡是从警局楼下自动售货机买的,味道大概和纸杯本身差不多,但热度是真实的。加布里埃尔看了那杯咖啡一眼,没有伸手拿。
“硬盘里的日记文件我还没破解,”科尔说,“但索菲·陈今晚给我打了个电话。”
加布里埃尔的表情在听到索菲名字的瞬间出现了变化。不是惊恐,不是愤怒,而是一种科尔从未在他脸上见过的情绪——愧疚。那种愧疚很淡,淡到几乎被日光灯的惨白掩盖,但科尔看到了。它出现在加布里埃尔眉心的细微抽动里,出现在他下意识避开眼神接触的那一秒钟里。
“索菲还好吗?”加布里埃尔问。
“她很好。但她被人盯上了。一个女人,假扮联邦探员,问她关于你服务器的事情——你的服务器是不是在境外,你有没有和外国人联系过。”
加布里埃尔沉默了很久。然后他伸手拿起了那杯咖啡,双手捧着纸杯,像是在借它的温度暖手。审讯室的空调开得很足,旧金山警局大楼的供暖系统一如既往地不靠谱。
“他们准备怎么定性我?”他问,声音很轻。
“目前还不知道。但我从华盛顿带回来的消息是,海军网络战司令部的斯坦顿上校想要三个月的时间追查境外网络。他需要阿剌克涅继续运转,需要你的名字暂时不被公开。但情报界似乎有不同的想法——他们可能想把你的案子定性为向境外提供技术支持,这比教唆谋杀要重得多。叛国罪的量刑起点是终身监禁。”
加布里埃尔低头看着咖啡杯里旋起的蒸汽。当他重新开口时,声音里带着一种科尔之前从未听到过的东西——不是防御,不是解释,而是一种近乎坦诚的疲惫。
“服务器不在境外。从一开始就没有离开过美国本土。我在旧金山、波特兰和亚特兰大租用了三个数据中心的独立机柜,全部是合法租赁,用我自己的真实身份——我的旧身份,加布里埃尔·沃恩。2019年11月签的合同,租期五年。合同这个月到期。”
科尔愣住了。
“你用真实身份租服务器?”
“对,”加布里埃尔说,嘴角浮起一丝苦涩的笑意,“因为五年前我还不是一个罪犯,我只是一个失去了妹妹的软件工程师。我搭建阿剌克涅的初衷不是为了给复仇者提供平台——最初的版本只是一个数据追踪工具,用来搜集莉迪亚事件的完整证据链。我希望有一天能把所有的证据交给联邦调查局,让他们来执法。”
“后来呢?”
“后来我发现,联邦调查局早就有了全部证据。纽黑文分局在莉迪亚死后第二周就完成了对埃琳娜·罗萨剪辑视频的技术鉴定,对达里尔·钟组织人肉搜索的取证,对玛格丽特·陈煽动言论的分析。所有证据都整整齐齐地归档在纽黑文分局的电子卷宗系统里——被标记为‘无刑事管辖权,建议民事救济’。你们拿到了全部证据,然后选择了什么都不做。”
科尔没有反驳。因为他知道加布里埃尔说的是真的。五年前他调阅纽黑文分局的档案时,亲眼看到了那些被归档的证据。埃琳娜·罗萨的剪辑行为可以适用加州的诽谤法,但诽谤是民事案件,不构成刑事犯罪。达里尔·钟的人肉搜索侵犯了隐私权,但隐私权同样是民事范畴。玛格丽特·陈的课堂煽动受到学术自由的保护。法律在每一个关键节点上都刚好退后了一步,把受害者的家属留在了无处申诉的真空地带。
“你是在那时候改变想法的,”科尔说。
“不完全是,”加布里埃尔放下咖啡杯,手指在桌上交握,“改变想法的不是我。是那些来找我的人。”
“什么人?”
“第一批找上我的,是一个失去儿子的母亲。她在暗网的一个数据恢复论坛上看到了我发的帖子,我本来只是在那里分享一些追踪匿名网络霸凌者的技术方法。她给我发了一条私信,只有一行字——‘你能帮我找到逼死我儿子的人吗?’”
加布里埃尔说到这里停了下来。他低头看着自己交握的双手,手铐在日光灯下反射着冷光。
“我帮了她。我用阿剌克涅的早期版本找到了那个人——一个拥有十二万粉丝的视频博主,曾经在直播里反复嘲笑她儿子的口吃缺陷。我把那个博主的真实身份、住址和工作单位发给了她。我没有让她做任何事情,我只是给了她信息。一周后,那个博主被发现死在自己的公寓里。”
审讯室的空气忽然变得很沉。科尔能听到走廊尽头某处传来的电话铃声,和执勤警员单调的应答声。但这些声音都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是你推动了她,”科尔说。
“我没有推动她。我只是没有阻止她。区别在于,我没有告诉她应该怎么做——我只是给了她她自己永远无法获取的信息。而做出选择的,始终是她自己。”加布里埃尔抬起头,眼神里有一种疲惫的清澈,“你知道吗,探员,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同样的事情发生了七次。不同的人,相同的模式。他们不是职业杀手,不是暴力罪犯,他们只是被逼到了法律无法触及的角落,而我在那个角落里放了一把椅子。”
科尔把椅子往后推了推,发出一声轻微的金属摩擦声。他站起来,走到审讯室的单向玻璃前,背对着加布里埃尔。
“这就是你对阿剌克涅的真实定义,”他说,“不是审判系统。是一个提供信息的平台,你躲在‘我只负责提供信息’的防线后面,把道德责任转嫁给每一个节点。你告诉自己你没有杀人,但你清楚地知道你把刀子递到了谁的手里。”
加布里埃尔没有说话。沉默了很长时间之后,科尔转过身。
“我需要那份完整的服务器租赁合同。所有的数据中心地址、所有服务器编号、所有运维记录。如果情报界准备用境外技术的罪名起诉你,我们必须用事实反击。我不能让你因为一件你没做过的事被判终身监禁。”
加布里埃尔注视着他,眼神里第一次出现了某种接近困惑的情绪。
“你在帮我,”他说,“你想把我送进监狱,但你现在也在帮我。”
“我不是在帮你,”科尔拿起桌上已经凉掉的咖啡,一口喝干,“我是在确保法律做它该做的事——惩罚你做过的罪行,而不是情报界为了掩盖自己丑闻而编造的罪名。两者之间的区别,和当年埃琳娜·罗萨剪辑视频的区别一样大。”
他走向门口,手放在门把手上。
“服务器的租赁合同在哪里?”
“就在你拿到的硬盘里,日记文件的密码是莉迪亚的生日——倒过来。”
科尔推开门,走进走廊。萨曼莎正从技术分析部跑过来,手里挥舞着一台平板电脑,表情是那种技术员发现重大漏洞时特有的亢奋混合焦虑。
“第四节点‘镜子’又发了一条新帖子,”萨曼莎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他公布了第三节点维克多·马尔克斯的家庭住址和实时位置。他说——‘叛徒应该比敌人先死’。有人在阿剌克涅上开启了内部猎杀模式。”
科尔接过平板,看着屏幕上滚动的内容。第四节点把维克多·马尔克斯称为“投靠军方的告密者”。他不知道斯坦顿的文件夹里同样记载了维克多的身份——但他显然知道了军方的渗透,并且认定维克多是其中的一环。他的逻辑粗暴而冷血:既然网络已经被渗透,那么每个暴露身份的节点都可能是内鬼,都该被清除。
阿剌克涅不再是一个复仇平台了。它正在吞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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