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审持续到了第四天。
这四天里，朗州中级人民法院的第一审判庭变成了整座城市最拥挤的地方。旁听席上永远坐满了人——死者家属、媒体记者、从全国各地赶来的老年权益保护组织的代表，还有十几个从云山镇专程坐大巴赶来的镇民。他们中有的人跟余国良做了几十年邻居，直到看了苏晴的直播才知道这个“已经死了三年”的老头其实还活着，就藏在镇子边上一栋自建楼的地下室里。
余国良出庭作证那天，旁听席上没有一个人说话。
余建军把轮椅推到证人席旁边，然后退到一旁。余国良坐在轮椅上，身上仍然盖着那条绣着“云山镇中学”字样的毛毯。他的头发被儿子梳得很整齐，脸上的皱纹在法庭灯光下显得更深了。他的手放在膝盖上，那双枯瘦的、布满青筋和老年斑的手，微微蜷曲着，像是在握着什么看不见的东西。
检察官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性，姓孟，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派下来的公诉人。她站起来，走到余国良面前，声音放得很轻，像是在跟自己的父亲说话。
“余老伯，您能告诉法庭，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吃怡心宁的吗？”
余国良抬起头看着她。他的嘴唇动了一下，然后发出了声音——仍然沙哑，仍然缓慢，但比在云山镇地下室里的时候清晰了很多。专案组请来的医疗团队给他做了三天的针对性治疗，他受损的语言中枢正在一点一点地恢复。
“三年前的四月。”他说，“养老院发的。一天三粒。白的。”
“吃了之后，您身体有什么感觉？”
“头疼。”余国良抬起一只手，用食指点了点自己的太阳穴，“这边。还有这边。像有人拿钉子往里面敲。跟护工说。护工说正常。跟医生说。医生说适应期。”
“除了头疼之外呢？”
余国良沉默了片刻。他的手从太阳穴上放下来，落在膝盖上，手指开始微微发抖。法庭里安静得能听到旁听席上有人压抑的呼吸声。
“看到鬼。”他说，声音忽然变得很轻，像是怕什么东西听到，“墙上鬼。天花板上鬼。晚上关灯之后最多。从墙里面钻出来。一开始是一个，后来变成很多个。想叫。叫不出来。”
“您跟养老院的医生说过这些吗？”
“说了。医生说我是老年精神病。给我加了药。吃了之后鬼更多了。更清楚了。连脸都能看清楚。”余国良抬起眼睛，看着检察官，“有一次我看到鬼的脸。是我自己。”
孟检察官停顿了几秒钟，让这句话在法庭的空气里沉淀下来。然后她转向审判席：“审判长，我请求出示第四号证据——朗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精神科主任韩启元教授出具的专家意见。”
审判长点了点头。法庭的大屏幕上显示出一份文件。韩启元的专家意见全文大约三千字，屏幕上只显示了结论部分。孟检察官把结论一字一句地念了出来。
“韩启元教授的结论如下：怡心宁的活性代谢物能够高度选择性地作用于大脑杏仁核和前额叶皮层的NMDA受体，在亚洲人群中由于CYP2D6代谢酶基因多态性，该代谢物的蓄积速度比白种人快约三倍。在持续给药条件下，该化合物可导致原本精神正常的个体出现严重的被害妄想和攻击幻觉。翁广生和余国良的行为均符合典型的药源性精神障碍特征，而非原发性精神疾病。”
她念完之后，法庭里沉默了很久。
然后方竞明的辩护律师站了起来。他是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穿着一身剪裁精良的深蓝色西装，戴着金丝边眼镜。他的声音不急不缓，像是每一句话都事先在稿纸上改过三遍。
“审判长，我对韩启元教授的专业能力表示尊重。但我需要指出的是，韩教授的专家意见全部基于专案组提供的数据样本。他没有亲自接触过翁广生本人，也没有亲自参与过怡心宁的临床试验。他的结论本质上是一种事后推导，而非临床实证。我请求法庭对这份专家意见的证明力予以审慎评估。”
孟检察官转过身，看着辩护律师。“对方律师说得对——韩教授没有参与过怡心宁的临床试验。但请问，他为什么没有参与？因为在怡心宁临床试验启动之前，奥辰的临床研究合作邀请名单上，韩启元的名字被人为剔除了。剔除原因在方竞明的一封内部邮件里写得清清楚楚——‘韩启元对安全性数据的要求太过严苛，不宜纳入本项目。’”
她从文件夹里抽出另一页纸。“这份邮件已经作为第七号证据入卷。审判长，对方律师可以质疑韩教授的专家意见，但他不能解释为什么一个在全球精神药理毒理学排名前三的专家，会被刻意排除在这个项目之外。除非——奥辰从一开始就知道，怡心宁的安全性经不起韩启元的审查。”
辩护律师坐下了。不是认输的坐，是棋手在对手走出意料之外的好棋之后，需要重新计算下一步的坐。
赵烈坐在旁听席的第三排，看着这一切。他旁边是老周，另一边是苏培文。苏培文已经作为证人在第二天出过庭了，他当庭提交了自己三年前那份被伦理委员会封存的预警模型，并回答了检察官和辩护律师长达两个小时的交叉质询。从证人席上走下来的时候，他的后背湿透了，衬衫贴在后背上，透出皮肤的颜色。但他从头到尾没有说错一句话。
“今天下午是翁广生的庭审。”老周压低声音对他说，“韩启元上午已经到法院了，在证人休息室里。翁广生也被从强制医疗机构接过来了。”
赵烈点了点头。他想起翁广生那双灰白色的眼睛，想起他在案发现场说的那句话——“我们都是小白鼠。”他不知道翁广生经过这几天治疗之后怎么样了，也不知道他坐在被告席上看到韩启元的时候会是什么反应。但他知道一件事——这个被鉴定为“精神病肇事”的老人，终于有机会在法庭上说出真相了。
下午两点，翁广生案重新开庭。
赵烈在法院的走廊里见到了顾衍。顾衍穿着他的白大褂——不是刑科所的，是专案组特聘技术顾问的。他手里拿着一个平板电脑，屏幕上显示的是翁广生血液中A7245代谢物的浓度曲线图。这条曲线是他在被停职期间用刑科所那台旧质谱仪反复跑了三遍才做出来的，每一个数据点都标得清清楚楚。
“浓度是治疗剂量的十五倍。”顾衍把屏幕转给赵烈看，“不是副作用。是被人故意注射进体内的。注射时间在案发前大约四小时。这个浓度，别说一个七十一岁的老人，就是一个二十岁的健康人，也会在四到六小时之内出现严重的被害妄想和暴力倾向。”
“你能证明是故意注射？”
“能。注射器上的残留液里，A7245的浓度是原液的百分之九十八。这意味着它没有经过任何稀释，是直接从药瓶里抽出来打进身体里的。”顾衍把平板收回去，“临床试验的常规注射剂量是经过生理盐水稀释的，浓度不会超过百分之五。这不是给药错误，是投毒。”
赵烈走进法庭的时候，翁广生已经被法警带到了被告席上。他坐在一把金属椅子上，手腕上没有手铐——审判长在开庭前特别指示免去了械具。他穿着专案组安排的一身干净的灰色棉衣，头发剪过了，胡子也刮了。跟案发那天坐在床上双手放在膝盖上的样子相比，他的眼神清醒了很多。专案组的医疗团队在三天前给他使用了针对性的解毒剂，把他从怡心宁的残余毒性中一点一点地拉了回来。
但他仍然不记得案发的细节。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走进走廊尽头拿起消防斧的，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走进护士值班室又走回三零七室的。他最后的记忆停留在那天下午吃下三粒白色药片之后——然后就是一片黑暗。黑暗里有声音，有三个不同的声音在说话，说的是同一句话：“他们要害你。”
检察官陈述了顾衍的毒理学报告和韩启元的专家意见之后，审判长转向辩护律师。法庭为翁广生指定的法律援助律师站起来，只说了一句话：“审判长，我方不提出辩护意见。请求法庭根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公正判决。”
法槌落下。
“被告人翁广生，因案发时处于药源性精神障碍状态，不具备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不承担刑事责任。本庭宣布——翁广生无罪释放，移交朗州市卫生部门进行后续康复治疗。”
旁听席上忽然有人站起来，用力鼓掌。是一个穿着蓝色工装的老人——刘建国，刘德胜的儿子。他鼓了三下掌之后意识到这是法庭，又赶紧坐下，但眼泪已经从他的眼眶里滚了下来，流进了嘴角深深的皱纹里。
翁广生坐在被告席上，慢慢地眨了眨眼睛。他不确定自己听懂了——无罪释放这四个字对他来说太远了，远得不像是在对他说的。但他看到赵烈从旁听席上站起来，朝他走过来。赵烈蹲在他面前，与他对视。
“翁师傅，你不用去精神病院了。法庭说你是清白的。你吃的那个药，是别人故意给你下的毒。”
翁广生看着赵烈。他的眼睛里那一层灰白色的翳还在，但在翳的下面，某种东西正在慢慢地重新聚焦。他的嘴唇动了好几下，最后只挤出了四个字。
“吴国栋呢？”
赵烈没有回答。他不知道怎么回答。吴国栋死了，周晓雯也死了，用消防斧砍死他们的人是翁广生，但翁广生自己也是受害者。在这个案子里，受害者砍死了受害者，毒药借着一个老人的手杀死了另一个老人和一个二十二岁的护士。而真正该为这一切负责的人，正坐在隔壁审判庭的被告席上，等着自己的庭审。
下午四点，谭啸林的庭审开始。
他从羁押室被带出来的时候，仍然穿着那件深灰色的大衣——专案组允许他换了衣服，但没有允许他打领带。他的头发梳得很整齐，脸上的表情平静如水，像是在主持一场公司的季度会议，而不是作为被告人站在刑事审判庭上。
孟检察官宣读起诉书。起诉书的篇幅很长——长到孟检察官读完之后放下文件的那一刻，法庭里才响起一阵迟来的、压抑的呼吸声。起诉罪名三项：生产销售假药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故意杀人罪。涉案事实横跨三年，涉及六家养老院、四十七名受试者、六死四伤。直接证据包括谭啸林亲手签发的内部文件、林鹤保存的会议录音、SD卡里的转账凭证，以及那台不联网电脑里的全部数据。
审判长问谭啸林对起诉书有无异议。
谭啸林站起来。他的身体依然挺得笔直，像是在部队里练过。他看了一眼起诉书，然后转向审判长。
“我对起诉书中的事实部分——无异议。”
旁听席上发出一阵低低的哗然。没有人预料到他会这么干脆地认下事实。但谭啸林接着说了下去。
“但我对法律定性有异议。怡心宁是经过国家药监局合法审批上市的药品。它的临床试验方案经过了伦理委员会批准，受试者全部签署了知情同意书。上市后扩大适应症的临床数据收集，在行业惯例中属于常规操作。如果出现了不良反应高于预期的情况，这是科学探索中的不确定性，不是故意犯罪。”
他停顿了一下。
“医学进步从来不是在零风险的条件下实现的。我承认怡心宁的亚洲人群安全性数据存在瑕疵——作为企业的最终决策者，这个责任我愿意承担。但它不是毒药。它是一种在实验室里表现出目前为止最强突触保护活性的化合物。如果中国放弃了它，国外的药企就会捡起来改个结构重新上市，到时候我们连定价权都没有。我做的事情，是在为中国一千万认知障碍患者争取一个不依赖进口药的机会。”
孟检察官站起来。“审判长，被告人试图将犯罪行为包装成科学探索。我请求出示第四十三号证据——谭啸林与方竞明的内部邮件往来。”
大屏幕上显示出一封邮件的截图。发件人是谭啸林，收件人是方竞明，日期是三年前。邮件正文只有短短几行：“方总，关于亚洲人群CYP2D6代谢问题，我们的立场不变。这些数据不作为上市审评的必要条件，也不作为说明书的必要内容。如果监管部门问起来，就说亚洲人群数据还在收集整理中。上市之后通过养老院等渠道继续补充数据，但要注意——这些补充数据同样不作为强制上报项。”
邮件下面没有署名，但发件人的邮箱地址是谭啸林在安源控股的内部邮箱。邮件头信息显示，这封邮件是从海悦大厦十九楼发送的，发送时使用的IP地址与谭啸林办公室的专线IP完全吻合。
孟检察官放下遥控器，转过身面对谭啸林。
“被告人，这不是科学探索。这是在药品审批环节蓄意欺诈。你知道怡心宁对亚洲人群的风险，但你不愿意标注在说明书上，因为一旦标注了，审批就可能被延迟，上市时间就可能被推迟，股价就可能下跌。你把上市时间表放在患者安全的前面——这不是科学探索，这是商业欺诈。”
谭啸林没有回答。他站在被告席上，双手垂在身体两侧。赵烈注意到他的手——那只刚才还平稳如常的手，此刻正在以几乎不可见的幅度微微颤抖。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林鹤、方竞明、严志国先后被带上法庭作证。林鹤当庭指证谭啸林指使他销毁证据、安排假苏晴登机、并直接参与了将苏晴绑架至朗州港的行动。方竞明在交叉质询中承认了全部数据造假事实，并指证谭啸林是怡心宁非法试验的最终决策者。严志国——朗州药监局审批处处长——承认收受安源控股超过两百万的贿赂，在审批环节为怡心宁大开绿灯。
每一个证人的证词都像一块砖，一层一层地把谭啸林的防线砌成了一堵没有出口的墙。
最后一个作证的是苏晴。
她走上证人席的时候，法庭里的灯光忽然闪了一下——只是很轻微的闪动，也许是电路老化，也许是某种象征。她把公文包放在证人席的小桌上，从里面拿出了一份一份的打印件。每一份打印件都是她在奥辰做数据管理员时亲手篡改的原始记录。一共一百四十三条。每一条她都标注了原始数据、篡改后的数据、操作时间、以及向她下达篡改指令的上级姓名。
“这些记录的原始文件在专案组的技术服务器上都有备份。每一份文件的哈希值都可以验证，确保从拷贝到呈堂没有经过任何二次修改。”她说完这句话，把文件整理好，递给了法警。
然后她抬起头，看着谭啸林。
她的目光很平静。不是仇恨的平静，不是愤怒的平静，而是一种终于不再害怕的平静。
“谭总，你上次见我是在海悦大厦的地下车库里。你对我说，在这个时代，要毁掉一个人不需要一颗子弹，只需要搜索引擎。你说你可以在二十四小时之内让我的名字跟‘商业间谍’‘精神异常’‘敲诈勒索’这些词永远绑在一起。”
她从公文包里拿出最后一样东西——她的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是一条一条关于怡心宁的热搜。
“现在热搜上绑在一起的，是‘怡心宁’和‘真相’。谭总，你的舞台，现在是我的讲台。”
谭啸林站在被告席上，沉默着。他的嘴角那丝若隐若现的从容终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罕见的表情。不是恐惧，不是愤怒——而是一种困惑。一个用二十年时间织了一张密不透风的网的人，忽然发现网里有一个洞，风正从那个洞里灌进来。他不理解那个洞是怎么来的。
但他知道那个洞是谁撕的。
审判长在下午七点宣布休庭。判决将在三天后公布。
赵烈走出法院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朗州的夜空难得地清澈，可以看到几颗星星在城市的灯光之上微弱地闪烁着。法院门口的台阶上站着很多人——记者、家属、还有那些从云山镇赶来还没有走的镇民。他们围着余国良的轮椅，正在跟他说着什么。余国良坐在轮椅里，身上盖着那条毛毯，脸上没有笑容，但眼角的皱纹是舒展的。
赵烈没有走过去。他站在台阶的最上面，靠着法院门口那根巨大的石柱，点了第一根烟——这可能是他三十二小时以来抽的第一根烟。烟雾在夜风中飘散，他抬头看着朗州的夜色，忽然想起了方竞明说的那句话。
“你们这些穿警服的，迟早会发现，你们的思维落后了一个时代。”
他吐出一口烟，对着夜色说了一句话。
“你们用毒药来伪装精神病，我们当然看不出来。但你们没算到的是——这世上总有人愿意站出来说一句‘我没疯’。”
在他身后，朗州中级人民法院的灯光仍然亮着。审判庭里的国徽在灯光下反射出庄重而沉静的光泽，照亮了被告席上那个终于开始颤抖的男人，照亮了证人席上那些用三年的代价说出真相的人，也照亮了即将到来的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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