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舆论之战

韩启元住在朗州医科大学家属院的最后面一排，那是一栋建于八十年代末的红砖楼，四层高，外墙上爬满了已经枯死的爬山虎藤蔓。藤蔓的枝干在夜风里轻轻敲打着墙壁，发出干燥的、像是无数根细小的手指在挠门的声音。

赵烈把车停在楼下的法桐树旁，熄了火。他透过车窗看了一眼四楼——唯一亮着灯的那扇窗户。灯光是暖黄色的，不太亮，在周围一片漆黑的楼面上显得格外孤独。他看了一下手表，晚上八点四十分。不算太晚，但也绝对不是一个适合陌生人登门造访的时间。

他没有按门禁。楼下的防盗门是老式的，锁舌已经坏了，轻轻一拉就开了。他沿着楼梯往上走，楼道里的声控灯一盏接一盏地亮起来，又在他身后一盏接一盏地熄灭。每一层的楼道墙上都贴满了小广告——疏通下水道、高价回收旧家电、某某教育培训机构——一层一层地往上贴，新的盖旧的，旧的盖更旧的，像某种不断自我覆盖的地质岩层。

四楼，四零二室。门上没有猫眼，只有一个锈迹斑斑的铁质门牌号。赵烈敲了三下门，力度适中，节奏均匀，像一个来查水表的工作人员。

门开了。一个六十多岁的男人站在门框里。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毛衣，袖口有一处脱了线，毛线头松松垮垮地耷拉在外面。他的脸上架着一副老花镜，镜片很厚，把眼睛放大了一圈，让他的目光看起来有一种不属于这个年纪的锐利。

“韩教授？”赵烈亮出警官证，“朗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赵烈。能耽误您几分钟吗？”

韩启元没有接过警官证，也没有让开身子。他站在门口，一只手扶着门框，另一只手插在毛衣口袋里，用一种审视标本的目光打量着赵烈。

“你知道今天晚上有多少人给我打过电话吗？”他开口了，声音比赵烈想象的要沙哑，像是嗓子眼里永远含着一口没化开的痰。“有朗州医科大学的院长，有你们市局的贾副局长，还有一个自称是安源控股总裁办的人，说是什么‘林主任’。他们都说了一模一样的话——‘韩教授，怡心宁的事您别掺和。’”

赵烈把警官证收回去。“我不是来劝您不掺和的。”

“那你来干什么？”

“来请您出庭作证。”赵烈说，“翁广生的精神鉴定需要推翻。您是朗州最权威的精神药理毒理学专家，也是国家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专家组的成员。只有您的证词，能让法庭相信翁广生的暴力行为不是原发精神病，而是药物急性中毒的直接后果。”

韩启元盯着赵烈看了很久。楼道的声控灯忽然灭了，两个人站在黑暗中，只有门缝里透出的一线暖黄色灯光照在赵烈的下巴上。韩启元没有去开灯。他就站在黑暗里，用那双被老花镜放大了的眼睛看着赵烈，像是在看一个自己等了很久的人。

“你进来。”他说，然后转身走进了屋里。

赵烈跟进去，顺手带上了门。屋子不大，两室一厅的格局，客厅里摆着一张老式的布面沙发和一张堆满了书和杂志的茶几。茶几上的烟灰缸里积着厚厚一层烟灰，旁边放着一包拆了封的中南海，烟盒被压扁了一半。墙上挂着一块白板，上面用马克笔画着一些赵烈看不懂的化学结构式，还贴着几篇打印出来的英文论文。论文的标题里有一个词反复出现——Cognexa。

“Cognexa。”赵烈指着那个词，“这是怡心宁在FDA申报时的原代号。三年前在海外被毙掉了，因为三期临床中出现了一例受试者突发暴力致死的事件。”

韩启元从茶几上拿起那包中南海，抽出一根，叼在嘴里，但没点。“你知道这件事？”

“我的法医同事查到的。”赵烈说，“他还查到，奥辰在Cognexa被FDA毙掉之后，把它的分子结构稍微改了一下，换了个名字叫怡心宁，转头就在中国申请了上市。”

韩启元划了一根火柴，点燃了香烟。烟雾在灯光下缓缓升起来，把他的脸笼罩在一片模糊的灰色里。“不是稍微改了一下。是加了一个氟代侧链和一个叔胺基团。这两个改动在药理上的意义只有一个——让药物穿过血脑屏障的速度提高了大约四十倍，同时让它对杏仁核NMDA受体的选择性提高了四十倍。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赵烈摇了摇头。

“意味着这种化合物在进入大脑之后，会像一颗精确制导的炸弹一样，专门攻击控制恐惧和攻击行为的脑区。一个本来精神正常的老人，在用药后可能会变得多疑、暴躁、被害妄想。一个本来就有一点点认知障碍的老人，在用药后可能会彻底失去现实感，把身边的人当成要来杀他的怪物。”韩启元把烟从嘴里拿下来，弹了弹烟灰。“而在亚洲人群中，由于一种叫做CYP2D6的代谢酶基因多态性，这种毒性代谢物的蓄积速度要比白种人快大约三倍。”

赵烈听完这段话，沉默了片刻。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照片——是顾衍在案发当天拍的，翁广生坐在床上、双手规规矩矩放在膝盖上的那张照片。他把照片放在茶几上。

“韩教授，这个老人叫翁广生。七十一岁。退休前是朗州化工厂的工程师。他吃了怡心宁之后，用消防斧砍死了自己的同屋和值班护士。现在他被鉴定为精神病肇事，要送强制医疗机构。您可以证明他不是精神病。”

韩启元低头看着那张照片。香烟在他的指间燃烧，烟雾笔直地升上去，又散开。他看了很久，久到赵烈以为他不准备回答了。

“十五年前，”韩启元忽然开口，声音比刚才更低，像是自言自语，“我接手过一个案子。一个十七岁的男孩，因为吃了某种号称能‘提高记忆力’的保健品，在一个月内出现了严重的被害妄想，最后用菜刀砍伤了自己的母亲。我当时做了全套的毒理学分析，证明那种保健品里非法添加了一种没有经过审批的精神活性物质。我把报告交上去，出庭做了证。”

“后来呢？”

“后来那个保健品公司的老板被判了七年。但那是因为他非法添加违禁成分，跟故意伤害没关系。我在法庭上说的那些关于精神活性物质可以诱发暴力行为的证词，被法官认为是‘不具有确定性的专家意见’，没有作为量刑依据。”韩启元把烟头在烟灰缸里碾灭，动作很慢，像是在碾灭一段漫长的记忆。“更讽刺的是，那个男孩的精神鉴定结论仍然是‘精神分裂症’，跟我证词里说的‘药源性精神障碍’不是一个东西。他在精神病院里待了六年，出来的时候他妈已经不认他了。”

韩启元站起来，走到白板前面，用马克笔在那些化学结构式上面画了一个圈。

“怡心宁里的那个活性代谢物，跟我十五年前检测到的那种违禁成分，结构相似度超过百分之九十。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奥辰的人很清楚他们在做什么。他们不是在研发一种治疗认知障碍的药。他们是在研发一种能精确控制人类情绪和行为的化学武器。而养老院的老人，只是这种武器上市前被用来校准参数的靶子。”

赵烈的心脏猛烈地跳了一下。他想起方竞明在拘留所里说的那句话——“我们做的事，一百年前叫下毒，抓到就是砍头。现在不叫下毒了，叫临床试验。”原来这句话不是方竞明自己发明的。它是整个奥辰——或者说整个安源控股——从根子上的逻辑。

“韩教授，您愿意出庭做翁广生的专家证人吗？”

韩启元把马克笔放下，转过身，摘下老花镜。没有了镜片的遮挡，他的眼睛看起来很小，很疲惫，但那里面有一种东西是赵烈见过的——跟苏晴的眼睛里一样的、在绝望边缘还没熄灭的光。

“我可以出庭。”他说，“但我有一个条件。”

“您说。”

“不是关于翁广生的。他的精神鉴定推翻不难——只要法庭同意采信毒理学证据，我的证词足够让任何一个有医学常识的法官明白是怎么回事。”韩启元重新戴上老花镜，从白板上取下了一张纸。那是一份打印出来的病例报告，纸的边缘已经发黄，上面手写了一些标注。“真正麻烦的，是那些还没有死的人。”

赵烈接过那张纸。病例报告的抬头是朗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内科，患者姓名是“余国良”。入院日期是三年前的三月，诊断是轻度认知障碍。然后是一个手写的红色标注，字迹潦草但有力——“2021年4月起参加怡心宁临床试验。2021年6月出现严重被害妄想，攻击护工后被强制出院。出院后去向不明。”

“余国良是谁？”赵烈问。

“是颐和老年公寓那四十七个受试者里，唯一一个在死亡之前跑掉的人。”韩启元说，“马培德不敢把他留在名单里，所以写了失联。但实际上，他给我打过电话。”

赵烈的瞳孔骤然收缩。“他在哪里？”

“他在离朗州大约两百公里的一个镇子里。他儿子的家里。他的儿子把他藏了三年，每天给他喂镇静剂来控制怡心宁残留的毒性症状，因为不敢带他去医院——一去医院就会留下病历，病历一被人查到，他们父子俩就会变成下一个‘意外坠楼’的死者。”韩启元重新点了一根烟，“我今天下午给他儿子打过一个电话。他儿子说，如果我敢把他父亲的地址告诉任何人，他就带着他父亲一起离开。去一个谁也找不到的地方。”

赵烈把病例报告放在茶几上，双手撑着茶几边缘，身体微微前倾。他的影子投在对面墙上，被灯光拉得很长，像一座倾斜的山峰。

“韩教授，您能不能再打一个电话？”

“干什么？”

“告诉他儿子，明天上午八点，公安部专案组会派车去接他。不是朗州的车，不是省厅的车，是北京来的专案组的车。他父亲是部督案件的A级证人，受国家保护。从明天开始，他不用再藏了。”

韩启元叼着烟，看着赵烈。烟雾在他的镜片上蒙了一层薄薄的灰白色，把那双锐利的眼睛模糊成了两个看不清深浅的圆点。

“你确定你能做到？”

赵烈直起身。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翻到老周的号码，拨了过去。电话接通之后，他把扬声器打开，放在茶几上。

“老周，韩启元教授同意出庭。另外，颐和还有一个幸存证人活着，叫余国良，在离朗州两百公里的一个镇子里。他吃了怡心宁之后出现了严重被害妄想，被他儿子藏了三年。我们需要派车去接他。”

老周沉默了三秒钟。然后他的声音从扬声器里传出来，稳得像一块打桩机砸进地里的铁。

“把地址给我。明天早上六点，我亲自带人去接。”

韩启元听完这句话，把烟从嘴里慢慢拿下来，在烟灰缸里摁灭。这一次他没有碾，只是轻轻一按，烟头就灭了。然后他站起来，走到书桌前，拉开抽屉，拿出了一摞装订好的文件。文件封面上用宋体字印着一行标题：《精神活性物质诱导暴力行为的神经药理机制——以Cognexa/怡心宁为例》。

标题下面的署名是：韩启元。日期是三年前。

“这份论文，我三年前就写好了。投了四个期刊，四个都给退回来了。退稿理由都一样——‘缺乏足够的临床数据支撑’。”他把论文放在赵烈面前，“现在临床数据够了吗？”

赵烈低头看着那份论文。封面上的纸张已经有些发脆，边缘微微卷起，但里面的每一个字都打印得异常清晰。透过纸背，他能看到那些密密麻麻的化学结构式和临床药理学数据，像一排一排等待被列队的士兵。

“够了。”他说。

韩启元走到窗边，拉开窗帘的一角。窗外的朗州夜色深沉，远处的城市灯火像碎金子一样洒在大地上，近处家属院里那几棵法桐的枯枝在路灯下投出交错的影子，像一张铺在黑夜里的网。

“赵队长，你知道吗——我父亲去年也得了认知障碍。他现在住在朗州另一家养老院里，不在颐和。”他的声音忽然变得很轻，像是怕惊动什么东西，“我每个月去看他三次。每次去，护工端来药，我都先拿过来看一看。确认不是怡心宁，再让他吃。”

他放下窗帘，转过身。

“我当了四十年医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害怕一颗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