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后，林远舟站在老宅重建工地的地基上，看着工人把最后一块花岗岩门槛石安放进原来的位置。
那块石头是他爷爷从老码头捡回来的，推土机拆房子的时候被埋在了瓦砾堆里，工人清理地基时挖了出来。石头边缘崩了一个角，断口是新的，茬口发白，但石面上那层被三代人鞋底磨出来的光滑还在。林远舟蹲下来摸了摸那道新断口，指尖触到的触感粗糙而冰凉，和半年前他躺在南槐铁床上摸到的墙壁一模一样。
“林先生，门槛还是用原来的石头吗？”工头蹲在他旁边问。
“用原来的。”林远舟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断了的那个角不用补。留着。”
工头愣了一下，但没多问。他在河湾区盖了二十年房子，见过各种各样的业主——有人因为窗台少了一厘米跟工人吵半天，有人因为门框颜色不对把整扇门拆了重做。但面前这个人，对自己家门槛上崩掉的一个角说“不用补”。工头不知道这个人半年前经历过什么，他只知道报纸上说他是“民告官第一人”，赢了官司，区政府赔了他十二万六千块。
林远舟从地基上走下来，在工地旁边的临时工棚里看到了沈若兰。她正蹲在地上用瓦刀刮掉旧砖上的水泥渣——那是从老宅废墟里捡回来的青砖，每一块都敲掉了干结的水泥，码得整整齐齐。半年前这些砖被推土机碾成了碎块，她一块一块从瓦砾里刨出来，用菜刀背敲掉砖上的灰浆。邻居说她疯了，她说这些砖是她公公年轻时自己烧的，窑口在老码头，现在已经没有人会烧这种砖了。
“若兰，够用了。”林远舟说。
“还差七块。”沈若兰头也不抬，“西厢房的窗台要用十九块，我只捡回来十二块。”
林远舟蹲下来，从她手里拿过瓦刀，替她把剩下的两块砖敲完。然后两个人坐在砖堆上，就着军用水壶里的凉开水吃了一顿午饭——两个馒头，一碟咸菜，两颗橘子。橘子是赵唯明昨天送来的，说是宛州市人民医院康复科门口的水果摊上买的，今年冬天的橘子特别甜。
赵唯明现在在宛州市人民医院康复科当住院医师。半年前河湾区卫生局对他的开除处分被联邦最高监察署定性为“基于非法目的的行政报复”，撤销处分，恢复了他的医师执业资格。他本可以回南槐——南槐被最高监察署整顿之后重新开业，改名为“宛州市第二精神卫生中心”，新院长是从省城调来的，所有的治疗记录都要定期送法院备案。但他没有回去。他说他在南槐待了十五天，记住了四号楼走廊里每一根日光灯管的故障频率，那地方他太熟了，熟到不能再回去。
“他还在查那个问题。”沈若兰说，“范季同问他的问题。”
林远舟咬了一口馒头嚼着，没有接话。他知道沈若兰说的是什么——半年前赵唯明在那间防空洞档案室里，看到方觉晓备忘录上那个被墨水涂掉的名字之后，在笔记本上写下的第一个问题。那个问题他一直没删，也没划掉。半年过去，他的笔记本换了一本新的，旧的那本扉页上还留着那行字——“他们到底在防空洞里藏了什么？”
宛州金柜的保险库在陶景安被捕之后被最高监察署撬开了。保险库里存着两千七百份不记名保管合同，每一份合同对应一个保险箱，每一个保险箱里都锁着一家公司或者一个人的秘密。专案组花了整整三个月才把这些合同全部编目归档。但有两份合同的保险箱是空的——编号001和编号137。001号保险箱的合同签名是陶景安本人，137号的签名被涂掉了。周湄查了半年，没有查到137号的主人是谁。
“也许永远查不到。”林远舟说，“方觉晓说过一句话——有些门锁了就是锁了，钥匙丢了就是丢了。”
“但他也说过另外一句话——证据要留着，留着才有用处。他把三号门的锁换了，但换锁记录他归档了。001号和137号保险箱的钥匙也许也被他归档在什么地方。”沈若兰把最后一颗橘子剥好递给林远舟，“赵唯明觉得方觉晓在审讯室里还有话没说。不是不想说，是没来得及说。”
林远舟没有回答。他吃完橘子站起来，走到工地旁边的老防空洞入口前。入口已经被最高监察署用水泥封死了——东支线和西支线的所有出入口都在封存程序中被永久封闭。水泥盖板上印着“联邦最高监察署封·1991年3月”。他蹲下来摸了摸那行字，指尖感受着水泥表面的粗糙颗粒。半年前他从这个入口下面十五米深的黑暗中走出来，手里举着一本《行政诉讼法》。现在入口封了，黑暗被封在地下，但他手里的书还在。
当天傍晚，赵唯明在康复科值班室里接到了一通电话。电话是从南华中学打来的，打电话的人自称是方明远的班主任，姓顾——不是顾远的顾，是另一个顾，女老师，教语文。
“赵医生，方明远今天下午的作文课没来。”班主任的声音里带着一丝犹豫，“他以前从来没有旷过课。我去他家里找，家里没人。门没锁，桌上放着一封信，信封上写着你的名字。”
“信里写了什么？”赵唯明问。
“我没拆。但信封背面贴了一张纸条，纸条上只有四个字——‘十七号码头’。”
赵唯明挂了电话，穿上外套出了医院。路上他拦了一辆出租车，司机问他去哪里，他说十七号码头。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大概认出了这张脸——半年前这张脸在《宛州晚报》头版上出现过，旁边配的标题是“实习医生冒死取证”。司机没有多说，踩下油门朝河湾下游的方向开去。
冬天的十七号码头比夏天更冷清。河面上的风毫无遮挡地刮过来，把装卸区的防雨布吹得猎猎作响。夕阳正在下沉，把河面染成了一片浑浊的橘红色。赵唯明在码头上走了一圈，没有看到方明远。他走到那间废弃的调度室门口，发现门锁被人撬开了。锁不是暴力砸开的，是技术开锁——锁芯内部被一根细钢丝弹开了弹簧。这种手法赵唯明见过，他在南槐四号楼的走廊里见过同样被撬开的抽屉。
他推开门，看到方明远坐在调度室里那个翻倒的铁桶上。男孩穿着南华中学的校服，肩膀上挎着书包，手里拿着一张对折的纸。他的眼睛红着，脸上有泪痕，但已经没有在哭了。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赵唯明问。
“我爸以前带我来过这里。”方明远说，“他说这是老码头的调度室，他年轻时候在这里值班，每天晚上数河面上的船灯。”他顿了顿，“他跟我说过，有一天他死了，让我到这里来找他。”
赵唯明蹲下来，从方明远手里抽出那张纸展开。纸上是方觉晓的字迹——不是在审讯室里写的那封钢笔信，而是更早的、用圆珠笔写在废纸背面的潦草字迹。纸的边缘已经磨毛了，显然被反复折叠过很多次。
“明远，我今天来找你不是因为你爸的信。”赵唯明把纸折好还给方明远，“是因为你班主任说你旷课了。你为什么要来这里？”
“因为今天是我爸的判决执行日。”方明远说，“他被转到省城监狱了。要十年。我想在他被带走之前去宛州看守所门口看他一眼。但我走到一半就不敢往前走了——我在河湾街上看到一群人举着牌子，牌子上写着‘方觉晓罪有应得’。我认识其中的一些人，他们是被我爸送进南槐的病人。”
赵唯明沉默了。他不知道该怎么跟一个十五岁的男孩解释——那些举牌子的人没有错。他们的父亲、兄弟、丈夫被送进了精神病院，被电击，被灌药，被关在铁门后面，原因仅仅是他们写了举报信，或者不肯在拆迁协议上签字，或者把区政府告上了法庭。他们等了这么多年，终于等到方觉晓站在被告席上，他们有权利举那块牌子。但方明远也没有错，他只是一个想在看守所门口看一眼父亲的儿子。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赵唯明在铁桶旁边的木箱上坐下来，“你爸为什么要把深度方案的档案保留得那么完整？为什么要把陶景安的每一句话都记在本子上？为什么要把海外账户的转账记录一份一份贴好标签？”
方明远抬起头看着他。
“因为他知道自己做的事是错的。”赵唯明说，“一个人如果从头到尾都不觉得自己有错，他不会留证据。他留证据，是因为他在等一个机会——等一个能把证据交出去的人。他等了二十年，终于等到了。”
“等他的人是你吗？”
“不是。是林远舟。”赵唯明说，“你爸留住的每一份证据，最后都在法庭上被用上了。他不是好人，但他也不是一个彻底的坏人。他是一个在好人和坏人之间站了二十年、最后往好人这边跨了一步的人。这一步跨得太晚了，晚了二十年。但他跨了。你要记住这一点。”
方明远沉默了一会儿。夕阳从调度室破窗的缝隙里照进来，把他脸上淡淡的雀斑映成了金色。
“我爸在信里说，有些门是不能锁的。”他说，“我今天才明白他说的不是门。他说的是人。”
他站起来，把那张纸折好放回校服口袋里，拍了拍书包上的灰。那个动作和他父亲在审讯室里拍掉中山装上的灰时一模一样——手掌从肩膀往下顺，两次，不多不少。
“我要回学校了。”他说，“明天还有数学测验。”
赵唯明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在方明远手里。那是一把钥匙——不是不锈钢的新钥匙，不是黄铜色的三号门钥匙，而是一把很小的、生了锈的铁钥匙，拴在一根红绳上。
“这是四号楼林远舟病房的钥匙。你爸在法院门口交给我的。他说这是最后一个空房间的钥匙，我后来才发现，这把钥匙打不开任何锁。”赵唯明说，“现在我把它交给你——不是因为你爸犯了罪，而是因为你爸在犯罪之后做了一件事：他把所有的锁都留了备份。”
方明远低头看着手里的钥匙。铁锈蹭在他的掌心，留下一道浅红色的印痕。他把钥匙挂在自己的校服纽扣上，和书包上那枚期中考试准考证挂在一起。
“赵医生，你觉得我爸十年之后出来，我妈还会等他吗？”
赵唯明沉默了一会儿。远处河面上，一艘运沙船正在缓缓靠岸，汽笛声在暮色中拉得很长。
“十年很久。我不知道你妈会不会等他。”赵唯明站起来，“但我知道一件事——你爸在审讯室里唯一一次手抖，不是说到陶景安的时候，不是说到卫仲谋的时候，是说到你的时候。他说你期中考试是全班第三，他说这话的时候手在抖。一个被判了十年的人，最怕的不是坐牢，是孩子不再叫他爸爸。”
方明远没有回答，只是把钥匙握在掌心里，握得很紧。
那天晚上，赵唯明在康复科值班室里接到了周湄的电话。
“137号保险箱有线索了。”周湄说，“方觉晓在省城监狱里给我写了一封信，信里说他在防空洞C区通往电视塔的甬道里埋了一个公文包，公文包里有一份委托保管合同的副本。合同上写的是137号保险箱的真正主人。我已经派人去挖了，但那条甬道被水泥封住了，需要破开。破开时间大概要两天。”
“方觉晓为什么要给你写信？”
“他说他不是在帮我们。他说他只是想看到一件事的结局。”周湄在电话那头顿了顿，“还有一件事——陶景安在联邦最高监察署看守所里提出要见一个人。”
“谁？”
“林远舟。”
赵唯明握着听筒没有说话。半年前陶景安在白沙港闸口被戴上手铐之后，一句话都没有跟调查人员说过。他的律师打程序官司打了三个月，他全程保持沉默。现在他忽然要见林远舟——那个被他在工作笔记里写成“资金来源：防汛基金第四批拨款”的人。他不怕检察官，不怕法官，却要见一个被他送进精神病院的原告。
“他为什么要见林远舟？”
“他说他有一个问题，只有林远舟能回答。”周湄说，“什么问题他没说。”
窗外河湾上的运沙船拉响了夜航的汽笛，声音很低很沉，像是从水下传上来的。赵唯明挂掉电话，翻开桌上那本旧笔记本——扉页上那个问题还在，“他们到底在防空洞里藏了什么？”下面现在又添了一行新字——“137号保险箱的主人是谁？”
他把笔拿起来，在第二行字旁边又加了一个问号。然后他把笔记本合上，拿起白大褂推开门走进走廊。康复科的走廊比南槐四号楼的短得多，日光灯管也不会嗡嗡作响。但走廊尽头那扇窗户外面正对着河湾公园的人工湖——湖面上那道通风井的井盖还在原处，月光照在铁盖上，反射出一层淡淡的白光。铁盖下面，黑暗的防空洞里浸泡着永远不会干涸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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