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天上午九点，赵唯明走进了宛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立案大厅。
这是他第一次以起诉人的身份站在这里。十四天前，他只是一个在旁观席上目睹林远舟慷慨陈词的实习医生。十四天后，他的口袋里装着一份盖了最高监察署红章的空白公文纸、一盒拍满了证据的胶卷、一份陶景安亲笔批准深度方案的笔记复印件，以及陆远山交给他的那份海外账户银行流水。这些东西加起来，重量不过几百克，却压得他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刃上。
立案大厅里排着长队。三个窗口后面坐着三个穿制服的工作人员，面无表情地接待着前来递交诉状的市民。空气中弥漫着油墨和纸张的气味，偶尔夹杂着排队者不耐烦的叹息声。赵唯明没有排队。他径直走向大厅右侧一扇挂着“庭长办公室”铭牌的木门，敲了三下。
“进来。”里面传出一个低沉的男声。
赵唯明推门进去。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头发花白，戴着老花镜，正在翻阅一沓卷宗。他胸前的名牌写着三个字：沈问渠。宛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
“沈庭长，我叫赵唯明。”赵唯明把最高监察署的公文纸放在桌面上，“最高监察署驻宛州特派员陆远山授权我，向贵院申请一份人身保护令。申请人林远舟，目前被非法拘禁在南槐精神康复中心四号楼。拘禁的理由是一份伪造的精神分裂症诊断书。我这里有一百四十三份同样由同一名鉴定师出具的虚假鉴定结论。还有一份林远舟的主治医生亲笔写下的证词，承认四号楼的治疗方案不是为了治病，而是为了抹掉病人的记忆和认知能力。”
沈问渠摘下老花镜，拿起公文纸看了一遍。他的表情没有变化，但赵唯明注意到他拿纸的手指微微收紧了一下。
“人身保护令。”沈问渠把这几个字咀嚼了一遍，“你可知道这应该是律师做的事。”
“我是医生，不是律师。但联邦法律规定，任何公民在发现他人被非法拘禁时，都有权向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
“法律条文背得不错。”沈问渠说，“但你知道保护令签下来之后，送达南槐需要多少时间吗？二十四小时。二十四小时之内，如果方觉晓收到消息，他可以在十分钟之内把林远舟从四号楼转移到任何一家你找不到的私人诊所。你的保护令到了，人去楼空。这张纸就变成了一张废纸。”
赵唯明沉默了。沈问渠说的是事实。方觉晓在南槐经营了四年，四号楼每一个护工都是他的人，每一部电话都在他的监控之下。保护令从法院发出，经过层层审批、盖章、转送，再送到南槐，中间经过的每一个环节都有可能被方觉晓的耳目截获。
“那怎么办？”赵唯明问。
沈问渠站起来走到门口，把门关紧，然后转身走到办公室角落的一个铁皮文件柜前。他用钥匙打开柜门，从里面取出一沓发黄的卷宗。卷宗的封面印着“宛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1990年第1号”——正是林远舟案的案卷。
“十四天前，林远舟坐在我的法庭上，念出了《行政诉讼法》第三章第十六条。”沈问渠说，“那天庭审结束之后，我告诉合议庭，这个案子原告的诉讼请求有事实依据，应该择期宣判。第二天，区政府送来了一份通知，说林远舟突发精神疾病入院治疗。第三天，卫生局送来了强制医疗决定书的复印件。第四天，方觉晓亲自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得很客气——‘沈庭长，林远舟这个案子不着急，你先压一压。’”
他顿了顿。
“我压了十四天。不是因为我怕方觉晓，而是因为我在等。等一个能证明林远舟没有疯的人，带着证据走进我的办公室。你现在来了。”
赵唯明从口袋里掏出那盒胶卷，放在办公桌上。“胶卷里有十七张防汛基金转账记录、十一人处理名单、陶景安亲笔批准深度方案的工作笔记复印件，以及苏惠民伪造的一百四十三份强制医疗鉴定书的统计数据。”
沈问渠打开胶卷盒，取出一截底片对着窗外的阳光看了几眼。然后他把底片放回去，从抽屉里拿出一份空白的法院公文纸。
“保护令我来签。但送达的方式不是邮寄，不是法警，不是任何会经过行政渠道的手段。”他拿起钢笔，在公文纸上开始书写，“林远舟案的卷宗编号是1990-1号。十五天前本案处于‘中止审理’状态，理由是原告丧失诉讼行为能力。今天，我以原告提交的新证据证明其具备完全诉讼行为能力为由，恢复审理。恢复审理通知书和保护令写在同一张纸上，今天下午直接由我本人带到南槐。”
赵唯明看着沈问渠在公文纸上一行一行地写下去。钢笔划过纸面的声音很轻，像一把小刀划开了一层冰面。
“如果方觉晓的人挡在南槐门口不让你进去怎么办？”
“方觉晓的人，没有资格阻拦一个法官执行司法程序。联邦法律规定，妨害司法工作者执行职务，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方觉晓是区政府秘书，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一点。”沈问渠说，“但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林远舟必须用他自己的嘴巴，在法庭上把刚才你对我说的每一句话重新说一遍。不是书面证词，不是别人转述，是他本人的当庭陈述。只要他能亲口说出来，所有的证据——你的胶卷、陆远山的银行流水、范季同的病历——就会成为呈堂证供。而方觉晓，就会从被告席的幕后站到被告席的前排。”
赵唯明想起林远舟被绑在铁床上的样子——嘴角歪斜，手指发抖，说话时气音断断续续，但每一条法律条文都背得一字不差。
“他能说。”赵唯明说，“他被电击了七次，服用了十二天的神经松弛剂。但他脑子里的每一个字都还在。”
沈问渠在保护令上签了最后一个字，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枚正方形的钢印，用力盖在公文纸上。钢印落下的那一刻，发出一声沉重的闷响。
“今天下午两点，你在南槐门口等我。”沈问渠把保护令复印件递给赵唯明，“你以林远舟主治医生的身份，要求参加现场移交。方觉晓的人可以拦一个实习医生，但拦不了一个持有法院保护令的法官。到时候，你跟我一起进去。”
赵唯明接过保护令复印件，折好放进口袋里。走到门口的时候他转过身来。
“沈庭长，十四天前你没有宣布延期审理，是不是因为你早就知道林远舟不是真的疯了？”
沈问渠重新戴上老花镜，低下头继续翻阅卷宗。
“我做法官三十年，见过的真正的精神病人，都不会在法庭上背诵法律条文。”他说，“能背出来的，要么是疯子，要么是这间屋子里最清醒的人。林远舟是不是疯子，我早就有了答案。我要等的是你。”
赵唯明离开法院大楼的时候，河湾街上已经热闹起来。卖烤红薯的小贩在街角支起了铁桶，几个放学的孩子围着铁桶叽叽喳喳。他在街边买了一个红薯捧在手里，滚烫的温度透过手套传进掌心。他低头咬了一口，舌尖上炸开的甜味让他忽然意识到，自己上一次吃东西，还是昨天早上的事。
他走到招待所楼下的时候，看到乔邦国拄着木棍站在门口。老人那条肿腿已经消了一些，脸上的血色也恢复了。他看到赵唯明，没有问“拿到了吗”，只是从怀里掏出一个烤红薯递过去。
“你吃过了。”乔邦国看着赵唯明手里吃了一半的红薯，把新的那个放回怀里，“那就留着晚上吃。”
“保护令拿到了。下午两点，沈庭长亲自去南槐接林远舟。”
乔邦国点了点头，然后抬起头看着招待所对面那栋灰色建筑。那是河湾区人民政府的办公大楼，三楼一间窗户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赵唯明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看到那扇窗户的窗帘角微微动了一下，像是有人站在后面看着他们。
“方觉晓的办公室。”乔邦国说，“两年多前，我最后一次走过这条街的时候，就在那个位置停下看了一眼。那时候我想，等我查完防汛基金的账目，我会敲开那扇门，问他一句——‘方秘书，你把老百姓的防洪堤修到哪里去了？’结果那扇门我没敲开，倒是他的一纸鉴定书把我送进了南槐。”
“今天下午，你不用再敲门了。法官会替你敲。”
下午一点四十五分，赵唯明站在南槐精神康复中心的大门外。他穿着那件干净的白大褂，胸牌上“赵唯明”三个字在午后的阳光下闪闪发光。他的口袋里装着沈问渠签署的人身保护令复印件，和那份盖了最高监察署红章的公文纸。
一点五十分，一辆灰色的轿车停在门口。沈问渠从车里走出来，穿着一身深蓝色的法官制服，左胸口袋上别着联邦国徽。他手里提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公文包里装着林远舟案恢复审理的通知书和人身保护令原件。
“进去吧。”沈问渠说。
两个人并肩走进了南槐的大门。门口传达室的老头看见沈问渠的法官制服，愣了一秒，然后手忙脚乱地拿起电话。沈问渠没有阻拦他，只是不紧不慢地往前走。穿过前院，穿过门诊楼，穿过那道连接着南槐与外界的铁栅栏门。他们的脚步声在水泥地面上发出规律的回响，每一步都踩得很稳。
四号楼的铁门在午后的阳光下紧闭着。老黄站在门口，双臂抱在胸前，身后的药车停在走廊里，药车上的搪瓷托盘空荡荡的。
“开门。”沈问渠说。
老黄没有动。他看了一眼赵唯明，又看了一眼沈问渠，嘴巴张了张，但没发出声音。这时走廊深处传来了脚步声——皮鞋踩在水泥地上的声音，一步，两步，沉稳而从容。方觉晓从走廊尽头走出来，金丝边眼镜在日光灯下反着冷光。他穿着一件铁灰色的中山装，胸口口袋里别着一支钢笔，像是刚从区政府赶过来的。
“沈庭长，今天怎么有空来南槐？”方觉晓的语气很客气，像是接待一个来视察工作的领导。
“我来执行司法程序。”沈问渠从公文包里取出人身保护令和恢复审理通知书，递到方觉晓面前，“宛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恢复审理1990年第1号案件，同时依法签发人身保护令。申请人林远舟，现被拘禁于你院四号楼。我要求你立即将其移交，由这位赵唯明医生陪同，前往法院接受诉讼行为能力鉴定。”
方觉晓接过那两张纸，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他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看纸的动作从容不迫，像是在审阅一份日常公文。他把纸翻过来，看背面的法院钢印，又翻回来，看了一遍沈问渠的签名。然后把纸折好，放进了自己的中山装口袋里。
“沈庭长，你这份保护令写得很规范。”方觉晓说，“但有一个问题——林远舟已经不在南槐了。”
赵唯明的心脏像被一只冰冷的手狠狠攥住了。
“你说什么？”
“今天上午十点，根据河湾区卫生局的紧急转院通知，林远舟被转移到了省城精神卫生中心。”方觉晓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公文，展开举到沈问渠面前，“这是转院手续，上面盖着区卫生局的公章。理由是患者对南槐的治疗方案产生了抗药性，需要更高层级的医疗资源进行干预。”
赵唯明盯着那张转院通知。通知上的公章是真的，签字是真的，日期是今天上午十点。但转院通知上省城精神卫生中心的接收人一栏，签着一个他从未见过的名字。
“你把林远舟转走，是因为你知道我们拿到了证据。”赵唯明说。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赵医生。我只知道一个病人需要转院，我们按规定办了手续。”方觉晓摘下眼镜，用一块绒布仔细擦拭着镜片，“另外，沈庭长，有一件事你可能还不知道——这位赵唯明医生，今天上午已经被河湾区卫生局开除了。他不再是南槐的实习医生，没有资格参与任何病人的移交程序。他本人——”方觉晓把眼镜重新戴上，直视赵唯明，“也被河湾区精神卫生鉴定中心评估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卫生局的公文今天上午已经送达了。赵医生，你如果还有理智，应该自己去南槐报到。而不是站在这里，替一个不存在的原告申请人身保护令。”
沈问渠没有说话。他拿回方觉晓手里的保护令，低头看了看，然后抬起头来。
“方秘书，你说林远舟被转到了省城精神卫生中心。那么，省城精神卫生中心在哪个市？接收人是谁？转院车辆的牌号是什么？护送人员有哪几个？”
方觉晓的微笑停顿了一瞬间。
“这些信息属于病人隐私，不便透露。”
“根据联邦《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二条，法院在恢复审理期间有权调取与案件相关的一切证据，包括病人转院记录。你不透露，我现在就可以申请搜查令，直接调取南槐今天上午的所有转院档案。”
走廊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方觉晓没有回答。他的手指在中山装口袋边缘轻轻敲着，每一下都像在计数。赵唯明看着他，忽然意识到沈问渠刚才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对的——方觉晓最怕的不是保护令，不是证据，不是最高监察署。他最怕的，是有人在制度框架内跟他较真。沈问渠做了三十年法官，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怎么在法律程序里把方觉晓这种人逼进墙角。
“沈庭长，既然你把话说到这个份上，那我就告诉你——”方觉晓刚开口，赵唯明却看到了一个细节。
老黄不见了。
就在刚才所有人把注意力集中在方觉晓身上的那几十秒里，老黄从前台消失了。他的收音机还在播放，药车还在走廊里停着，但他本人不见了。赵唯明在四号楼的走廊里待了十五个日夜，他知道老黄抽烟要抽十五分钟，打盹会打三个小时，但从来没有在工作时间里消失不见。
除非有人命令他消失。
“沈庭长。”赵唯明压低声音，“老黄不见了。”
沈问渠没有转头，他的目光仍然钉在方觉晓身上。但他的右手在公文包上轻轻敲了两下——这是法官在法庭上提醒合议庭注意某个细节的习惯动作。他收到了。
方觉晓调整了一下站姿，把双手交叠放在身前。“既然你们执意要找林远舟，我也不好强拦。”他说，“转院车辆的车牌号是宛A-0743，护送人员是南槐护工黄德福——就是你们认识的老黄。省城精神卫生中心的接收人是该院二病区主任，姓宋。车是今天上午九点半出发的，预计下午四点到省城。”他顿了顿，嘴角浮起那个微笑，“不过沈庭长，从这里到省城开车要六个小时。你如果现在出发，到省城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法院的鉴定程序必须由原告本人到场才能启动。今晚是启动不了的。”
沈问渠把手里的保护令折好放回公文包里，扣上公文包的搭扣，然后抬起头看着方觉晓。
“方秘书，你今天没有赢。你只是把棋多下了一步。但法院和最高监察署的联合调查，会在明天早上八点准时启动。到那时候，你、卫仲谋、苏惠民和陶景安管家苏文英的名下，会多出三张搜查令和一张逮捕令。你能在今晚把林远舟转出南槐，但你没办法把海外的银行账户、防空洞里的档案室、电视塔十八层的保险柜，以及你本人，全部转移出这座城市。你只有今天晚上。”
方觉晓的笑容消失了。
走廊里安静了很长一段时间。日光灯管还在嗡嗡作响，收音机还在播放一首不知名的老歌。然后沈问渠转过身，朝四号楼的大门口走去。赵唯明跟在他身后，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回头看了最后一眼。方觉晓站在走廊中间，中山装的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姿态依然笔挺。但他的表情里有一种赵唯明从未见过的东西——不是愤怒，不是恐惧，而是一种在棋盘上看到了一步意料之外的棋之后，短暂的、无法遮掩的茫然。
“他骗了我们。”走出南槐大门之后，赵唯明说，“林远舟没有被转去省城。他还在里面。”
“你怎么知道？”
“老黄没有跟着去。方觉晓说护送人员是老黄，但老黄从走廊里消失了。如果林远舟真的被转去了省城，老黄应该不在南槐。但他消失了几十秒就回来了——我回头的时候看到他从走廊另一端的病房区探出了半个身子。他不是在护送病人，他是在转移林远舟。从四号楼的某个病房，转到了南槐院子里方觉晓认为我们找不到的另一个地方。”
“南槐的院子很大，你不可能一间一间地搜。”沈问渠说。
“不用搜。”赵唯明说，“我知道他在哪里。”
他转身朝南槐的后院走去。沈问渠站在原地，看着那个年轻医生的背影消失在门诊楼的拐角处。法官没有跟上去——一个法院庭长跟着一个被开除的实习医生在精神病院里找失踪的病人，这件事本身就不符合任何司法程序。但沈问渠站在原地没走。他在等。
赵唯明穿过门诊楼，穿过住院部，穿过那道一直没有修好的后门。他沿着围墙根走，走到四号楼外墙和太平间之间的那堵矮墙。矮墙后面，是范季同二十年前第一次在南槐值夜班时发现的、后来被乔邦国用木棍在地上画进地籍图里的那个废弃锅炉房。
锅炉房的铁门锈迹斑斑，锁扣上挂着一把崭新的挂锁。那把锁不是范季同装的，不是乔邦国装的。是新挂上去的，锁体上还没有来得及用酸洗出假锈。老黄刚才消失的那几十秒，只够他把一个病人在手忙脚乱中推进一扇门，然后挂上一把新锁。
赵唯明从地上捡起一块砖头，对准那把新锁砸了下去。第一下锁歪了，第二下锁扣断裂，挂锁掉在地上，发出哐当一声脆响。他推开锅炉房的铁门，下午的阳光从他背后灌进去，照亮了那个满是煤灰和蛛网的黑暗空间。
锅炉房角落里，林远舟被绑在一把破旧的木椅上。
他的双手被反绑在椅背后面，用的是医院里常见的绷带。他的嘴巴上贴着一块医用胶带，额角有一块新鲜的淤青。但他没有闭眼睛，没有低头，没有失去意识。他在黑暗中睁着眼睛，眼珠在赵唯明推门的那一刻转了过来，聚焦在赵唯明的脸上。
赵唯明走过去撕掉他嘴巴上的胶带，解开绷带。林远舟从木椅上站起来，腿因为被绑得太久而发软，晃了两下才站稳。他扶着赵唯明的肩膀，深吸了一口锅炉房里满是煤灰味的空气。
“你找到陆远山了？”他问。
“找到了。”
“保护令签了？”
“签了。但方觉晓说你已经被转院了。”
“我没转。”林远舟说，“我一直在这里。”他顿了顿，揉了揉被绷带勒出红印的手腕，“你走了之后，范季同没有再回来。他是在电视塔第十八层被抓的。老黄半夜摸进他的值班室，拿走了他抽屉里所有关于深度方案的治疗记录。今天一早方觉晓就把我转移到这里，然后伪造了转院通知。他们说最迟今晚，就会有一辆真的转院车来把我拉走，送到一座不在任何地图上标注的私人疗养院。”
“他来不及了。陆远山今晚去省城飞京城，把所有的证据呈报最高监察署总部。明天早上八点，联邦最高监察署的搜查令和逮捕令会和沈问渠恢复庭审的通知书同时到达宛州。”
林远舟从锅炉房里走出来，站在午后的阳光下闭上了眼睛。十五天来第一次，他的脸完整地沐浴在自然光里，没有铁栏杆的阴影，没有气窗的栅格。他的皮肤因为长期缺乏光照而苍白，他的头发乱成一团，他太阳穴上被电极片烧伤的焦痕还没有愈合。但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赵唯明看到那双眼珠里有什么东西正在被重新点燃。
“那我们还等什么？”林远舟说。
赵唯明扶着他走过太平间旁边的那堵矮墙，走过门诊楼后面的碎石路，走过那道一直没有修好的后门。沈问渠还站在南槐大门口，看到赵唯明搀着一个人走出来的时候，老法官的花白眉毛在午后的光线里微微抬起。
“沈庭长，”赵唯明说，“这位是林远舟。”
沈问渠看着林远舟。那个十四天前穿着白衬衫在法庭上慷慨陈词的原告，现在瘦了一圈，脸上带着伤，走路还需要人搀扶。但他的腰杆是直的，和十四天前一模一样。
“林远舟，”沈问渠说，“明天早上八点，宛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将恢复审理林远舟诉河湾区人民政府行政侵权案。你能出庭吗？”
林远舟站直了身体。他松开赵唯明的肩膀，自己站稳，然后举起右手，做了一件十四天来没有人能在南槐四号楼里做的事。
他指着联邦国徽的方向，一字一顿地说：“原告林远舟。到庭。”
远处河面上，一艘运沙船拉响了汽笛。长长的鸣声在午后的阳光中扩散开来，越过了河湾公园的梧桐树，越过了菜市场后巷田师傅的修锁摊，越过了正在招待所里望着窗外发呆的乔邦国老人，一直传到了河湾宾馆七楼那扇紧闭的窗帘后面。
陆远山推开窗户，手里拎着早已收拾好的公文包，听到那声汽笛穿透了宛州市十五日未散的阴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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