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天，宛州下了一场太阳雨。
雨不大，淅淅沥沥地落在河湾区老码头废墟的断壁残垣上，把那些被推土机碾碎的砖瓦浇得发亮。林远舟站在自家老宅的地基上，雨水顺着他的头发往下淌，流过太阳穴上那块电极片烧伤的焦痕，流进衬衫领口。他没有打伞。沈若兰站在他身后，撑着伞，伞面大半都偏在他那一边，自己的半边肩膀湿透了。
“地基还在。”林远舟说。
老宅被拆掉了一半。推土机是在他被送进南槐之后的第三天开工的，拆了堂屋，拆了东厢房，拆了那面糊着旧报纸的墙。但拆到西厢房的时候，方觉晓忽然下令停工。不是因为良心发现，而是因为卫仲谋发现老防空洞的入口正好在西厢房地砖下面——如果推土机再往前推进两米，地下的防空洞就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所以他们拆了一半，留了一半。拆掉的那一半，是林远舟祖宗三代的居所。留下的那一半，是他们不敢碰的秘密。
“我已经让赵唯明把防空洞入口的坐标和照片交给了周湄。”林远舟蹲下来，用手指摸了摸地基上的一块花岗岩基石，“这块石头是我爷爷从老码头捡回来的，他说这是抗战时期修防空洞挖出来的。他拿它做了门槛。我小时候每天踩着它出门上学。”
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雨水。
“若兰，那份和解协议还在你那里吗？”
沈若兰从怀里掏出一张折得整整齐齐的纸。那张纸被反复折叠过的痕迹很深，折痕处已经磨出了毛边。那是她十五天前被方觉晓逼着签下的和解协议——河湾区人民政府撤回强拆决定，林远舟家属放弃一切诉讼请求。她签了，手没抖，眼泪也没掉。因为她当时想明白了一件事：他们怕的不是他们闹，他们怕的是他们活着。
“今天下午，这份协议就会变成废纸。”林远舟说。
“为什么？”
“因为沈问渠今天上午告诉我，合议庭已经做出裁定——原告追加的诉讼请求全部受理。方觉晓、苏惠民、卫仲谋列为本案连带责任人。陶景安列为特别调查对象。这份和解协议的签字日期是1990年8月26日，那天我人已经在南槐了。一个被非法拘禁的原告，他的家属在被胁迫状态下签署的和解协议，在法律上是无效的。”
他把协议从沈若兰手里接过来，展开，看着上面方觉晓龙飞凤舞的签名。
“方觉晓签这个名的时候，一定觉得自己已经赢了。”
雨停了。阳光从云层缝隙里漏下来，在湿漉漉的地面上投下斑驳的光斑。林远舟把那份协议折好放进口袋里，和赵唯明给他的那枚木制平安扣放在一起。
两个人沿着老码头的河堤往回走。走到河湾公园门口的时候，他们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顾远。
陶景安的秘书站在公园门口的梧桐树下，穿着一件深蓝色的中山装，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他的脸色很差，眼袋很重，像是好几夜没有睡觉。他看到林远舟，往前走了两步，又停下来，像是在犹豫自己的脚步应该停在哪个刻度上。
“顾秘书。”林远舟的语气很平静，“你是来找我的？”
“不是找。是等。”顾远说，“我从早上就站在这里了。我去过法院，旁听席满了，我进不去。我又去了南槐，门卫说四号楼封了。我来这里等，是因为我知道你迟早会回来看你的房子。”
“你想说什么？”
顾远沉默了几秒钟。一辆洒水车从他们身边缓缓驶过，喇叭里放着几十年不变的电子音乐，水花溅到他的皮鞋上，他没有躲。
“范季同还活着。”
这五个字像一颗石子投入死水。林远舟的表情变了，沈若兰握着伞柄的手指收紧了。
“方觉晓那天晚上没有对他动手。”顾远说，“不是不想，是不敢。范季同在走进电视塔之前，已经把一份完整的深度方案执行记录——二十年的治疗记录、十一个病人的病历副本、方觉晓每一份手写指令的复印件——装进了一个档案袋，寄给了京城。收件人是联邦最高监察署署长办公室。他寄信的时间是1990年9月11日下午四点二十分，距离他走进电视塔第十八层，刚好早了一个小时。”
林远舟想起了赵唯明跟他说过的那一幕——范季同站在十八层走廊尽头，背对着落地窗外宛州市满城的灯火，堵在方觉晓面前。所有人都以为他是在用自己的身体挡住去路。其实那只是一个六十岁老人在完成了最后一件事之后，用肉身画的一个句号。
“方觉晓抓了他，审了他一夜，逼他说出那封信寄到哪里去了。”顾远说，“范季同从头到尾只重复一句话——‘寄到该寄的地方’。今天早上八点半，联邦最高监察署的周湄带着逮捕令走进宛州的那一刻，方觉晓终于明白，那封信寄到哪里去了。他松开了范季同的手铐。范季同现在在宛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轻度失温，左脚三根脚趾冻伤，可能需要截掉。但人活着。”
林远舟转头看着河湾公园人工湖的方向。湖面上雾气还没散尽，通风井的井盖安静地躺在草地上，和昨天下午赵唯明和乔邦国爬出来的时候一模一样。
“你为什么要来告诉我？”林远舟问顾远。
顾远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摊在手心里。那是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两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穿着白大褂，站在一棵梧桐树下。左边的是范季同，右边的是顾远本人。照片背面有一行褪了色的钢笔字——“1970年秋，宛州医学院。”
“这张照片是方觉晓二十年前拿去逼他签字的那张。”顾远说，“他留着。二十年没有扔掉，也从来没有给我看过。昨天范季同被从电视塔里带出来的时候，这张照片从他白大褂的内袋里掉出来，方觉晓的人把它扔进了垃圾桶。我捡了回来。”
他翻过照片，看着背面那行字。
“二十年前，我不敢承认我认识他。因为一旦承认，方觉晓就会拿我跟他做交易。二十年后，他已经冻掉了三根脚趾，而我还在替陶景安管家查门禁记录。”顾远把照片放回口袋里，“周湄上午找我谈过话。我把磁卡交出去了。十八层的门禁记录、电视塔的消防备案、陶景安办公室的空调系统结构图，全部交出去了。我现在站在这里，不是陶景安的秘书，而是一个证人。”
林远舟看着这个在陶景安身边待了十二年的人。他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资格原谅顾远，但他知道一件事——范季同用了二十年才跨出那一步，而顾远用了两天。
“顾秘书，你的证词会在法庭上用到。”林远舟说，“到时候你站的位置，可能不在旁听席。”
顾远点了点头。他转过身沿着河堤往回走，走了几步又停下来，转过身来。
“林远舟，你知道吗，范季同从电视塔被送去医院的时候，医生说他的体温已经降到了三十四度以下。一个六十岁的老人在冰水里游了三百米，爬上了十七层楼，还能站在方觉晓面前说话。”他顿了顿，“医生说，他那一口气撑到了周湄走进宛州的那一刻才松掉。他从头到尾没有失去意识。他一直醒着。”
林远舟低下头看着自己手腕上的淤痕。那是十五天的束缚带勒出来的，紫红色已经褪成了淡黄色，但痕迹还在。他想起范季同在治疗室里跟他说过的那些话——“我是一个在电车难题里选择了碾过别人的扳道工。区别在于，我碾过的每一个人都有名字。”他一直以为范季同说这话的时候是在忏悔。现在他才明白，那不是忏悔。那是一个人用了二十年把一份名单记在脑子里，然后在最后一刻一个一个地把名字还给了他们。
下午两点，赵唯明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醒来。
他昨天跟周湄谈了一整夜。把胶卷、银行流水、陶景安的笔记、苏惠民的鉴定书统计数据、方觉晓的备忘录——所有的东西一样一样地交出来。周湄每收一件就在登记表上打一个勾，打到最后一个的时候，她抬起头来看着他。
“赵医生，最高监察署会在三周之内完成所有证据的初步核查。但你应该知道，这次调查的最终目标不是方觉晓，也不是卫仲谋。”
“我知道。是陶景安。”
周湄没有接话，但她看他的眼神里有一种不加掩饰的郑重。赵唯明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到陶景安被送进被告席的那一天——他是一个被开除的实习医生，他的强制入院令虽然被最高监察署的立案决定书冻结了，但冻结不等于作废。他的档案上还留着方觉晓写的最后一行评语——“此人具有偏执型人格障碍倾向，建议纳入深度方案”。
但此刻他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听到走廊尽头传来脚步声。他抬头，看到林远舟和沈若兰朝他走过来。林远舟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袋子里装着一瓶橘子汽水和两个馒头。
“早饭。哦不对，下午饭。”林远舟把塑料袋放在他手里。
赵唯明拧开汽水瓶盖，仰头喝了一大口。气泡在他的舌尖上炸开，甜得呛人。他看着林远舟手里的那份和解协议，折痕已经磨出了毛边。
“那份协议什么时候交给沈问渠？”赵唯明问。
“今天下午。”林远舟说，“但沈问渠跟我说了一件事——合议庭同意把陶景安列为特别调查对象，但逮捕陶景安需要联邦议会的豁免权解除令。陶景安现在是联邦议会财经委员会副主席，他拥有联邦议员的身份豁免权。最高监察署可以调查他，但不能逮捕他，除非联邦议会投票解除他的豁免权。”
赵唯明放下了汽水瓶。
“那周湄现在能做什么？”
“她已经向联邦议会纪律委员会提交了豁免权解除申请。纪律委员会最早在下周一开会。从今天到下周一，还有五天。五天之内，如果陶景安离开了九嶷联邦的领土，最高监察署的逮捕令就会变成一张废纸。”
赵唯明想起陆远山告诉他的那个日期——星期一。苏文英周一早晨飞回宛州，陶景安的计划是让管家在周一之前完成保险柜的清查和海外账户的转移。今天是周二，距离周一还有六天。但如果陶景安决定提前出逃，他可能根本不会等到周一。
“苏文英在哪？”赵唯明问。
“京城机场。陆远山在那边布了人。”林远舟说，“但陶景安本人还没有离开宛州的迹象。顾远说他的办公室今晚亮着灯。他在烧文件。”
走廊里安静了一会儿。赵唯明看着对面那扇紧闭的病房门，那是范季同躺着的房间。透过门上的玻璃窗，他能看到范季同的左脚被纱布裹成了一个白色的茧子，输液管里的药液一滴一滴地往下落。那个男人在南槐四号楼的铁门后面当了二十年共犯，又在最后一刻用三根脚趾和一封寄给京城的信，把自己从共犯变成了证人。
“乔邦国让我把这个给你。”林远舟从怀里掏出一个铁盒子，打开。里面是一把黄铜色的钥匙，齿牙上生了暗红色的锈。赵唯明认出那是老田给三号门配的那一把。
“他说，事情结束后，你也许还需要打开一扇门。”
赵唯明接过钥匙握在掌心里。金属的温度很凉，但不像防空洞的水那么刺骨。
“还有一件事。”林远舟说，“今天下午我要去宛州市人民医院做神经功能鉴定。沈问渠安排的，司法鉴定中心的三个专家同时在场。鉴定的目的不是要证明我的精神状态——那个已经在法庭上自证了。鉴定的目的是要证明那七次电休克在我大脑里留下的器质性损伤。如果鉴定结果出来，上面写着‘不可逆性认知功能损伤’，那我就是方觉晓在我身上留下的最后一样证据。”
赵唯明看着他。林远舟说这句话的时候脸上没有表情，像是在陈述一个与己无关的病理报告。但赵唯明知道那七个字——“不可逆性认知功能损伤”——对一个已经把《行政诉讼法》背了一千多遍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有一天，也许再过五年，也许再过十年，林远舟会发现自己在念到某一条法律的某一个字的时候，忽然想不起来那个字是什么。它会像一个被电击烧掉的神经突触一样，永远地消失在黑暗里。
“鉴定的时候你怕吗？”赵唯明问。
“不怕。”林远舟说，“我的记忆会衰退，但法庭的判决不会。它会被写进联邦判例汇编，会被印在法学院的教科书上，会被下一千个站出来的林远舟引用。我的大脑是暂时的，但判例是永久的。”
窗外，雨后的阳光透过医院走廊的玻璃窗照进来，在地面上投下一道明亮的光斑。光斑的边缘，沈若兰正低头整理着丈夫的衬衫领口。她的手指很轻，轻得像在触摸一个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人。而走廊尽头电梯的蜂鸣声短促地响起，门缓缓滑开，几个穿白大褂的医生推着一台脑电图机走了出来。那台机器的电极线在空气中轻轻晃动，像是一束从人体神经末梢伸出来的、看不见的花。
暂无评论，来抢沙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