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二十日,朗州放晴了。
萧远在朗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会议室里睡了三个小时。说是睡,其实只是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睛,外套盖在身上,手机握在手里,震动调到了最大。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里漏进来,在他脸上投下一道道明暗相间的条纹。他睁开眼的时候,方建明正坐在对面,面前摆着两杯刚打回来的热豆浆和四个包子,包子还冒着白气。
“吃。”方建明把豆浆往他面前推了推,“你昨天一整天没吃东西。”
萧远接过豆浆喝了一口。滚烫的液体顺着喉咙滑下去,他才意识到自己确实饿了。他咬了一口包子,肉馅的,肥瘦相间,油脂在舌尖化开,带着一种粗糙而真实的饱足感。窗外的朗州城在阳光下缓缓苏醒,远处传来早市的叫卖声和自行车铃铛的脆响,生活在这座城市的肌理中照常运转,仿佛昨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但萧远知道,昨夜发生了很多事。周明远的尸体被法医运走,那盘磁带作为物证被封存,孟欣在凌晨时分主动到朗州市局做了一份长达四个小时的笔录,董启明从海城出发,正在驾车前往朗州的路上。而林默——林默消失在青山墓园后山的松林里,至今没有任何踪迹。
专案组的联合会议在上午九点召开。参会的不只是朗州和滨海的人,还有从新岚国警察总署连夜赶来的两位刑侦专家。会议桌中央摆着五封信的复印件,按照寄送顺序一字排开:陆正阳、沈曼青、董启明、韩志远、周明远。每一封信旁边标注了收件人的状态——死亡、存活、失踪、自杀。五种不同的结局,像五枚落在同一张棋盘上的棋子,每一枚都压在同一个问题的答案上。
萧远站起来,走到白板前,用马克笔画了一张时间线。
“五年前的十一月十九日,叶琳自杀。五年后的十一月十九日,林默完成了五封信的全部寄送。这五年里,他做了三件事。”他在白板上依次写下三个词:收集、写作、等待。
“第一,收集。他收集了诺华科技内部投诉委员会的全部真实记录——不是公司对外公布的摘要版本,而是原始的、没有被删改过的版本。包括韩志远和董启明之间的邮件、孟欣修改措辞前的结论草稿、周明远那张被淹没的赞成票、陆正阳发来的那句‘干净’的短信、沈曼青被压下来的报道原稿。他用将近两年的时间,把这些碎片从档案室、服务器、旧电脑和不愿意开口的人手里一块一块地挖出来。”
“第二,写作。他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把每一份碎片都变成了情书。陆正阳收到的是七行诗——关于镀金的誓言。沈曼青收到的是七行诗——关于被贩卖的真心。董启明收到的是一句条件——坦白,或者等待他回来。周明远收到的是一句‘谢谢’——刀尖上的谢谢。韩志远收到的信我们没有找到,但从韩志远失踪前的行为判断,那封信让他选择了转账、赴约、离开。”
“第三,等待。他等了五年。不是等忘记,不是等放下,是等十一月十九日。这一天是叶琳的忌日,他把所有的信都安排在这一天前后寄达。这不是冲动犯罪,这是一场以年为单位的仪式。”
萧远放下马克笔,转向会议桌旁的所有人。
“现在的问题是——林默本人去了哪里,以及,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
总署来的刑侦专家姓郭,五十多岁,头发花白,是研究连环犯罪心理学的权威。他推了推眼镜,用一根手指轻轻敲着桌上那五封信的复印件,开口时声音不紧不慢,但每个字都带着一种被大量案例验证过的笃定:“按照萧队刚才梳理的时间线和行为模式,林默不属于典型的连环杀手。典型的连环杀手在作案后会获得心理满足,这种满足感会随着时间消退,驱使他们再次作案。但林默的作案动机不是满足感,是完成。他在完成一个任务。任务完成了,他就停了。”
“你是说,他不会继续作案?”方建明问。
“如果我们的分析没有错,五封信已经全部寄出,他的名单已经清空了。”郭专家说,“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会自首。更可能的情况是,他会选择一种和他行为模式一致的方式退出——安静、可控、不留痕迹。他可能会消失得更彻底,或者——”他停顿了一下,目光落在萧远身上,“或者他会像他信里写的那样,自己来见你。”
萧远没有回应这个判断。他低头翻看着自己的笔记本,那一页写着林默在信中的原话——“明天之后,我会自己来见你。”明天已经到了。但林默还没有来。
会议结束后,萧远接到了刘畅从海城打来的电话。董启明已经到了朗州,没有回家,没有去酒店,直接开到了朗州市公安局门口。他坐在车里坐了将近半个小时,然后推开车门,走进大厅,对接待台的值班民警说了一句话:“我叫董启明。五年前诺华科技性骚扰案,我做了虚假陈述。我是来自首的。”
萧远和方建明赶到接待大厅的时候,董启明正坐在长椅上。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风衣,没有打领带,衬衫领口微微敞开,头发没有像往常那样用发胶固定,几缕灰白的发丝垂在额前。他看起来比在海城酒店里老了不止十岁——眼袋沉重,嘴角的法令纹像两道被刀刻出来的沟壑,手指交叉放在膝盖上,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看到萧远走过来,董启明站了起来。两个人面对面站了片刻。董启明先开了口,声音沙哑而平稳:“萧队长,我在海城跟你说过,当年的事我处理得不够漂亮,有瑕疵。那不是瑕疵。那是造假。我从一开始就知道叶琳的投诉是真实的。我在听证会前三天和韩志远商量好了结论。我让孟欣把结论的措辞改得更像‘双方自愿’。我在听证会上对着叶琳的脸说‘请你理解,公司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假的。”
他从风衣内侧口袋里拿出一个牛皮纸文件袋,递给萧远。“这是我和韩志远、孟欣之间关于听证会的全部邮件往来。原件。五年来我一直留着,不是因为我打算坦白,是因为我害怕有一天被人翻出来,我需要用它做交易。昨天晚上林默在视频里对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你留着那些邮件是为了交易,但交易的对象搞错了。你不该用它们来换自己的安全,你该用它们来换一个答案。”
“什么答案?”萧远问。
“‘如果我交出去,叶琳能活过来吗?’”董启明的声音在说到这里的时候终于出现了一丝裂痕,像一块被冻得太久的玻璃突然遇到热水,裂缝从中心向四周蔓延,“他说不能。然后他说——那你交出去,不是为了她。是为了你自己。”
萧远接过文件袋,没有打开。他让人带董启明去做正式笔录,然后走到大厅门口,站在台阶上,看着朗州冬日上午的阳光铺在停车场上。方建明从后面走过来,递给他一支烟。萧远摆了摆手,方建明自己点上,深深吸了一口。
“董启明自首,孟欣做了笔录,周明远死前录了磁带,韩志远转了账然后失踪——五个人里,四个在最后的二十四小时内以各自的方式承认了自己做过的事。”方建明吐出一口烟雾,眯着眼睛看向远处,“林默杀了两个人,逼疯了一个,逼得两个人在死前说出真相。你说他到底是罪犯,还是别的什么?”
“他是罪犯。”萧远说。他的声音很平静,没有犹豫。“他杀了陆正阳,杀了沈曼青,杀了周明远。不管他的动机是什么,他触犯了法律。这一点没有任何讨论的余地。”
方建明转头看着他。“那你为什么在墓园放他走?”
萧远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方建明以为他不会回答了。然后他开口,声音低得像是说给自己听的:“我没有放他走。我只是没有追。这两件事不一样。”
方建明张了张嘴,最终没有追问下去。他把烟抽完,烟蒂在鞋底碾灭,转身回了大厅。萧远一个人留在台阶上,阳光照在他脸上,暖洋洋的,但他的手是凉的。他把手插在外套口袋里,指尖碰到了那封信——叶琳写给林默的信,林默在信封背面写上了萧远的名字。
他还没有拆。
不是因为不敢。是因为他知道,拆开这封信,就意味着接受林默在信里给他的那个位置——收件人,也是寄件人。林默在邀请他成为这个故事的一部分,不是作为追捕者,而是作为一个同样在深夜翻过旧信的人,一个同样站在某个悬崖边缘过的人。他还没有决定要不要接受这个邀请。
下午三点,萧远带着那封信,一个人开车去了朗州市图书馆。
图书馆坐落在老城区一条安静的梧桐街上,是一栋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白色建筑,外墙爬满了已经枯萎的爬山虎藤蔓。他走进去,在地方文献阅览室里找到了五年前沈小娟——沈曼青——查阅过的那台旧服务器终端。图书馆的管理员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戴着老花镜,听说他是警察,没有多问,帮他把终端打开了。
萧远在服务器的文件夹深处,找到了一个命名为“叶琳”的目录。目录里是沈小娟当年收集的全部采访素材——叶琳的邮件截图、听证会记录的照片、匿名员工的电话录音文字稿、以及一个未完成的文档,文档名叫“终稿-未发出”。
他打开那个文档。文档的最后一段,是沈小娟在五年前十一月十八日深夜写下的一段话。那段话没有出现在方建明念给他听的报道原稿里,因为它不是报道的一部分。它是沈小娟写给自己的。
“今天叶琳打来最后一个电话。她的声音比上一次更平静,平静到让我害怕。她说她不再需要我帮她发报道了。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太晚了。我说不晚,这篇报道我还在改,改完了我一定发。她在电话那头笑了一下,说了一句话——‘沈记者,谢谢你。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写出来的真相没有人看,说出来话没有人听,不要恨你自己。因为那不是你的错。是这个世界上想听真相的人本来就不多。’”
萧远把这段话读了两遍。然后他关掉文档,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叶琳在五年前就知道真相可能不会被听到。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不是在控诉,不是在诅咒,而是在安慰一个她甚至没有见过面的记者——不要恨自己,不是你的错。她在那个无人倾听的世界里,仍然试图保护每一个试图倾听她的人。
而林默选择了相反的方向。他要让每一个人都听到。不管他们愿不愿意。
傍晚时分,萧远回到朗州市局。方建明在门口等他,手里拿着一份刚打印出来的文件,表情比任何时候都严肃。他把文件递给萧远,说:“韩志远找到了。”
萧远翻开文件。韩志远在凌晨时分被发现在朗州郊区一家廉价旅馆的房间里。他还活着。他坐在房间的书桌前,面前摊着一沓写满了字的信纸。旅馆老板因为看到他房间灯一直亮着、敲门无人应答而报了警。警察到达时,韩志远正在写最后一页。从昨晚离开宏泰大厦到现在,他写了整整一夜,写了将近五十页纸。内容是他作为诺华科技法务总监和内部投诉委员会主席,在叶琳案中从始至终的全部决策过程。
警方问他为什么要写这个。韩志远的回答只有一句话——“林默问我,你还能做什么。我说我什么都做不了了。他说不对,你还能做一件事。把真相写下来。不是别人写的,是你自己写的。每一个字,你自己写。”
方建明看着萧远的脸,试图从那张疲惫而冷静的面孔上读出一些反应。“韩志远现在在医院,身体没有大碍,但精神状态很差。他在写完那些东西之后,试图割腕。被旅馆老板发现的及时,捡了一条命。他写的那五十页纸,可以作为司法证据。”
萧远把那封叶琳的信从口袋里拿了出来,放在韩志远那份笔录的旁边。两样东西并排摆在桌上,一封是五年前被害者写给爱人最后的话,一份是五年后加害者写下的第一份真实口供。中间隔着的不是一张桌子的距离,是一千八百多个日夜,是五个信封,三条人命,和一个站在松林边缘的模糊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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