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鉴定的结果比预想中来得快。省鉴定中心派了三位笔迹专家分头比对，用了五天时间对授权函、地下室确认单、曹建明档案复核页上的方卓然签名做了系统检验。第六天上午，钟检察官给林远打了一个电话，声音隔着听筒传过来，平稳而明确：“三项签名均系同一人书写，无伪造或摹写痕迹。谭振华那边提出的异议被驳回了，理由是他在送检样本中混入了非同期样本作为比对材料，不符合规范。”
林远听完，说了声“知道了”，挂掉电话坐在办公桌前没动。窗外的蝉在叫，太阳把百叶窗的影子投在地砖上，一道一道平行的暗纹，像是某种栅栏。他站起来走到窗边，把百叶窗推上去，阳光一下子灌进来，刺得他眯了一下眼。他站在那儿看了几秒钟院子里那棵梧桐树，然后转身把桌面上的材料整理好，拿上外套出了门。
他去了何秀珍家。六楼的门打开时，何秀珍穿着一件洗旧的枣红色开衫，头发比上次见时白了一些，但眼神依然清亮。林远把鉴定结果的复印件递给她，何秀珍接过去看了很久，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读完最后一行时她把纸放在茶几上，用手掌轻轻压平边缘，没有流泪也没有颤抖，只是安静地坐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他当年写的那些字，现在终于有人信了。”
林远没有久留。他离开何秀珍家之后又去了黑风渠村，在村口找了半天，终于在渠上游一片杨树林里找到了苏达。苏达坐在一块水泥墩上，膝上摊着一本旧笔记本，正在往上面抄写什么东西。看见林远走过来，他把本子合上放在一旁，说：“鉴定结果出来了？”
“出来了。方卓然的签名全部确认有效。”
苏达点了点头，脸上没有惊喜，像是早就料到了这个结果。他说：“那你接下来要处理刘芳那条线了。那张存折虽然是方卓然的名义放的，但户名是刘芳，法律上她才是存款人。如果刘芳否认那张存折是她主动开的，方卓然可以推说那是他存放在她名下的私人资金，跟本案无关。”苏达从兜里摸出一包皱巴巴的烟盒，抽出一根叼在嘴里但没有点，“你找过刘芳本人没有？”
林远说：“宋嘉查到了她在上海一家医疗器械公司做行政主管。我打算明天飞一趟上海，当面问她。”
苏达把烟从嘴里拿下来，捏在指间转了一下。“你去找她的时候，不要提方卓然，先问她那张存折的事。她如果承认是她自己开的户，下一步就顺了；如果她说不知道，你就把存折开户记录上的联系人地址给她看，那个地址是方卓然在上海的住宅。她会明白你不会轻易放过这条线。”
第二天一早，林远飞了上海。他按照宋嘉提供的地址找到了刘芳工作的那家医疗器械公司，在一栋商务楼十一层，前台带他到会客室等了十分钟。门推开时进来的女人约四十五岁，穿一套深蓝色职业套裙，头发盘得整齐，妆容精致但眼神透着警觉。她坐下之后双手交握放在桌面上，直接开口说：“林警官，人事部告诉我你是从河沧来的。我离开河沧快二十年了，没想到还有人找我。”
林远把存折的照片从手机里调出来，翻转屏幕朝向刘芳。“这张存折是九八年以你的名字开立的，开户金额五万元，存入网点是省城人民银行营业部。你还有印象吗？”
刘芳的目光落在屏幕上，她的表情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但她交握的手指紧了一下，指节泛白。她沉默了几秒，然后说：“这张存折不是我自己办的。九八年秋天的时候方卓然找我，说是公司有一笔资金需要借用一个在职员工的名字开户，存折和密码都由他保管，我不需要过问。我当时刚从学校毕业两年，不敢拒绝，就去了银行签了字。那张存折开好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它。”
林远问：“方卓然当时有没有解释为什么要用你的名字？”
刘芳垂下眼睛，犹豫了一会儿才说：“他说他的个人账户被总部监控了，有些资金不方便走自己名下。我当时信了。后来我慢慢想明白，那些钱不是他的个人资金，是用来处理一些不能走公司账的事情的。”她说到这里抬眼看林远，“我这些年一直在想要不要主动去说这件事，但我怕一旦说了，我会被牵连进去。”
林远从包里取出一份笔录纸，放在桌面上。“你现在把刚才说的这些话写下来，签上名字。我可以向检方说明你是主动配合，不会追究你的知情责任。”
刘芳拿起笔，在笔录纸上写了起来。她的字工整而细密，写得很慢，像是在把一段压在心底多年的重量缓缓放到纸面上。写完之后她签了名字和日期，把纸推回林远面前，然后说了一句：“方卓然当时跟我说过一句话——‘这张存折上的日期以后也许会救命’。我当时没懂是什么意思。现在懂了。”
林远把笔录纸折好收进包里，站起来道了谢。他走出商务楼时正是中午，上海的阳光白晃晃地照在写字楼的玻璃幕墙上，反射出一整片刺目的光斑。他站在路边等了一会儿出租车，手机响了一声，是宋嘉发来的消息：“刘芳那边的情况，我在数据库里查到了一条补充记录。她九八年在省城人民银行开户时，填写的关系人那一栏写了一个名字——不是方卓然，是郑启明。她在关系描述栏填的是‘同事’。也许她当时留了一个心眼，把郑启明写成了关系人，这样万一存折出问题，她可以说自己只是帮同事代办的。”
林远看完这条消息，收起手机上了出租车。他靠在后座上，看着窗外上海街景在午后的光线里快速掠过，心里面有一根弦终于松下来了一点。刘芳的陈述加上了那条关系人记录，将方卓然用她名字开存折的动机彻底锁死——如果这张存折是郑启明的同事代为开户的，而郑启明本人已经失踪，那这笔钱的用途就只能指向方卓然的私密安排。而存折上的那个日期，正好是郑启明失踪的日子。
他回到酒店收拾行李，订了傍晚的高铁回河沧。在去火车站的路上他给老周发了一条消息，简短地总结了上海之行的结果。老周的回信只有四个字：“回来再说。”他到了火车站，过了安检，在候车厅找了个角落坐下，把刘芳的笔录纸又拿出来看了一遍。她把方卓然说的那句话写在笔录纸的末尾——“这张存折上的日期以后也许会救命。”这句话从一个商人口中说出来，显得过于沉重，不像是在说资金用途，更像是在说一份保险。一份在事情败露时可以用来谈判的保险。但他把它存在了陈克勤那里，而不是自己手里——说明他想保的那条命，不是他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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