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卓然被带进县局审讯室的时候，律师还没有到。他坐在那张铁质椅子上，面前是空白的笔录纸和一支没开盖的圆珠笔。他没有要求喝水，也没有要求打电话，只是把双手放在桌面上，五指张开，像是在等一份他自己也不确定会不会来的外卖。林远站在单向玻璃后面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走进了隔壁的办公室。
老周坐在那边，手里拿着郑启明那封信的复印件——原件已经送技术科做纸张年代检测和笔迹鉴定，复印件上的字迹依然清晰。信的开头是“秀珍，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已经不在了”，后面三页纸写满了一个科研人员在良知和职业压力之间反复撕扯的过程。他详细记录了“K-7”制剂从动物实验转入人体试验的全部过程，其中最关键的一段写道：“方卓然在九七年二月会议上明确指示，慈安点的试验不受伦理审查约束，所有数据以‘医疗救助观察’名义归档。我提出书面反对，他当面撕了我的意见书，然后告诉我‘瑞生的记录系统里不需要第二套声音’。”
林远把这一行字用荧光笔划了出来。他继续往下读，信的后半部分列出了郑启明认为可以作证的人员名单——四个人：一位当时参与数据录入的文员、一位负责样本运送的司机、一位养老院的夜间值班护士，以及最后一个人名，郑启明在旁边加了括号注明：“省报社会新闻部记者，苏达。我跟他见过两次面，第一次给了他试验概述，第二次给了他一份受试者名单摘要。如果我的正式举报被压下，苏达那里至少留有原始线索。”
林远放下信纸，抬头看了老周一眼：“苏达。九七年在省报，社会新闻部。这个记者还在吗？”
老周没有说话，他拿起手机拨了一个号码，跟对面说了几句，然后放下电话。“省报人事那边说，苏达九八年夏天辞职了，之后去向不明，没有登记档案。但他当年采写的几篇稿子被撤过稿，其中有一篇的标题叫《谁的晚年谁做主》，讲的是养老机构中老年人权益受损的问题。那篇稿子排了版没发，据说是被总编临时拿掉的。”
林远拿起信装进包里，站了起来。“我去找何秀珍。这封信本身就是寄给她的，她有权利第一个看到。”
他开车再次去了城南那片老宿舍楼。爬六楼的时候他比上次快了，心跳在胸口砰砰地顶着肋骨。何秀珍开门时手里还拿着一个搪瓷杯，看见林远的表情，她把杯子放到了鞋柜上，退开半步让出了进门的路。
林远坐下之后把信封从证物袋里取出来，递给她。他用很轻的声音说：“这是郑工写的，应该是他出事之前包好的。我们从黑风渠上游一条暗管里找到的，他写好了没来得及寄。”
何秀珍接过信封的手指在颤抖。她把信封翻到背面，看到那行“交何秀珍，若我不归”的铅笔字时，嘴角抿紧了，绷成一条没有血色的线。她没有立刻拆开，而是把信封贴在胸口上贴了几秒，像在等那股纸和胶水的气味重新回到她记忆里。然后她拆开封口，把信纸抽出来，一页一页地看。看第一页的时候她眼眶红了，看第二页的时候眼泪掉了下来，落在纸面上洇开一小团灰蓝色的晕圈。她没有出声，只是把信从头到尾读完，然后轻轻地把信纸叠好，放回信封里，放在膝盖上。
她说：“他从来没提过苏达这个人。他只说认识一个朋友在报社，能帮他做些事。他怕我知道太多会担心。”她抬起头看着林远，“苏达现在在哪里？”
“省报说他九八年夏天就辞职了。我正在查。”
何秀珍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老郑出事是九八年的八月。他九八年的夏天一直在往外打电话，有时候打到很晚。他有一次挂电话之后跟我说了一句——‘苏达那边的稿子被压了，但他说有一个同行愿意接力，是南边一家杂志社的。’”她顿了一下，“我记得那个杂志社的名字，叫‘南风观察’，在深圳。”
林远在手机备忘录里记下这个名字。他站起来告辞的时候，何秀珍送到门口，把那个信封抱在怀里。她说：“林警官，请你一定找到苏达。老郑把希望给了他，他没寄出来，但苏达应该还留着什么东西。”
从何秀珍家出来已经快中午了。林远找了一棵树荫下的车位停好车，拨了省报总机，转了几道弯才找到一个九十年代在新闻部工作过的退休编辑。那编辑姓廖，耳朵有点背，林远在电话里重复了三遍“苏达”的名字才听清楚。廖编辑说苏达这个人他记得，“采访胆子大，写养老院那篇稿子的时候得罪了人，稿子被拿掉之后他跟总编拍了桌子，没到年底就走了。走的时候他带了一个文件袋，说里面的东西不归报社管，是他个人的。”
林远问：“您知道他去了深圳哪家单位吗？”
“好像就是‘南风观察’，那是一家新办的月刊，专做社会调查。但他去那儿也没待太久，后来听说他自己开了个自媒体工作室，专门接深度长文的活儿。”廖编辑给了一个大概的线索，“你试试在深圳的媒体圈里打听一下，他应该还在那个行当。”
林远挂了电话之后，在车里坐了几分钟。阳光穿过梧桐叶子的缝隙落在引擎盖上，光斑碎成一小片一小片，风一吹就散开了又重新聚合。他翻出手机通讯录，找到一个在深圳公安系统工作的警院同学，发了条消息请对方帮忙查一个叫“苏达”的前记者，附上了大概年龄和从业经历。几分钟后对方回复说查到了这人名下有一家注册工作室，法人代表苏达，注册地址在福田区一个创意园。但电话打过去是空号。
林远把地址存下来，正想着怎么联系，手机屏幕上忽然弹出一条新短信，又是一个陌生号码。短信内容只有一行字，没有抬头也没有落款：“苏达九八年从省报带走的那个文件袋，里面有一页纸不在他手上，在我这里。你今晚八点来黑风渠拐弯处的那棵柳树下，我等你。”
林远盯着那行字看了两遍，又看了发送号码——跟前两次那个短信的号码不同，但格式一样，都是不记名预付卡。他不知道发短信的人是谁，但他知道那棵柳树的位置——就是吴大柱当年倒下的地方，也是四天前陈克勤蹲在对面抽烟的地方。他把手机翻过去扣在副驾驶座上，发动车子掉头往县局方向开。一路上他一直在想那句话——“有一页纸不在他手上，在我这里。”郑启明把材料分成了多少份？暗管里有一份，养老院地下室有一份，方卓然的皮箱里有一份，苏达手里有一份，现在又冒出来一份。郑启明像一个在洪水中拼命往岸上抛浮标的人，他在扔的每一块木头上都刻了字，就等着有人能接到其中一块。
回到县局，林远走进办公室时看到老周正站在窗前打电话。老周背对着门，声音压得很低，但林远听到了几个词——“深圳”“苏达”“文件袋”。老周挂掉电话转过身来，看到林远站在门口，说：“省厅那边帮我调了一份资料。苏达九八年离开省报后，确实去了深圳南风观察。他在那里写过几篇医疗行业调查，但都没有署名，用的是笔名‘河夫’。其中一篇的标题是《药与命》，讲了制药企业利用基层医疗点做超范围试验的事。文章里没有点瑞生的名，但描述的场景跟慈安堂几乎一模一样。”
林远说：“那篇文章发表之后有什么反响？”
“发表之后大概三个月，南风观察的编辑收到了律师函，要求删除并道歉。杂志社没有删除，但第二期印刷时把那篇文章后面的读者来信栏目撤了，算是变相冷处理。”老周把一份打印出来的文章梗概递给林远，“苏达用的笔名‘河夫’，你猜是什么意思？”
林远接过那张纸，看见文章末尾的署名处写着笔名——“河夫”。他想了想，说：“河，是指黑风渠。夫，是指农夫。他在用这个笔名告诉知道内情的人——这件事跟黑风渠的水有关，跟渠边的人有关。”
老周点了点头，然后他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说：“你晚上有安排吗？”
林远沉默了一秒，说：“有。八点，黑风渠那棵柳树下。”
老周看了他一眼，没有问是谁发来的，也没有问是什么事。他只是说：“我让人在渠对面放一个便衣，你一个人去，但别一个人回来。”
林远走出办公室的时候，走廊尽头日光灯管闪了几下，发出细微的电流声。他摸了摸口袋里的手机，那条短信还亮着屏幕没有锁屏。他要去做的事情很简单也很危险——去柳树下面，等一个主动找他的人。而这个人，极有可能就是郑启明那条早已沉没的信息链上最后一个活着的中继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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