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黑风渠

一九九七年的秋天来得特别早。九月四日那天，河沧县黑风渠村的晨雾还没散尽，渠岸边的杨树叶子已经黄了大半，垂着水珠往泥地里掉。吴大柱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裤腿卷到膝盖，赤脚踩在渠沿的湿泥上，手里攥着一把铁锹。他家的六分地就在渠东边，种的是晚玉米，穗子还没饱，但地皮已经干得裂了缝，再不浇怕是要绝收。

他弯腰把渠口的土埝豁开一道口子，浑浊的渠水便哗地涌进田垄。水淌过干裂的泥土，发出一种细密的、近似吞咽的声响。吴大柱直起腰，拿手背蹭了蹭额头上的汗，忽然闻见一股怪味从渠水里翻上来——不是鱼腥，也不是淤泥的腐臭，倒像是卫生院里那种消毒水掺了汽油的味道，刺鼻得很。

他皱着眉往渠上游瞅了一眼。上游两百米处是慈安养老院的后墙，灰砖墙上开了个铁皮排水口，正往外淌一股淡黄色的水。吴大柱骂了句什么，把铁锹往地上一插，沿着渠岸往上走。他在慈安养老院干了两年护工，知道那排水口连着院子里的锅炉房和洗衣池，往常排出来的只是肥皂水，今天这颜色不对。

养老院的后门虚掩着，铁锁挂在门鼻上却没扣死。吴大柱推开门进去，院子里静悄悄的，平常这个时候，几个能走动的老头老太太应该在槐树下坐着晒太阳，今天一个人影都没有。锅炉房的门关着，窗户却留了一条缝，里面透出暗黄的灯光。吴大柱凑过去往里看了一眼。

锅炉房里多了几张桌子，上面摆满了试管和玻璃瓶，一个穿白大褂的瘦高个男人正低头往本子上记什么。吴大柱认得他，是省城瑞生医药派来的技术员，姓郑，大家叫他郑工。郑工旁边站着养老院的院长刘胖子，还有两个吴大柱不认识的外地人，其中一个提着银色金属箱，箱盖上印着红字——吴大柱识字不多，只认出“K-7”两个字符。

郑工忽然抬头，正好对上吴大柱从窗缝里露出的半只眼睛。两人对视了一瞬。郑工手里的笔停住了，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慢慢地把笔记本合上，扣进了抽屉里。吴大柱心里咯噔一下，赶紧缩回头，快步往后门走。他听见身后锅炉房的门吱呀一声开了，有人喊了一声：“老吴？你干啥来了？”

吴大柱没回头，只说“走错路了”，三步并作两步出了后门。他没直接回地里，而是绕到养老院西边的垃圾堆旁，蹲下来假装系鞋带，实际上在翻那堆杂物。他记得前些天倒垃圾的时候，看见一个破纸箱里有些带字的纸和空药瓶。果然，纸箱还在，里面还有几个没完全压扁的安瓿瓶，标签上印着“甘舒平·改良K-7”和一连串生产批号。

他把安瓿瓶揣进裤兜，又捡了一张皱巴巴的纸——上面是一张表格，列着十来个编号，每个编号后面标注着“注射日”“剂量”“反应”三栏，反应那一栏里，多数写着“呕吐”“昏厥”“失禁”，最后两行写着“衰竭”和“死亡”。表格末尾有一个签名，笔画潦草，但吴大柱认得那是郑工的字，因为之前郑工让他帮忙搬药箱时，他在入库单上见过同样的笔迹。

吴大柱把纸折好，塞进褂子内兜。他回到地里时，渠水已经灌满了半垄，那条怪味还飘在空气里，但比刚才淡了些。他站在地头上，心里翻来覆去地想着刚才看见的事——那些试管、那个“K-7”、那张死亡名单。他想去乡里问问，可又怕问错了人，自己在养老院的工作就保不住了。那份工作一个月能给家里多挣八十块钱，对吴大柱来说不是小数目。

太阳升到两竿高的时候，地浇完了。吴大柱把铁锹扛在肩上，沿着渠岸往回走。走到村口那棵老槐树下时，一个人影从树后闪出来，挡住了他的路。是陈克勤。陈克勤比他小五岁，在村里辈分低，但这些年跑外勤，穿得比村里人齐整，白衬衫黑裤子，头发还打了发胶，看着就不像庄稼人。

“大柱哥，”陈克勤笑了笑，露出两颗虎牙，“听说你今早去养老院了？”

吴大柱脚步顿了一下，没吭声，只是把扛着的铁锹换了个肩膀。陈克勤往前凑了一步，压低声音说：“郑工让我问你，是不是拿了他什么东西。他说丢了一个蓝色塑料盒，里面有几张纸，不值钱，但那是公司的内部资料，弄丢了扣他工资的。”

吴大柱的右手不自觉地按了一下褂子内兜。他记得清楚，兜里只有那张表格，没有什么蓝色塑料盒。他说：“没拿。我就是去后门撒了泡尿。”

陈克勤的笑没变，但眼神冷了下来。他侧过身，让开半步路，却又说了句：“大柱哥，你要是捡着了，给我就行。郑工说了，可以给五十块钱答谢。五十块呢，能买两袋面了。”

吴大柱没接话，低着头快步走了过去。他听见陈克勤在身后吹起了口哨，调子是《大花轿》，听起来轻松得很。但吴大柱的脊背一阵发凉，他知道陈克勤这人不简单——前年陈克勤在镇上跟人打架，用砖头把对方脑袋开了瓢，赔了三千块才没被送进去。后来不知怎么就进了瑞生医药当外勤，村里人都说他“混开了”。

回到家，吴大柱把那张纸从内兜里掏出来，又仔仔细细看了一遍。那些编号后面的人名他不认得，但他认得其中几个姓——张、王、李，都是黑风渠村常见的姓氏。他突然想起，去年冬天养老院死了三个老人，院里说是“心梗”和“脑溢血”，但其中两个死前都出现了呕吐和抽搐，村里卫生所的大夫还嘀咕过一句“不像是正经病”。

吴大柱把纸叠好，塞进了床板底下的草席夹层里，又用一块砖头压住。他坐在炕沿上，从裤兜里摸出那几支安瓿瓶，对着窗外的光看。瓶里残留的液体是一种淡琥珀色，晃一晃就起细密的泡沫，像劣质啤酒。他拧开一支，凑到鼻子前闻了一下——正是今早渠水里那股怪味，消毒水混着汽油，还带一点甜腻腻的腥气。

下午三点，吴大柱又扛着铁锹出了门。他没去地里，而是去了村委会，想找老支书问问养老院的事。但村委会锁着门，老支书去镇上开会了。他站在村委会门口抽了根烟，犹豫再三，最终拐去了镇上的邮政所。他想给县卫生局写一封匿名信，但他不会写几个字，只能让邮政所代写的人帮忙。可邮政所柜台里的姑娘说，代写信件要五毛钱，而且“得看着你念一遍”。吴大柱捏着兜里皱巴巴的毛票，想了想，还是转身走了。

他沿着乡道往回走，太阳已经偏西，拉出一道长长的影子。走到黑风渠拐弯处时，他看见陈克勤蹲在渠边抽烟。这一次没有寒暄。陈克勤站起来，把烟屁股弹进水里，从后腰抽出一把剔骨刀——刀身窄长，刀刃上还沾着一点暗红色的锈迹，或是别的什么。

“大柱哥，东西给我，咱俩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陈克勤的声音很平，甚至带着一丝恳求。

吴大柱往后退了一步，手里的铁锹横在胸前。他说：“克勤，你听我说，那东西不是钱的事。那些老人……那是杀人。”

陈克勤摇了摇头，叹了口气，像是很失望的样子。“你非要这样说，那我就没办法了。”

他往前迈了两步。吴大柱挥起铁锹抡了过去，但锄刃被渠边的柳条缠了一下，慢了一拍。陈克勤侧身躲开，刀从下往上斜刺进来，扎进吴大柱的肚子。吴大柱闷哼一声，弯腰跪下去，铁锹脱了手。他看见自己的蓝布褂子迅速洇出一团深色，那颜色浓得像是把整个黄昏都吸进去了。

陈克勤拔出刀，又刺了第二下、第三下。吴大柱倒在渠岸的泥地上，脸朝下，一只手还伸向水边。他最后的意识里，不是疼，而是渠水里那股还没散尽的怪味——甜腻、刺鼻、像某种不该存在的东西正从地下渗出来，漫过他的身体，漫过整个黑风渠，漫过一九九七年的秋天。

陈克勤蹲下来，在吴大柱身上翻了翻，从他内兜里掏出了那张折叠的表格。他又摸了摸裤兜，摸到了那几支安瓿瓶，随手扔进了渠水里，看它们打着旋漂向下游。他站起身，把刀在渠水里涮了涮，然后脱下溅了血的白衬衫，卷成一团夹在腋下，穿着背心沿渠岸快步往南走去。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又细又长，像是地面上的一道黑色的裂纹。

半个小时后，村里有人路过渠边，看见吴大柱趴在泥地里，以为他喝醉了酒，走过去推了一把，推了一手粘稠的红。那人尖叫着跑回村，喊声划破了黑风渠的黄昏。

那天夜里，河沧县公安局的警车开进了村子。刑警队副队长老周蹲在渠边上，用镊子夹起一片沾血的杨树叶放进证物袋。他让人把渠水抽干找凶器，可除了淤泥里一把缺了口的镰刀外，什么也没捞着。那几支安瓿瓶已经漂进了下游的芦苇丛，再也没人见过。尸检报告三天后才出来，法医在“特殊发现”一栏里草草写了一行字：腹腔内有微弱化学溶剂气味，成分未明。老周看了一眼，划掉了“化学成分未明”，改成了“未见异常”——因为局里没有设备测那东西，写上去反而招麻烦。

结案报告上写着：“嫌疑人陈克勤，男，27岁，河沧县黑风渠村人，案发后潜逃，去向不明。作案动机疑为口角纠纷引发激情杀人，暂列为网上追逃人员。”这份报告被锁进铁皮柜里，和上百份同类文件挤在一起，等待灰尘和虫蛀将它们慢慢吞没。

而千里之外的四川绵阳，三个月后，一个叫“陈克”的年轻人用崭新的身份证租下了一间小门面，挂了块“康泽医疗器械经营部”的牌子。他进货的第一批货，是几箱一次性输液器和医用胶带。送货单上的发货方，写着“瑞生医药销售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