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嘉的电话在第二天上午九点准时打了进来。林远刚从酒店自助餐厅端了一杯豆浆回到房间，手机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边听边在便签本上记。宋嘉说：“苏达在南风观察时期的同事，我查到了一个人——马国栋，九六年到九九年任南风观察副主编，负责社会调查版块。他跟苏达合作过好几篇医疗领域的长文，后来苏达离开杂志社单干，马国栋也没有继续做媒体，而是转行去了深圳一家健康管理公司做内容总监，现在那家公司叫‘康益汇’，在天河区。”
林远把“马国栋”和“康益汇”记下来：“他跟苏达关系怎么样？”
“九八年那篇《药与命》就是马国栋签发的。虽然苏达是作者，但选题和采访方向是马国栋定的。后来杂志社收到律师函，也是马国栋扛的，他没有撤稿，只是把后续反响压了。”宋嘉的声音里有一点犹豫，“还有一个事。马国栋九九年底离开南风观察时，跟苏达闹过一场。原因不明确，据说是因为一份材料的使用权限问题。之后两个人就没有再公开合作过。”
林远挂了电话，在便签本上画了一条时间线：九八年两人合作发稿，九九年分道扬镳，之后苏达独立，马国栋转行。但那条短信说苏达上周五跟“他认识的人”吃过饭——如果那个人是马国栋，那说明两人虽然分开了二十年，但上周又接上了头。他换了件衬衫，背上双肩包出了门，先去了南山海岸城附近。海岸城是一个大型商圈，写字楼、购物中心、餐饮街连成一片，要在这里找一个人上周五的晚饭痕迹，无异于大海捞针。但林远没有找监控，他找的是苏达可能去的那类餐厅——不喧闹、有包厢或卡座、适合两个人坐下来谈事的。他沿着后海路走了半圈，进了三四家规模中等的中餐厅，问店员认不认识一个五十岁左右戴黑框眼镜的男人。问到第三家，一家叫“南庭小馆”的粤菜馆，前台收银员想了想说：“上周五晚上确实有个戴黑框眼镜的客人订了包厢，一个人先来的，后来来了个中年男人。两人吃到八点多走的。”林远把手机里方卓然的照片翻出来给她看，收银员摇头。他又把陈克勤的照片翻出来，还是摇头。最后他问：“后来的那个人长什么样？”收银员说：“瘦高个，短头发，穿着深蓝色外套，说话带北方口音，但很客气。”林远在脑子里过滤了一遍所有他认识的人，没有一个能跟这个描述对上。他拍了门头照片，留了联系方式，然后出了南庭小馆，站在路边给马国栋所在的康益汇公司打了电话。前台转接了三次，才有人接起来说马国栋今天不在公司，出去开会了。林远留了名字和电话，说下午再打。
中午十二点半，他坐在海岸城一楼星巴克里，面前是一杯没怎么喝的拿铁，手机屏幕亮着，显示的是那条匿名短信——“那个人你认识。”他现在开始怀疑这条短信的发送者是不是在误导他。收银员描述的“瘦高个、北方口音、短头发”跟方卓然不符，陈克勤也不符，老周更不符。但那个收银员只看到了后来的那个人，她描述的是体型和口音——瘦高个，北方口音，短头发。宋桂芬也说过给她打电话警告的人嗓音嘶哑但“不陌生”。嘶哑的嗓音，北方口音，短头发，瘦高个。林远放下杯子，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一下。他忽然想起了一个他已经很久没有认真想过的人——当年慈安养老院的院长，刘胖子。
他给老周打了个电话：“周局，九七年慈安养老院的院长刘胖子，他后来去哪里了？”老周在那头顿了一下，说：“刘胖子全名刘振国，九八年养老院转让之后他就离开了河沧，说是去投奔亲戚。之后没人再见过他。你要查他？”
“帮我调一下刘振国的人口信息，重点查一下他有没有在深圳的轨迹记录。”
老周说好，挂了电话。林远在星巴克里又坐了二十分钟，把杯子里的拿铁喝完，然后收拾东西出门打车去了康益汇所在的天河区。到那栋写字楼的时候下午两点多，他在前台报了名字，接待员说马国栋已经回来了，在三楼办公室。林远上了三楼，走廊尽头的玻璃门上贴着“康益汇内容中心”字样，他推门进去，看到一个人背对着门站在窗前打电话。那个人约一米八左右，偏瘦，穿一件灰蓝色衬衫，头顶的头发稀疏，露出淡青色头皮。他挂掉电话转过身来，看到林远时，目光停了一秒，然后说：“林警官？你比我想的年轻。”
林远走近了两步，看清了他的脸。颧骨偏高，鼻梁窄直，嘴唇薄，下巴有一道短疤痕。他脑子里迅速回放着宋桂芬的描述——“瘦高个，短头发，说话带北方口音”。马国栋就是那个跟苏达在上周五吃饭的人。他坐下之后没有寒暄，开口第一句话是：“你来深圳找苏达对不对？苏达不在深圳了。”
林远把双肩包放在脚边，说：“你知道他在哪儿？”
马国栋靠在椅背上，两手搭在扶手上，姿态松弛但眼神不松。“上周五我跟他吃了顿饭，在南庭小馆。我约他的。他这几年身体不好，心脏做过搭桥，所以不太接长途活。但那顿饭后他说要出一趟门，去哪他没说，只说跟九七年那件事有关。”
“哪件事？”
“慈安养老院的事。九八年那篇《药与命》就是他根据郑启明给的材料写的。后来稿子出了之后，方卓然找了人给苏达递话，说可以谈，让苏达开个价。苏达没有回复。但苏达那边留了所有的原始材料，一直没有销毁。这次他出门，就是去把这些材料交给一个他信任的人。”
林远问：“那个人是谁？”
马国栋看了他一眼，像是权衡了一下。“他跟我说了名字，但我不能直接告诉你。你只要知道那个人还活着，而且正在做当年郑启明没做完的事——把瑞生的实验记录公之于众。”他停了一下，忽然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桌面上，“这是苏达上周五给我的。他说如果他一个月内没有主动联系我，就让我把这东西交给来找他的人。你今天来了，所以这个东西归你。”
林远接过信封，打开翻口。里面是一份打印稿，标题写着《甘舒平K-7制剂临床试验隐瞒死亡病例调查报告——基于原始日志的核查》，作者署名“苏达、郑启明（已故）”，落款日期是今年的六月。报告正文三十多页，把郑启明当年的原始记录、宋桂芬的清单、地下室的实验日志、何秀珍提供的郑启明笔记本内容全部整合在一起，按照时间线和死亡病例编号逐一比对，得出了一个结论——在慈安养老院的非法人体试验中，至少七例死亡与K-7制剂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且瑞生医药在后续申报材料中故意隐瞒了这七例死亡数据。报告最后一页是一份“公开声明”，上面写着苏达愿意以个人名义对报告内容承担法律责任。
林远看完最后一页，把报告收进信封里。“你为什么要留着这份东西二十年？”
马国栋把椅子转了一下，朝向窗户，看着外面的写字楼群。“九九年我离开南风观察，不是因为跟苏达吵了架，是因为有人找过我。不是方卓然，是另外一个人。他跟我说，如果我继续在媒体圈做调查报道，他不能保证下一期杂志能印出来。我害怕了。我退到企业做内容运营，把名字改了又改，就是为了让人找不到我。但苏达没有退。他一个人扛着那些材料又走了二十年。”
林远问：“上周五你跟苏达见面的时候，他有没有提过他要去哪儿？”
马国栋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他提了一句。他说他要回河沧。”
林远猛地抬起了头。河沧。苏达上周六离开深圳，回河沧了。但老周说创意园门禁记录显示苏达上周五刷卡离开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说明他直接从南庭小馆出发去了机场或车站，没有回工作室。三天前林远在黑风渠边等宋桂芬的时候，对岸芦苇丛里蹲了一个人，那个人站起来了，走进玉米地里消失了。那个人会不会就是苏达？如果苏达上周六就已经回到了河沧，那么他完全有时间提前踩点、观察林远的行踪、甚至蹲在渠对岸看完整场交接——但他为什么不见面？为什么只让马国栋传话？
林远站起来把信封放进包里，对马国栋说：“谢谢你。如果苏达联系你，告诉他林远在找他。”
他走出康益汇写字楼的时候太阳已经开始偏西了。他站在楼前的台阶上，给老周发了条消息：“刘振国查到了吗？”
过了几分钟老周回了：“查到了。刘振国九九年就注销了河沧的户籍，但有一个同名的人在广东省内活动过的记录，最后一次是在深圳宝安区，二〇一八年住院记录。他应该还活着。”
林远把手机放回口袋，站在台阶上没有动。他此刻在深圳，但苏达已经回河沧了，刘胖子可能也在深圳，方卓然的弟弟方卓群也在长三角那边。所有的线都在动，但没有一条线收得回来。他需要做一件事——先确认苏达上周六飞回河沧的具体航班，然后立刻订票回去。在此之前，他还有一件事没有做。他掏出手机，翻到宋嘉的号码，发了一条短信：“帮我查一下马国栋在康益汇的入职时间——是不是九九年底。”
他把手机按灭，转身走向路边拦出租车。在他身后，写字楼的玻璃幕墙上倒映着深圳午后的天空，云层正在从东边堆积起来，像是有一场阵雨正在酝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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