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嘉的回信在半小时后到了。林远刚回到酒店房间，肩上还挂着背包，手机屏幕亮起来：“马国栋，九九年底入职康益汇，具体是十二月三日。之前在南风观察的离职手续办理时间是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间隔八天。”林远把这条消息读了两遍。八天。从南风观察离职到康益汇入职中间只隔了八天，这个速度太快了，不像是临时找工作，更像是早就谈好了一份退路。九九年底马国栋离开媒体的那场“争吵”，也许表面上是跟苏达闹翻，实际上是有人给他铺好了下一张椅子，让他安静地坐上去。而那张椅子背后的推手，林远暂时不敢贸然下结论。
他把手机收起来，坐在床沿上理了理思路。苏达现在应该在河沧。马国栋说他“出门”了，没有说目的地，但马国栋自己后来透露了“他要回河沧”这句话。苏达回到河沧之后没有直接联系林远，而是先蹲在渠对岸观察了一整场交接。他看到了林远从宋桂芬手里接过信封，看到了林远警觉地看向对岸，然后才站起来走进玉米地。这是一个调查记者在评估一个警察——他在看林远值不值得信任，看这个年轻人是不是真的有决心把这件二十三年的事办到底。
林远打开旅行箱，开始收拾东西。他决定坐今晚最后一班飞机回省城，再连夜开车回河沧。他用手机订了晚上九点四十分的航班，又给老周发了信息说明返程。老周没多问，只回了一句：“到了给我电话。”
退房的时候酒店前台说了一句“欢迎下次再来”，林远听了觉得有点不真实。他拖着行李箱走出酒店大门时，深圳的天已经暗下来了，街上的路灯和霓虹灯同时亮起来，把这个城市切成了无数个亮晶晶的格子。他打了车去机场，路上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棕榈树和天桥，心里想的是河沧的杨树和黑风渠的水。
飞机落地省城时是午夜十二点十分。林远出了到达厅，在停车场找到提前租好的一辆小轿车，把行李箱扔进后座，发动车子往河沧方向开。高速公路上车很少，两侧的田野在黑暗中连成一片没有边际的黑色平面，偶尔有一辆大货车从对面车道驶过，车灯划开夜色又合拢。他开了将近两个小时，下了高速进入县道，路变窄了，路灯也稀疏起来。他把车速降下来，摇下车窗，让夜风灌进来。空气里有一股庄稼和泥土混在一起的气味，跟深圳那种被空调和尾气填满的空气完全是两回事。
到河沧县城时已经凌晨两点多了。他没有回局里，也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开车去了黑风渠村。他把车停在村口老槐树下，熄了火，关了车灯，在黑暗里坐了一会儿。月亮已经落下去了，天幕上只有星星，渠水的声音在夜里格外清楚，哗哗地流着，节奏稳定得像一只巨大的钟摆在远处摆动。
他下了车，沿着渠岸往上走。走到那棵柳树附近时他停住了，因为看到柳树底下坐着一个人。那个人背靠着树干坐着，膝盖上放着一个帆布包，头微微低着，像是睡着了。林远走近了几步，脚步声在泥地上很轻，但那个人还是抬起了头。借着星光，林远看到了一副黑框眼镜，镜片后面是一双很亮的眼睛，眼皮有些浮肿，像是很久没有好好睡过。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薄外套，拉链拉到胸口，里面是灰白色的圆领衫。
那个人开口了，声音不高，有一点沙哑，但吐字很清晰：“你比我想象的来得早。我以为你明天早上才会到。”
林远在他旁边隔了两步的地方坐下，面朝着渠水。他说：“苏达？”
苏达把膝盖上的帆布包抱到怀里，点了点头。“我上周六就到了。我看了你三天，你挖地下室、开暗管、找何秀珍、找宋桂芬、飞深圳找马国栋——所有的事我都看在眼里。”他说到这里偏过头看了林远一眼，“你是郑启明等了二十三年的人。”
林远没有接这个评价。他问苏达：“你为什么不直接联系我？”
苏达沉默了一下，然后把帆布包的拉链拉开，从里面拿出一个硬壳文件夹，没有递给林远，只是放在自己膝盖上。“因为我要确认你是不是方卓然那边的人。方卓然这些年养了不少人，有的在媒体，有的在政府，有的在公安系统。我不能冒险。”他翻开文件夹，里面是一沓复印纸，边缘泛黄，页码用铅笔编了号，“这是我当年从郑启明手里拿到的那部分材料。跟宋桂芬的清单、地下室的日志、暗管里的笔记本合并起来，就是完整的证据链。缺失的只有一个环节——当年批准试验的那个正式文件。那个文件不在郑启明的记录里，因为它是瑞生内部单独存放的，签字人是陆志高和当时省药监局的审批处长。我已经查到了那个文件的复印本在谁手里。”
林远侧过身看着他：“在谁手里？”
苏达把文件夹翻到最后一页，指着上面一行手写的备注：“刘振国。当年慈安养老院的院长刘胖子。郑启明在做试验的时候，每批药物入库单都要经过刘振国签字，其中有一份入库单背面附了瑞生内部的授权函复印件，上面有陆志高和方卓然的联合签名。刘振国当年撕下了那页授权函，自己留着了。他后来离开河沧去了深圳，一直没有交出这东西。”
林远想起老周查到的信息——刘振国二〇一八年在深圳宝安区有过住院记录。他在深圳的时候没有去查这件事，因为他当时不知道刘振国手里还压着这么一页关键文件。他问苏达：“刘振国还活着吗？他愿意交出来吗？”
苏达把文件夹合上，放在一边。“他活着。但他不会主动交。他怕。方卓然给过他钱让他闭嘴，他拿了钱跑了。现在让他把东西交出来，等于让他承认自己当年拿了封口费，他也怕被追责。”苏达顿了顿，“但他怕一个人——他怕郑启明的鬼魂。你知道刘振国为什么会留着那页授权函吗？因为郑启明失踪之后第三天，刘振国收到了一个快递，里面只有一张白纸，纸上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用红笔画的大叉。刘振国说那是郑启明的鬼魂寄来的警告。他吓得把那页授权函从入库单上撕下来，藏在了一本旧字典里，再没敢看。那个人不干净，但他信鬼神。”
夜风从渠面上吹过来，柳条拂过两人的肩膀。林远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问苏达：“你明天有什么安排？”
苏达没有直接回答。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草叶，把帆布包甩到肩上。“明天我带你去宝安找刘振国。如果你不赶时间的话。”他说完转身沿着渠岸往上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过头，“我今天晚上坐在这里等你，是因为我本来想告诉你一句话。郑启明当年把材料分成五份给我、给宋桂芬、给何秀珍、给暗管、给地下室。他自己手里还有最后一份——那是他写给自己的。他说如果五份都没了，还有第六份在他的记忆里。他最后连自己的记忆都信不过，所以把什么都留给了别人。一个人得害怕到什么程度才会这样做？”他走远了，身影在黑暗里缩成一个模糊的灰点，然后被拐弯处的芦苇丛吞掉了。林远仍坐在柳树下，听着渠水的声音在夜里涨起来又落下去。月光从云缝里漏下来，照亮了苏达刚才坐过的那块地面，草叶上还留着帆布包压过的印痕。他在那里又坐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走回村口。渠水在身后流着，不急不慢，就像二十三年来的每一个夜晚一样。他坐到驾驶座上发动车的时候，心里忽然浮起一个念头——郑启明的记忆里还有最后一句话没有说出来。那句话也许藏在刘振国那本旧字典的夹页里，也许在苏达还没说完的某句话里，也许就在他脚下的黑风渠底，等着有一天水位降下去，露出淤泥里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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