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远几乎没怎么睡。他在县局办公室的沙发上躺了两个小时，天刚蒙蒙亮就醒了，洗了一把脸，把昨晚苏达给他的那份文件夹复印件重新翻了一遍。授权函。那页纸是刘振国从入库单背面撕下来的，上面有陆志高和方卓然的联合签名。如果拿到这页纸，整个证据链就从“旁证”变成了“直接书证”，方卓然再多的律师也翻不了盘。
早上七点，苏达的电话打进来了，声音还是那种沙哑但清晰的口音：“我在县局门口，你出来吧。”林远背上包走出去，看到苏达站在门口的石狮子旁边，换了一件深灰色的夹克，帆布包斜挎在肩上，手里拿了两杯豆浆，递了一杯给林远。两个人上了车，林远发动车子往高速方向开。去深圳宝安将近四个小时车程，苏达坐在副驾驶上，大多数时候沉默，偶尔指一下路口的转向。过了省界之后，他忽然开口说：“刘振国住的地方不在居民区。他租了宝安老城区一个旧仓库改的出租屋，周围都是五金店和汽修厂。他这些年不做别的，靠给人看仓库过日子。他不愿意让人找到他。”
林远问：“你跟他联系过了？”
苏达摇头：“没有。直接上门。他看见我的脸就会开门，他不怕我，他怕的是别的东西。”他把豆浆喝完，把杯子捏扁放在车门储物格里，“林远，待会儿上去之后，你在门口等着，让我先进去。我跟他说几句话，他在我这里还有一点信任。”
车到宝安时已经快中午了。苏达指的路越来越窄，最后车子停在一条堆满废旧轮胎的巷子口，前方开不进去了。两人下车步行，绕过几个锈蚀的铁架，来到一栋二层旧砖楼前。一楼是个汽修铺子，卷帘门半拉着，里面没有人。旁边的铁楼梯通向二楼，楼梯扶手锈得发黑，踩上去嘎吱作响。苏达走在前面，上了二楼敲了一扇铁皮包边的木门。过了十几秒，门开了一条缝，里面探出一张圆脸，头发灰白，眼皮耷拉着，脸上的肉往下坠着，正是林远在资料里见过的刘振国。他看见苏达的瞬间，整张脸绷紧了一下，然后他拉开了门，侧身让出了一条路。没有说话，但也没有关门。
苏达侧身进了门，林远跟在后面。屋里的陈设极其简单——一张行军床、一个铁皮衣柜、一张折叠桌，桌上放着一碗没吃完的泡面，旁边散落着几份旧报纸。墙角有一个书架，上面堆着各种杂物，最显眼的一本是一本厚厚的旧版《新华字典》，深蓝色硬壳，书脊已经开裂了，用白色胶带缠了好几圈。
刘振国坐在行军床沿上，双手撑在膝盖上，低着头。他的呼吸有些急促，像是一口气走了很远的路还没缓过来。他开口的声音比外表看起来要细，带着一点南方口音：“苏达，你找到我了。我以为我这辈子再也不会听到这个名字。”
苏达没有坐下。他站在屋子中央，看着刘振国，说：“刘胖子，我今天来不是问你要钱的，也不是来翻旧账的。郑启明死了二十三年了，你现在手里那页纸是唯一能让他死得明白的东西。你留着它二十三年，不就是为了有一天有人来找你的时候，你可以把它交出去吗？”
刘振国的肩膀抖了一下。他抬起眼皮看了苏达一眼，又看到站在门边的林远，目光在林远身上停了两秒，然后移开了。他说：“我不认识这个人。”
苏达说：“他是警察。县局的。郑启明的案子现在有人接手了，你不需要再一个人扛着那页纸。”刘振国沉默了很久，伸手把行军床旁边那本旧字典拿了过来，放在膝盖上。他翻着泛黄的书页，翻到差不多中间的位置，手指停下来，从夹页里抽出一张折成小方块的纸。纸已经泛脆了，边缘有霉点，但能看出上面印着表格的格子线。他没有直接递出去，而是握着那个小方块，拇指在纸面上来回摩挲了几下，像是在跟一件旧物件做最后的告别。然后他把纸块递给了苏达。
苏达接过纸块，没有打开，直接递给了身后的林远。林远摊开那页纸——是一张瑞生医药内部授权函的复印件，抬头印着“瑞生制药研发项目专项授权书”，内容是批准在河沧慈安养老院进行“K-7改良制剂临床观察项目”，授权期限为一九九七年二月至十二月，项目负责人一栏签着陆志高的名字，下面的“执行监督”一栏签着方卓然的名字，日期是一九九七年二月十四日。最下面还有一行手写的备注：“本项目不受常规伦理审查流程限制，相关数据由研发部直接存档。”林远把纸折好放进随身包的内袋里，拉好拉链。
刘振国看着他把纸收起来，然后低下头，双手捂住脸，声音闷在掌心里：“九七年秋天郑启明失踪之后，有人来找过我。不是方卓然本人，是他派来的一个人，给了我一封牛皮纸信封，里面是三万块钱。他说让我把养老院所有跟K-7相关的单子都烧掉。我把大部分烧了，但这页没烧。因为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郑启明站在我床前，一句话不说，就盯着我看。我第二天起来就把这页纸从灰堆里捡出来了，只留了这一页。”他放下双手，眼圈发红，“我知道这页纸不够让方卓然坐牢，但它能让那些人知道，有人记得这件事。”
苏达蹲下来，跟刘振国平视着。他声音很低，很平稳：“刘胖子，你现在可以把那三万的来历写一份说明吗？”刘振国点了点头，从折叠桌的抽屉里摸出一支圆珠笔和一张作业本纸，趴在桌上开始写。他的字歪歪扭扭，但写得很慢、很用力，每一个笔画都像是从骨头里磨出来的。林远站在门口没有打扰他。
等他写完，苏达把那张纸也收进了帆布包里。三个人在屋子里沉默了片刻，刘振国忽然抬起头说：“你们走吧，我不留你们吃饭。我这些年住在哪都没人知道，你们走了之后，我还会换地方。”他站起来，走到门口，把铁皮门拉开，侧过身让出通道。林远出门前回头看了他一眼，刘振国站在屋内暗处，灰白的头发在窗口射进来的光线下像一层薄霜。
两人下了铁楼梯，沿着巷子走回停车的地方。苏达一路没有说话，直到坐进副驾驶关上车门，才长出了一口气。他说：“那页纸上的签名，加上郑启明笔记本里的会议记录、地下室的K-7安瓿瓶、宋桂芬的清单、我在深圳写的调查报告——六个方向全部闭合了。”
林远发动车子，从窄巷里慢慢倒出来。他没有急着上大路，而是在路边停了一下，从包里把那张授权函又拿出来看了一遍。纸上的日期是一九九七年二月十四日。郑启明在六月份就发现了问题，写了书面反对意见被方卓然当面撕掉。他扛到八月，把材料分散藏好。九月二日最后一次见苏达。九月四日吴大柱被杀。之后他自己失踪。这条时间线现在全部清晰了。
他正要收起纸，目光落在授权函最下方的备注栏那一行字上——“本项目不受常规伦理审查流程限制，相关数据由研发部直接存档。”这个“研发部直接存档”意味着瑞生内部还有一套独立的试验档案，不在药监局的备案系统里，只在研发部自己的柜子中。林远拿着纸的手微微停了一下。方卓然今晚被传唤后，他的律师一定会说“只有签名没有实物证据”。但如果能找到研发部那套独立存档——九七年的原始试验档案——那整套证据链就从“间接推断”变成了“实物锁定”。
他把纸收好，问苏达：“你知不知道瑞生研发部当年那套独立档案后来去了哪里？”
苏达正在喝水，放下水瓶看了他一眼，想了想说：“九九年瑞生内部搞了一次大清理，所有原始试验数据集中销毁了，因为陆志高那一年调去海外，走之前下的指令。但苏达在一次采访中听瑞生一个前员工提过，销毁之前有人从档案里抽走了几份，放进了律师的保险柜里，作为日后万一被起诉时‘内部核查’的备份。”苏达把水瓶拧上盖子，偏过头看着他，“那个律师姓曹，当时是瑞生的法务顾问，现在还在执业，在上海。你要去找他？”
林远没有回答，他把车子开上了大路，朝高速入口的方向驶去。后视镜里，宝安老城区那堆旧仓库和五金店正在越缩越小，最后变成一道灰色的细线，融进了南方的暑气里。他握着方向盘，脑子里盘旋着一个念头——如果那个姓曹的律师手里真的还保留着一份九七年的原始档案，那么今天晚上他就可以在刘振国的授权函后面加上一整箱的物证。方卓然的律师团再厉害也翻不动这些铁证。他踩下油门，车子加速汇入了高速公路的车流里，往北开去。苏达靠在副驾驶座上，闭着眼睛像是睡着了，但他搭在膝盖上的手指还捏着那瓶水，没有松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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