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远一夜没睡踏实。他把宋桂芬给的那份清单锁在办公室保险柜里，又把郑启明的笔记本复印件摊在桌上翻到凌晨两点。那些记录他每读一遍就多一层沉重——七个人的死亡时间精确到小时，不良反应的描述不带任何修饰词，郑启明写“呕吐，黑色，量约五百毫升”时的笔迹跟写“需向方总汇报”时的笔迹没有任何变化，像一台没有情绪的机器在工作。但到了那本忏悔录式的笔记本里，同一个人的笔迹却变得潦草、拥挤，字与字挤在一起，像是有人在快速地写字来追赶自己的恐惧。
早上七点，林远冲了一杯速溶咖啡，拿上钥匙开车去了黑风渠村。他没有提前给宋桂芬打电话，怕她有顾虑，也怕电话线路被人监听。他到村口时太阳刚升起不久，雾气还没散净，村子里有几个老人坐在自家门墩上吃早饭，看见他这辆县局的车也不意外，大概已经习惯了近些日子有个年轻警察来回跑。
宋桂芬住在村东头一座旧砖房里，院子用竹篱笆围着，篱笆上爬满了丝瓜藤。林远敲门的时候她正在院子里浇菜，听见声音放下水瓢走过来开门。看到是林远，她脸上没有惊讶，只是点了点头让他进屋。堂屋里的陈设很简陋，一张八仙桌、几把竹椅，墙上挂着一本老黄历，日期还停在十天前没撕。
林远坐下之后开门见山：“宋阿姨，昨晚你提到郑启明把清单给你的时候，他有没有交代过——如果有一天有人来找你拿东西，你应该用什么方式确认那个人的身份？”
宋桂芬正在给他倒茶，手顿了一下。她把茶杯放在林远面前，在对面椅子上坐下来，十指交扣放在膝盖上，动作跟昨晚如出一辙。她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来拿东西的人如果提到渠水的味道，你就给他’。如果什么都没提，你就不要给。”
林远回忆了一下昨晚的对话。他没有提过渠水味道。他接过信封，问了关于苏达和郑启明的话，但没有说“渠水的味道”这几个字。他后背微微绷紧了：“那我昨晚去拿的时候，你没有确认这个。”
宋桂芬没有否认。她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指说：“我观察了你很久。你去过养老院挖地下室，你去过何秀珍家，你今晚一个人在渠边等了一个人却不认识那个人——这些我都知道。但你确实没有说那句话。我把东西给了你，因为我知道你是警察，而且你在查这个案子。但我留着最后一样东西，没有放进信封里。那个东西需要一个对得上暗号的人才能拿。”
林远的手搭在桌沿上，没有催促。宋桂芬站起来走到卧室里，过了两三分钟出来，手里捏着一片比手掌略小的纸片，边缘撕得很整齐，像是从某个笔记本上裁下来的。她把它放在桌面上，推过林远手边。纸片上只有一行郑启明的字迹，写着——“渠水的味道是从甜变苦的，跟药一样。”
字迹沉稳、平直，没有犹豫。这行字不像是一种描述，更像一个确认身份的口令。郑启明在教宋桂芬识别接头人的时候，把这句话嵌进了交接规则里。而昨晚蹲在对岸芦苇丛中的那个人，一定也知道这句话的存在。林远把纸片翻过来看背面，背面写着几个日期和地点，字迹小得多——八月十八日，省报东侧茶馆；八月二十五日，城南东风桥头；九月二日，河沧火车站候车室。每个日期后面跟着一个名字，最后一个写的是“苏达，深圳福田，创意园A座318”。
林远把纸片放进口袋，问宋桂芬：“这几个日期是郑启明去跟苏达见面的时间？”
“应该是。他每次出门回来都会在台历上画一道杠，但不会写去了哪里。这页纸是他藏在值班室暖气片夹层里的，我整理房间的时候发现的。”
林远又问：“那你为什么没有早点把这张纸交给别人？”
宋桂芬抬起头看了他一会儿，说：“因为你找到了地下室，也找到了那条暗管。除了郑启明本人，只有真正知道他留了多少东西的人才能找到这两个地方。而你把它们都找到了。你不是来串线索的，你是来收网的。”她说到这里，声音低下去一些，“但我还是要跟你说那句话——渠水的味道是从甜变苦的，跟药一样。这句话我今天补给你。”
林远在桌边坐了几秒，然后站起来，郑重地朝宋桂芬点了下头。“宋阿姨，谢谢你。”
他走出院子的时候，太阳已经升高了，雾气散了大半，渠面上的水汽被晒成了白濛濛的一层薄纱。他回到车上，没有急着发动，而是把那张纸片又看了一遍。那几个日期和地点连接起来，勾勒出郑启明在一九九七年夏末与苏达接触的全过程——省报茶馆、东风桥头、河沧火车站。最后一次是九月二日，也就是吴大柱死前两天。郑启明在那个时间点上已经预感到了危险的迫近，他在把信息一层一层地分散出去，像把一份完整的地图撕成碎片分别寄给不同的人，而只有集齐所有碎片的人才能看清全貌。
林远把纸片收好，拨通了老周的电话。他把情况简要说了，然后说：“周局，我需要去一趟深圳。苏达在福田创意园A座318有一个工作室，但电话是空号，我现场去蹲一下。”
老周那边停顿了片刻，说：“你去。这边方卓然的律师已经来了，正在申请取保候审，不过检察院那边的批捕手续也在走。你抓紧去深圳，把苏达这条线收住。另外——你昨天说对岸芦苇丛里蹲了一个人，我让小赵调了附近路口那几天的监控，没有拍到可疑人员进出。那个人可能根本没有走大路，是从田间穿过来的。你对这片的地形不如他熟，去了深圳之后自己多注意。”
林远挂了电话，发动车子开回县局。他需要回办公室拿郑启明的笔记本复印件和那份清单的原件，还要准备一下出差的手续。他把车停在县局楼下时，忽然注意到大门一侧的墙上新贴了一张黑白寻人启事，打印的，角落被风卷起来一角。他走近看了一眼，上面写着“寻找失踪人员陈克勤，男，45岁，身高约一米七二，灰色短袖衬衫，于三日前从黑风渠村走失，有知情者请联系……”下面是一个手机号。林远盯着那张纸看了几秒钟，陈克勤的名字旁边贴了一张半身照片，像是用身份证照片翻拍的。那上面的面容年轻得多，但眉眼之间还是能认出渠边蹲着抽烟的那个人。
他伸手把那张寻人启事沿边角撕了下来，折好放进口袋。没有人会替陈克勤贴这张寻人启事——他没有家属在这边，他的母亲已经去世了。贴这张纸的人，要么是陈克勤自己，要么是某个知道他失踪的人，想提醒看到他的人。而他三天前刚刚在渠边见过林远之后就消失了，再也没有人见过他。
林远走进办公楼的时候脚步比平时快了一倍。他感觉那个在河底递浮标的人又多了一个——陈克勤最后一次见他时说了一句“水渠的源头能查”，然后把一张写有瑞生河沧办事处的纸条扔在地上，接着走进了玉米地。他没有说他要去哪里。但那张寻人启事上的照片看起来并不像陈克勤现在的模样——那是他身份证上的照片，至少是十几年前拍的。贴它的人没打算让人认出现实中的陈克勤，而是打算让人认出记忆里的陈克勤。这个细节让林远感到一阵说不清的凉意。
他在办公室里收拾文件的时候，手机屏幕亮了一下。又是一条短信，这个号码他认得——是今天早上宋桂芬给他打电话时显示的那个号。短信内容是四个字：“别去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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