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旅馆窗外的巷子从深蓝变成了浅灰。艾利没有睡着，他坐在床沿上，背靠着墙壁，两只脚踩在地板上，保持着一种随时可以站起来的状态。他听到巷子里有垃圾车经过的声音，铁桶被倾倒后又放回地面，然后是扫帚刷过水泥地的粗粝声响。他站起来，走到窗边，掀开窗帘一角。路灯已经灭了，巷口那个穿深蓝夹克的人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辆灰色轿车停在更远一点的路边，引擎盖上有薄薄的雾气。他把窗帘放回去，走进洗手间用冷水洗了脸，然后从口袋里掏出那张日历纸，最后一遍读了上面的字。他把日历纸放回鞋垫底下，穿上外套，拧开了门锁。他没有退房。他把房门虚掩着，把钥匙放在床头柜上，然后下了楼。
街道上还很冷清，只有几家面包店和报摊亮了灯。他沿着人行道走了大约十五分钟，在一家公共电话亭前停下。他投了零钱——他提前在便利店里换了一把硬币——拨了维拉·麦肯齐工作室的电话。铃声响了五下，然后被接起。维拉的声音带着晨起的粗粝，但很清醒："谁？"艾利说："是我。审计署那边有动静了吗？"维拉停顿了一下，说："我昨晚八点左右接到一个匿名回拨。对方自称是联邦审计署区域复查办公室的一名文员，说他们收到了'符合规范格式的线索材料'，已经转入C系列冻结档案的复查流程。他在电话里没有说别的，但我从他的用词推测——复查已经在今天上午的例行会议日程里了。"艾利问："他们有没有提到埃德加？"维拉说："没有。线索里没有提任何个人姓名，只有SSI名单、病案号、日期和C-1-9-3-7的档案编号。你弟弟的名字不在那里面。但明天复查开始后，一旦他们拆封第三个盒子，就会发现那半页被裁过的痕迹。到时候他们会让医院方面提供补充材料。"
艾利握着话筒，感觉自己的呼吸比刚才平稳了一些。他说："今天下午之前，我会去缓刑官办公室自首。"维拉那边沉默了一瞬："自首？你指的是什么？"艾利说："他们打算把归责表推到埃德加身上。在他们动手之前，我先把我自己摆在台面上。我会跟加西亚说，我伪造了部分证据——不是SSI名单，是那份证人问询记录上的签名。那份记录上本来就有我的名字，只不过我从来没有签过。如果我说'我出于恐惧伪造了自己被问询的记录'，那归责表上的埃德加就不再有被需要的价值。他们会把火力转向我，因为我是更直接的、更已经在系统里的人。"维拉吸了一口气："你是在主动把自己变成靶子。"艾利说："我本来就是靶子。区别只是我现在选择站的位置，能让子弹打不到埃德加。"他又说："你今天下午等一个电话。如果加西亚联系你，你就把所有剩下的材料发给她。她不会直接发新闻，但她会归档进假释监督系统的异常报告里。那份报告，比新闻更快。"他挂断了电话。
上午九点二十分，艾利走进了缓刑官加西亚的办公室。加西亚正在翻一份档案，看见他来了，抬起头露出一点意外的表情："你今早没在预约名单上。"艾利在她对面坐下，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他说："我需要补充一份新的情况说明。关于我目前的假释状态，以及我过去一段时间的行为。"加西亚放下笔，靠到椅背上。她看着艾利，那种目光带着一种职业性的距离感，但她的眼角比平时多眨了一次。她说："你说。"
艾利把一份手写声明推了过去。那是在旅馆里花了两个小时写的，字迹工整，每一行都用了左手最稳的力道。上面写着他承认在六年前"虚假陈述了自己被审计员问询的事实"，承认"在知情的情况下未及时举报医院SSI名单异常"，并陈述"上述行为出于对自身前科记录的恐惧，不涉及任何第三方胁迫或指使"。他没有提埃德加的名字，没有提莫斯廷，没有提朗利和马库斯。他只是把自己放在了一个"知情不报且伪证"的位置上。加西亚看完声明，把纸平放在桌面上，然后摘掉眼镜，用拇指和食指捏了一下鼻梁。她问："你这六年来一直在隐瞒这件事。为什么今天突然选择说出来？"艾利说："因为今天不说，明天就不再有说的机会了。"加西亚看了他很久。她的表情从疑问变成了某种更复杂的判断，她开口说："我需要一个小时核实这份声明里的一些时间节点。你待在这里别走。"她站起来，拿起那份声明走出了办公室，门在她身后关上。走廊里有脚步声远去，然后是另一扇门开启又关上的声响。
艾利坐在那把硬塑料椅上，看着办公桌角上那盆塑料绿植。台历显示今天是三月的第二个星期二，距离他入狱已经过去了七个月，距离他第一次走进莫斯廷的办公室已经过去了将近八个月。他在这八个月里从一间办公室走到另一间办公室，从地下室走到档案室，从洗衣房走到储物间，从监狱走到图书馆，从图书馆走到这间缓刑官办公室。他走过的每一步都被他收进了那根线的末端。而现在那根线就握在他自己的手里，末端的结已经打好了。他只需要等着被它拉进下一步。
大约四十五分钟后，加西亚推门回来了。她的手里多了一份文件，脸上那种办公式的距离感消退了，换成了另一种更接近人情的表情。她坐下来，把文件放在桌上，说："我刚才调了你在圣十字医院的工作记录和那段时间的审计备案存根。你声明里写的时间节点——六年前的五月十三日——确实有一份审计署区域办公室的'初步取证记录'存档，上面有你的名字。但那份记录上没有你的签名。只有一份打字的'证言摘要'。"她抬起头："如果你根本没有被问询过，那你不可能伪造你从未见过的东西。你声明的逻辑不成立。你要么在替你不知道谁顶包，要么你拿到的是一份别人已经写好了给你的东西。"艾利看着她的眼睛，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你觉得我是在替谁顶包？"加西亚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她把那份文件翻到最后一页，轻轻推过来："我给你一个建议。你现在不要在这儿做任何书面补充。你去找一个律师——真正的那种，不是医院配给你的那种——然后让他替你起草一份正式的举报人补充陈述。你手里的东西，如果比这份声明更完整，那你应该交给的是大陪审团，而不是我一个缓刑官。"她把一张写了地址的便签纸贴在桌上："这是法律援助办公室的地址。今天下午三点之前他们还在。现在，你可以走了。但明天上午九点，你带着律师一起来，我们再谈。"
艾利站起来。他把那张便签纸拿起来折好，放进外套口袋。他走出办公室时，走廊里有一束午后的阳光从窗子斜射进来，落在第几块地砖上——恰好是他刚才走过来的那几块。他看了一眼自己的左手，掌心里什么都没有。但他知道，那双眼睛——加西亚刚才看他的那种目光——是她看见了什么。她看见了那份声明的漏洞，也看见了那个漏洞背后更大的东西。她没有追问，因为她知道追问下去会把她自己也卷进旋涡。她给了他一扇门，而他只需要决定走不走。他走出行政楼时，阳光刺了一下他的眼睛。他站在台阶上，把那枚不存在的硬币在口袋里转了一圈，然后朝着法律援助办公室的方向走去。他知道明天上午九点之前，他还有一整个晚上可以思考——那个律师要替他写下什么，以及他自己还能撑多久。走到第二个路口时，他看到街对面的电话亭里有一个女人正在打电话。她侧对着他，一只手举着听筒，另一只手插在风衣口袋里。她的头发是深棕色的，扎着低马尾。是维拉。他没有停下脚步，也没有看她。他继续直走，用余光看见维拉挂断电话，走出电话亭，往相反的方向离开了。她在他经过之前就走了，像是已经确认了他还走在路上。艾利知道，那通电话的目的是告诉他——她已经做完了她该做的。剩下的路，是他一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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