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夜艾利没有睡。他躺在那张窄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那片侧翻鸟形的水渍，耳朵始终捕捉着窗外的任何声音。凌晨三点左右，有一辆卡车从楼下驶过，引擎声粗重而短促，不是那辆深蓝色轿车的风格。凌晨四点二十，货运铁路那边传来一声汽笛，比平时早了一刻钟。他把这些细节都收进大脑里，像在洗衣房里分类不同材质的织物一样，分门别类，归档。天亮时他爬起来，用冷水洗了一把脸，然后做了一件事——他从水槽下面把那只防水信封取出来，揣进外套内侧的暗袋里。他不能把证据留在这里了。如果对方已经摸清了他的住处，那这根排水管迟早会被翻到。他需要把东西交到另一个他能够信任的人手里，而那个人在他目前的通讯簿上只有一个名字——维拉·麦肯齐。
维拉·麦肯齐是他在出狱后第三周通过一份独立周报的征稿启事联系到的本地调查记者。他没有见过她本人，只通过两部公用电话和三次加密邮件沟通过。他把第一批SSI名单的摘要发给了她，对方在回信里只写了七个字："信息可信。继续收集。"没有署名，没有地址。艾利不知道维拉的办公室在哪儿，但他记得她在邮件底部自动签名栏里嵌了一个地址链接，指向塔拉霍马市西区一家名为"铸铁"的共享工作室。他决定今天去找她。去之前，他先在公寓里做了另一件事——他撕下一页日历纸，用铅笔在上面写了一段话，然后折叠成很小的方块，塞进了自己左脚的鞋垫底下。那段话的内容是：如果我在一周内没有出现，请把我公寓水槽正下方第三块地砖底下的东西取出来，交给任何一家主流媒体的社会版编辑。他不能保证这段话能被任何人看见，但这是他能做的最后一层防护。
上午九点，他走出公寓。街对面那辆深蓝色轿车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一辆停在更远处的白色厢式货车，车身的侧面印着一家管道维修公司的标志和电话号码。艾利注意到那辆车的后轮胎壁比前轮要干净一些，像是最近刚换过。他没有多停留，沿着与公交站相反的方向步行了半英里，在一处地铁入口下了台阶，乘了两站后换乘公交，又走了一条通往西区的支路，整整花了四十五分钟才到达铸铁工作室所在的街区。那是一栋翻新过的老厂房，外墙刷着深灰色的漆，一楼是一间咖啡馆，二楼和三楼分隔成大小不一的办公隔间。艾利在咖啡馆里买了一杯水，坐在角落观察了二十分钟，然后走向楼梯，上了三楼。三楼走廊尽头的隔间门半敞着，里面是一张堆满报纸剪报和打印稿的桌子，一个穿橄榄绿外套的女人背对着门，正把一沓纸往文件架上插。她的头发是深棕色的，扎成一条低马尾，肩膀很窄，但撑着一个不小的帆布托特包。
艾利在门框上敲了两下。女人转过身。维拉·麦肯齐的脸比他想象的更年轻一些，大约三十五六岁，戴一副细框眼镜，鼻梁上有一道轻微的旧疤。她看见艾利，目光先扫过他的外套口袋，然后是鞋面，最后落在他的左手上——那只手正自然垂在身侧，手指微微张开。她说："你比邮件里描述的要瘦。"艾利说："监狱伙食不如外面。"她侧身让他进来，然后关上了门。隔间里没有多余的椅子，艾利靠墙站着，维拉重新坐回她的转椅里，双手放在桌面上，手指交叉。她说："你上次发来的那份名单，我查了其中的六个SSI号码。六个里面五个在对应月份没有联邦资格记录，第六个的人已经去世了两年。"她的语气平淡，像在念一份验尸报告。艾利从外套内侧取出那只防水信封，放在她桌面上，然后退后一步。他说："这里面不止那六个人。一共一百零二个。分三批。第三批来自联邦审计署冻结档案C-1-9-3-7的副本记录。另外还有一份伪造的证人问询笔录，上面有我的名字，但我从来没有被问过话。"维拉没有碰那只信封。她先看着艾利的眼睛，然后才慢慢伸出手，把信封打开，抽出里面的纸张。她翻了三分钟，一页一页地看。看完之后，她把纸张按原顺序叠好，放回信封里，抬头对艾利说："你知道这份材料一旦交到我手里，意味着什么吗？"艾利说："意味着我不可能再收回它。"维拉说："不只是你收不回去。如果它刊出来，会有更多人收不回去。我给你二十四小时。你考虑清楚之后，如果需要撤回，打这个电话。"她从抽屉里取出一张白底名片，上面只有一个号码，没有名字。她递给他。艾利接过来，翻看了一下，然后说："我不需要二十四小时。我用了七个月才走到这里。"维拉看了他很久，然后把信封锁进了桌子侧面的一个小保险柜里，转了三圈密码锁。她说："那好。我下周发初审稿。你到时候要准备好接受采访——不是关于名单的，是关于你的。"
艾利从铸铁工作室出来的时候，阳光正好洒满了西区那条街道。他的手插在口袋里，指尖碰着那张没写名字的名片边缘。他走了大约两百米，在一个邮筒旁边停下来，把名片上的号码默记了三遍，然后用左手把名片沿中线撕成两半，又对折撕成四片，扔进了路边的垃圾桶。他不打算打那个电话。他离开铸铁工作室的第七步，街对面的人行道上有一个戴棒球帽的男人正在接电话。那顶帽子的帽檐压得很低，看不见脸，但那个男人握手机的手——右手拇指在屏幕边缘横着划了一下，接听。艾利没有转头，但他从那根拇指的动作方向判断出，那个男人是右撇子。而一个右撇子，如果是在正常接电话，应当用拇指从屏幕中央向上滑，而不是从边缘横向划。横向划是静音或拒接时才用的手势。那个男人在假装接电话，实际上可能在拍照或录音。艾利继续向前走，步速没有变化，但他的左手在口袋里轻轻地捏了一下那枚已经不存在的硬币——他把它用掉了，打那通电话时投进了公用电话的币槽里。现在他的口袋里空空荡荡，只剩下空气和指尖的触感。但他觉得那比握着什么东西要好。空手的时候，反应更快。
他回到东区时已经是中午。他没有回公寓，而是先去了布兰奇街社区档案室，他需要在克罗格女士面前露个脸，保持常态。他整理了一整个下午的地契卡片，把那些发黄的纸张按年份和街区首字母重新排序，手指在纸面上摩擦出沙沙的声音。克罗格女士在下午三点左右端着一杯茶走过来，站在他旁边看了看他手里的卡片，说："你干得比上一个快多了。上一个整理了一个月还没分清南区跟西区。"艾利说："我做过十七年清洁工，擦架子的时候习惯了按字母顺序。"克罗格笑了，说："那你明天还来？"艾利说："来。"他走出档案室时，天色已经开始暗下来了。街灯还没亮，暮色像一层薄灰铺在布兰奇街上。他沿着人行道走了不到五十步，路边一辆停着的轿车副驾驶座的车门打开了。从里面走出来一个人——穿着一件深灰色大衣，头发梳得整齐，站在车门旁边，手里拿着一只黑色的文件袋。那个人是律师莫里斯。莫里斯站在暮色里，大衣的下摆被风掀起一小角。他看着艾利，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那是一种训练过的"没有表情"，像一面被擦得太干净以至于看不出材质的镜子。他开口说："艾利先生，莫斯廷院长想请您明天上午去医院当面谈一次。他听说您对医院的'某些历史记录'有些兴趣。他说他愿意亲自为您解答疑惑。"莫里斯说话的语调跟那天在院长办公室里一模一样，均匀、清晰、没有一个多余的音节。艾利站在两步之外，两手插在口袋里，看着莫里斯手里的文件袋。袋口露出一角白色的纸，像是某种表格的顶部。艾利没有问那是什么。他只是说："几点？"莫里斯说："十点。院长办公室。四楼。"然后他回到车里，关上车门，轿车平稳地启动，驶离了布兰奇街。艾利站在路灯底下，看着那辆车的尾灯在街角拐了个弯消失。他忽然意识到一件事——莫里斯没有问"你去不去"。他说的是"院长请您来"。那个"请"字用得很轻，轻到像一根羽毛落下来，但它落下来的位置恰好是艾利所有筹码的中央。艾利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看了看自己的左手掌心。掌纹被路灯照出深浅不一的沟壑，像一张被揉皱的地图。他知道明天上午十点，这张地图会走到一个分岔口。而那个分岔口，他早在七个月前签下第一份文件时就已经预见了。他只是不知道，分岔之后的路，通往的是哪一盏灯。他转身走回公寓，脚步比平时更稳。因为他知道，明天他不需要带任何证据去。证据已经不在他手里了。他明天只带一个人去——他自己。而那个自己，已经被深渊从头到脚浸透了。从明天开始，他不再是一个收集证据的人。他是一个要站到台面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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