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滨海市进入了最闷热的时节。空气像被泡在温水里的毛巾，湿漉漉、沉甸甸地裹着每一个人。槐树巷的槐花开到了尾声，花瓣落了一地，被路人的鞋底碾成浅黄色的泥渍，踩上去黏黏的，散发出一种微微发酵的甜腻气味。林晓月推着轮椅经过巷口的时候，一片半枯的花瓣粘在她轮椅的轮圈上，转了好几圈才掉下来，留下一个淡黄色的点。
那天是星期五。她做了一个决定。
早晨七点，她先去了医院。林国栋刚从一次输血中缓过来，脸色比前几日好了一点点——那种好是相对而言的，像一块被水泡过的干裂土地，表面上润了一润，底下仍然是硬邦邦的裂痕。她把一碗粥放在床头柜上，坐在床边看着父亲一口一口地咽下去。他吃得很慢，每一口都要在嘴里含很久，像在慢慢融化一块糖。
"晓月，"他说，声音比他吃粥的速度还要慢，"你今天是去那边，还是去中心？"
"去中心，"林晓月说，"上午录完就回来。"
林国栋点了点头，没有继续问。他把最后一口粥咽下去，把碗推回她手边，然后闭上眼睛躺了回去。林晓月把碗收进布袋里，推着轮椅出了病房。她走到电梯口的时候，在等电梯的间隙里，从轮椅背后的布袋里抽出那只牛皮纸信封，抽出一份复印件，折好，放进外套内侧的口袋里。那里面只有一份。剩下的所有复印件都留在了信封里，被她塞进了地下室床垫下面的夹层中，用一块旧雨衣盖着。
她去了质检中心，录了一上午的档案。陈志明没有来她的房间，也没有出现在走廊上。她不知道他今天在不在楼里。她从上午九点录到十一点半，把手头最后一批1997年的报告全部录完，保存存档，关了电脑。刘建国来了一趟，翻了翻她整理的电子表格，说了一句"可以，这周的任务完了"，就走了。她等他走远了，才把轮椅推出检测室，沿着走廊往陈志明的办公室方向推去。
陈志明的办公室门关着。她停在他门口，从口袋里掏出一只信封——普通的那种白色信封，没有署名，里面装着她那本小本子上抄录的那两页纸：陈志明的手写认罪记录和那份技术服务协议补充条款的复印件。她没有把两页纸叠在一起，而是分别夹在了两张没有字的白纸中间，像一个三明治。她把信封从门缝下面塞了进去，信封的一半没入门底的缝隙，一半留在外面。她看着那个白色的矩形卡在灰绿色的门缝里，像一条正在吐丝的蚕，卡在叶子和空气之间。
她推着轮椅转身，沿着走廊往楼梯口走。她没有回头。
下午两点，她出现在瑞恒的办公大厅里。一切如常，电话响着，键盘敲着，有人在茶水间煮咖啡。她坐到自己的工位上，打开电脑，开始录入新的一批合同。她的手没有颤抖，心跳也没有加速，但她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把目光投向大厅门口的方向，等着某一个身影出现。
三点二十分左右，那个身影出现了。
陈志明穿着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衫，从大厅门口走进来。他的步伐比平时略快了一些，但看不出明显的慌乱。他的左手拿着那只印着质检中心标志的搪瓷杯，右手垂在身侧，手指没有握拳也没有张开，自然地微曲着。他走进大厅，经过林晓月的工位时，没有看她。他的目光平视前方，落在彭国梁办公室那扇双开木门上，然后他走过去，敲了敲门，进去了。
林晓月继续打字。她的手指在键盘上跳舞，哒哒哒，节奏和之前一模一样，像一台上好油的缝纫机在匀速运转。她的右眼盯着屏幕上的合同条款，一行一行地扫过去，没有错漏一个字。但她外套内侧口袋里已经空了，那张纸已经不在那里了。它躺在了陈志明办公室门口的地面上，被他捡起来，带进了彭国梁的门里。
时间过得比平时慢。林晓月录完了三份合同，花了四十分钟。在这四十分钟里，彭国梁办公室的门一直没有打开。她不知道里面在发生什么——陈志明是在读那份东西，还是在和彭国梁讨论，还是在沉默。她看不见也听不到，但她能感觉到那扇门后面的空气正在变厚、变重，像一杯水正在缓慢结冰。
三点五十八分，门开了。陈志明走了出来，白衬衫的袖口卷到了肘弯，脚步比进来的时候略重了一些，鞋底踩在地毯上发出闷闷的声响。他走过办公大厅的时候，脸色没有明显的变化，但林晓月注意到他的左手无名指在微微蜷曲——不是握拳，是一种不自觉的、像在试图抓住什么但又抓不住的细微动作。他没有朝她的方向看一眼，径直走向电梯口，消失在电梯门后面。
大约过了五分钟，彭国梁办公室的门再次打开了。彭国梁站在门框里，手里端着一只杯子，但杯子里没有水，是空的。他站在门口，目光扫过整个办公大厅，从左到右，从右到左，像一盏旋转的探照灯。他的目光经过林晓月工位的时候停了一下——比经过其他人工位的时间长了大约一秒钟。然后他收回了视线，转身回了办公室，把门关上了。
林晓月继续打字。她的左手指尖在键盘上保持着稳定的节奏，但她在心里把那关门的"咔嗒"声和之前那次放在一起对比了一下——这一次的声音似乎更重了一些，像是关门的人用了比平时多一分的力气。
下午五点半，她下班了。她收拾好桌面，关了电脑，推着轮椅往电梯口走。她经过彭国梁办公室门口的时候，门关着，门缝下面没有光透出来。她继续往前，没有减速。她进了电梯，按了一楼。电梯下行的时候，她靠着椅背闭了一下右眼，黑暗里她看见那个白色的信封卡在灰绿色的门缝之间，一半在里一半在外，像一个正在裂开的缝隙。
到了楼下，她推着轮椅出了大堂。六月的夕阳比五月更烈，橙红色的光在地面上铺了一层滚烫的蜜。她停在花坛旁边，从轮椅背后的布袋里拿出一瓶水，拧开喝了一口。水的温度已经被晒温了，喝下去有一种微微的、像含着沙子的触感。她把瓶盖拧回去，把水瓶放回布袋，然后抬头看了看天河大厦二十楼的窗户。那些玻璃幕墙反射着夕阳的光，一片一片的金色碎片，看不出哪一扇是彭国梁的办公室。
她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那张纸是一个探针，被她推入了一条看不见的缝隙里。现在她只能等——等那条缝隙的反方向传来震动。可能是陈志明主动联系她，可能是彭国梁找她谈话，可能是什么都不会发生，那张纸被揉碎扔掉，像一封没写完的信被丢进了火里。任何一种可能都在概率的菜单上，她无法提前翻看结果。
但她注意到了今晚的天空和平时不同。天河大厦那道蓝色的光带比往常亮了一些，蓝得更冷、更锐利，像一把被磨过之后放在灯光下面的刀刃。她盯着那道蓝光看了几秒，然后推着轮椅离开了。
回到槐树巷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下来了。她推着轮椅进了地下室，打开灯，灯管闪了两下才稳定下来，发出那种老旧灯管特有的嗡鸣。她把轮椅靠墙停好，把布袋里的东西一一取出来放在桌上——水瓶、笔记本、充电器、钥匙。然后她弯下腰，从床垫下面摸出那只牛皮纸信封，信封里还有四份复印件和那两页手抄原件。她把信封打开，数了数，九张纸都在。她把它们放回去，重新把信封塞进床垫和床头之间的那道缝隙里。
她坐在床边，从口袋里掏出那本黑色小本子，翻到最新一页，在上面写了一行字："星期五，下午三点，信封已入。陈志明入彭室，停留三十八分钟。出后未看我。"她在后面画了一个小小的问号，然后把本子合上。
就在她把本子放回口袋的时候，外面响起了一个声音。不是鞋声，不是人声，是一阵很微弱的、像金属刮过地面的摩擦声。那个声音从巷口的方向传过来，由远及近，持续了大约四五秒，然后停住了。林晓月的身体微微紧绷了一下，她的手停在口袋的边缘，没有动。她竖起耳朵，听着黑暗中的动静。巷子里很安静，安静到可以听见远处公路上汽车驶过的低鸣，和隔壁楼里电视传出的模糊人声。
那个金属摩擦声没有再次响起。
她慢慢地、无声地把轮椅推到那扇小窗户下面，侧着身，从窗帘的边缘往外看。巷子里空无一人，路灯把路面上的一片落叶照得轮廓分明。她的视线沿着巷子的走向延伸到巷口，巷口停着一辆黑色的轿车，看不太清楚型号，车身在路灯的照射下反射出一层暗沉的光。车没有熄火，尾灯亮着两团暗红色的光晕。
她盯着那辆车看了大约一分钟。那一分钟里，车没有动，没有开走，也没有人从车上下来。然后，那两团尾灯忽然亮了一下——像是司机踩了一下刹车——然后车缓缓向前开动了，驶出巷口，汇入了远处的主干道车流里，消失不见。
林晓月把窗帘放下，推着轮椅回到房间中央。她在黑暗中坐了一会儿，然后伸手开了灯。灯管再次闪了两下才亮起来，光线下她看到自己的左手正握在轮椅扶手上，指节微微发白。她把手指一根一根地松开，活动了一下，然后抬起手腕看了看表——七点四十三分。
她从抽屉里翻出那部诺基亚，打开通讯录，找到苏敏的名字。她的拇指悬在拨号键上方，但最终没有按下去。她把手机放回抽屉，拉上抽屉门，把轮椅转向门口的方向。她在那里停了大概两分钟，像在等一个不会从门口进来的人。
然后她推着轮椅出了地下室，锁好门，朝巷口的方向推了过去。巷口空荡荡的，那辆黑色轿车早已无影无踪，地面上只留下两道浅浅的轮胎印，在路灯下像两条平行的、正在淡去的细线。
她停在巷口的电线杆旁边，看着那两道轮胎印消失在柏油路面的方向。夜风从远处吹来，吹动她卫衣的帽子边缘，拂过她的耳廓，带来一阵干燥的、带着柏油味道的凉意。
她没有等来那辆车的返程。但她心里多了一个新的问号——那个问号像一粒刚刚种下的种子，被她埋进了"彭国梁"那个名字下面的土壤里。她不知道那是谁的车，也不知道车主是否在刚才看见了她，但她在记事本里记下了那个细节：黑色轿车，未熄火，尾灯踩刹一次，约七点半。
她推着轮椅转身往回走。走到地下室门口的时候，她停了一下，抬头看了看六楼病房的方向。六楼的窗户亮着几盏灯，其中一扇是林国栋的。她看见那扇窗的窗帘被拉开了一半，窗台上放着一只搪瓷杯的轮廓——她认出那是她自己放的那只，杯子里面插着一把新买的白色雏菊。
她低头，推开门，进了地下室。灯管嗡鸣着亮起，白色的光照亮了她桌面上摊开的那本小本子，最新一页上那个问号正在灯光下面格外明显，像一只还没有闭合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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