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晓月醒来的时候，先闻到的是碘伏的气味。那种气味浓烈、刺鼻，混着某种甜丝丝的腐烂气息，像一块浸了药水的旧海绵，塞满了整个鼻腔。她试着吸气，吸到一半就被喉咙里的异物感呛住了，咳嗽牵动着面部的皮肤，一阵尖锐的刺痛从脸颊蔓延到耳根，像有人拿着烧红的铁丝在她皮下穿行。
她想抬手摸一摸自己的脸，但两只手都被固定在床栏上，手腕上缠着厚厚的纱布，纱布下面是更厚的绷带。她用力曲了一下手指，右手的无名指和小指没有回应，像两根已经不属于她的木头。左手的触感很奇怪，指尖传来的只有一种隔着一层棉被的钝感，仿佛她的左手被包进了一个棉花套子里，然后那个套子又被塞进了另一个套子。
她慢慢睁开眼睛。右眼还能睁开，视野里一片白——白色的天花板，白色的灯管，白色的窗帘。左眼被什么东西压着，沉甸甸的，像盖了一枚铜钱。她转了转头，脖子很僵，从下颌到锁骨都缠着绷带，每一次微小的转动都牵扯出一阵钝痛。
病房里很安静。心电监护仪在嘀嘀地响，节奏平缓，像某种不知疲倦的节拍器。窗外有鸟叫，是麻雀，叽叽喳喳的，和任何一个普通冬日上午的鸟叫没什么不同。
她忽然想起来，今天是12月25日，圣诞节。校广播站前几天还在放《铃儿响叮当》。她本来和同桌约好了，圣诞夜交换礼物，她买了一条蓝色的围巾，放在书包里，书包现在不知道在哪。
她张开嘴，想叫一声"妈"。但嘴唇和舌头像是被焊在了一起，她只能发出一种含混的"呜呜"声，像婴儿的呜咽。那声音出口的瞬间，她感觉到左脸绷带下面的皮肤在剧烈地跳动，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挣扎着想钻出来。
病房的门被推开了。一个护士走进来，穿着白色的制服，戴着白色的帽子，口罩遮住了大半张脸，只露出一双很年轻的眼睛。那双眼睛看到她醒了，先是微微睁大，又立刻恢复了职业性的平静。"你醒了，"护士说，"别动，你身上有引流管。"林晓月这才注意到，自己的腹部和左腿各引出一根透明的塑料管，管子末端连着两个乳白色的引流袋，袋子里沉着暗红色的液体，像稀释过的葡萄酒。
护士走近，拿起床头柜上的一个记录本，在上面写了几笔。"你妈在外面走廊，"护士说，"她自己也伤得不轻，但不肯离开，非要等你醒。"护士的声音很平淡，平淡得像在播报天气预报。林晓月想点头，但脖子动不了，只能眨了一下右眼。
护士走了。病房再次安静下来。林晓月盯着天花板，脑子里一片空白。那声闷响、那道白光、那阵焦糊的气味，像一卷被反复倒带的录像带，在她颅内循环播放。她看见那个气罐在桌上颤动，看见蓝色火苗忽然变成白色，看见母亲转过来看她的脸，嘴巴张着，似乎在喊什么。她不记得母亲喊了什么，她只记得母亲的眼睛，那里面映着窗外的红灯，一明一灭，一明一灭。
不知过了多久，病房门又被推开了。这次进来的不是护士。林晓月用右眼余光瞟过去，看见一个瘦小的身影斜靠在门框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深蓝色工装，袖口磨出了毛边。那个身影站了一会儿，没有走近，只是靠在门框上，像一棵被风吹歪的树。
是林国栋。
他没有戴帽子，头发乱糟糟的，两鬓的灰白色在一夜之间似乎又多了许多。他的脸上没有表情，或者说，他的表情被某种巨大的空洞吞没了，只剩下一张皮肤的壳。他盯着病床上的林晓月，嘴唇动了动，但什么都没说出来。
林晓月看见他右手拎着一个塑料袋，袋子里露出半截苹果。那是她最爱吃的红富士，母亲每个星期都会买一兜，放在冰箱里，每天给她削一个带到学校。她忽然想，那个苹果是谁买的，是母亲在医院外面买的，还是父亲从家里带来的，家里还有苹果吗，母亲上次买苹果是什么时候。
"……月。"林国栋终于开口了，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像砂纸在摩擦生锈的铁皮。他从门框上直起身，一步一步挪到病床边，把塑料袋放在床头柜上。他的手在发抖，抖得很厉害，像冬天的枯枝被风刮着。他站在床边，低头看着女儿，看了很久，然后忽然背过身去，肩膀剧烈地耸动了几下。他没有哭出声，但林晓月看见他用袖子狠狠擦了一下眼睛。
她想伸手去碰他，但手被固定着。她想叫他一声"爸"，但嘴张不开。她只能看着他缩着肩膀站在那里，像一只被雨淋透的老麻雀。窗外的麻雀还在叫，叫得欢快而不知情。
那天下午，主治医生来了。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姓佟，戴着金丝边眼镜，说话慢条斯理。"伤情，比较严重，"佟医生站在床尾，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不看林晓月，只看那份病历，"面部深二度到深三度烧伤，面积约百分之四十，双手深三度烧伤，右手无名指和小指部分坏死，可能要截除末节。左眼睑外翻，角膜灼伤，视力目前无法评估。呼吸道有轻度灼伤，但肺部没有大碍。"他停顿了一下，推了推眼镜，"能活下来，已经是万幸了。"
佟医生说完这些话，合上文件夹，对林国栋点了一下头，转身出去了。病房里安静了几秒。林国栋站在角落里，像一截被遗忘的木桩。然后他忽然蹲了下去，双手抱住了自己的头。他没有发出声音，但整个脊背都在抽搐，那种抽搐是无声的、剧烈的、要把人从内部撕碎的。
林晓月躺在病床上，看着父亲蹲在地上的背影。她忽然很冷静。那种冷静像一盆冰水从头顶浇下来，把她所有情绪都冻成了固体。她听见自己脑子里有一个声音在说：他蹲着的样子，好像那条修车摊前被人踢翻的马扎。
六天之后，周婉才被允许进入林晓月的病房。她也受了伤，爆炸时她扑向林晓月，后背和右臂被飞溅的热油烫伤，但和林晓月比起来，只能算轻伤。她走进病房的时候，穿着一件宽大的病号服，右臂吊着绷带，脸上有一片新愈合的粉色疤痕，像一块被揉皱的糖纸。
她走到床边，坐下来，把左手伸进被子，轻轻握住林晓月的左手。隔着一层层纱布，林晓月几乎感觉不到那只手的温度，但她看见母亲的眼睛红了。"没事的，"周婉说，声音很轻很稳，"妈在呢。"她重复了好几遍，"妈在呢，妈在呢。"像在念一段经文。
林晓月的右眼看着她，没有流泪。她的泪腺在烧伤中受损了，右眼偶尔能渗出一两滴稀薄的液体，左眼则完全干涸。她想告诉母亲，她的手指很疼，不，应该说，整个右手都很疼，那种疼不是尖锐的，而是沉甸甸的、闷闷的，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持续地肿胀、膨胀，要把皮肤从内部撑破。但她说不出来。她只能眨一下右眼。
周婉似乎明白了。她把女儿的手握得更紧了一些。"会好的，"她说，"妈问了医生，现在能做植皮，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就三次。卖房子也要做。"她的语气依然很轻很稳，像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林晓月注意到，母亲说"卖房子"三个字的时候，嘴唇微微抖了一下。那间房子是林国栋的父亲留下的老宅，在城南的槐树巷，两间平房带一个小院，院子里有一棵她出生那年种下的枣树。
那天晚上，林国栋和周婉在走廊里吵了一架。声音不大，但病房的隔音不好，林晓月听得清清楚楚。"我把厂子最后的遣散费全垫进去了，"林国栋的声音很低，"加上我借的，现在账上还有三万六。"周婉说："我把存折里的定期都取了，两万二。加在一起五万八。佟医生说第一次植皮至少要六万。"沉默了一会儿，林国栋说："我去找日升公司的人，他们总得赔。"周婉冷笑了一声："你找过了。他们怎么说？"
林国栋没回答。
林晓月躺在病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灯管。灯管有一根在频闪，每隔三秒暗一下，像在打什么暗号。她想起那天在火锅城里，她看见气罐底部的那块锈迹。她想起标签上写的"优质产品，安全可靠"。她想起舅舅碰杯时那些清脆的响声。她听见走廊里父亲沉重的脚步声远去了，然后是母亲低低的抽泣声，那声音被刻意压制着，像一个人在用枕头捂住嘴哭。
她忽然觉得自己的右脸很痒。她想伸手去挠，但手指动不了。那种痒越来越剧烈，从皮肤深处往外涌，像有一万只蚂蚁在绷带下面爬行。她用力摇头，把脸贴在枕头上蹭，蹭了几下，绷带蹭松了一角，露出一小块裸露的皮肤。空气中有一股淡淡的腐甜气味——不是碘伏，不是药膏，是更深处的东西，是那些已经死去、正在脱落的组织在向外界告别。
她停下动作，把那小块裸露的脸颊贴在枕头上，感受着枕芯里荞麦皮的凉意。窗外的路灯亮了，昏黄的光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在她的绷带上投下一排平行的条纹，像监狱的铁栏。
她闭上眼睛。右眼合上了，左眼依然合不上。但在黑暗里，她看见那个气罐在旋转，标签上的字在旋转，"滨海日升气雾剂公司"几个字旋转成一个红色的漩涡，漩涡越来越大，越来越深，把她往下吸。
她猛地睁开右眼。病房里一切照旧，灯管在频闪，监护仪在嘀嘀响，母亲的抽泣声从门缝里渗进来。
她盯着天花板，用那只还能动的右眼，一个字一个字地、缓慢地拼出那家公司名字的笔画——滨，海，日，升，气，雾，剂，公，司。她在心里把它们刻下来，刻在一块看不见的石板上，刻得很深，深到手指残端开始隐隐作痛。
走廊尽头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有人在喊："周婉家属！周婉家属在不在！"林国栋的脚步声从远处跑回来，急促地、磕绊地、像一把撒在地上的玻璃弹珠。然后是佟医生的声音，压得很低，但林晓月还是听到了几个字——"你太太的肺……片子出来……我们怀疑……"
后面的话被一阵推车的轮子声盖了过去。
林晓月的右眼盯着门缝。门缝里透进来的光晃了晃，暗了一瞬，然后重新亮起。她不知道那几秒钟的黑暗意味着什么。她只是继续在心里刻那行字，一笔一划，像在用一根烧红的铁针刻进骨头里。
监护仪的嘀嘀声忽然变快了一拍，又恢复了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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