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纸在办公桌上摊了一整夜。方砚秋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睡着的——也许是凌晨三四点，也许更早，钢笔从手指间滑落，在稿纸边缘画了一道长长的墨痕，像一个不规则的问号。他是被走廊里老孙头的脚步声惊醒的。老孙头在楼道里喊他的名字，声音里带着一种他从没听过的慌张。
“方记者，楼下有人找你。两个——警察。”
方砚秋从椅子上弹起来，把稿纸翻过来扣在桌上，用手掌抹了一把脸。脸上的皮脂和墨渍混在一起，在掌心留下一层黏腻的灰黑色污痕。他看了一眼窗外，天已经全亮了，阳光斜斜地照在对面的楼顶上，估摸着大概是早上八九点钟。他睡了至少四个小时，比过去四天加起来都多。
下楼之前，他做了一件事——把稿纸折好塞进帆布包里，把黑皮账册和青铜镇纸锁进抽屉最深处，把钥匙从脖子上取下来压在搪瓷缸下面。如果来的是周怀谨，这些东西暂时还是安全的。但如果不是周怀谨——如果是林兆棠在系统里经营了十年的那些“老朋友”派来的人——那他至少不能让他们从办公室里带走任何实质性的证据。
楼下来的不是周怀谨。是两个穿警服的年轻人，其中一个方砚秋认识——就是台风后第二天跟着周怀谨来报社的那个夹公文包的年轻警员。另一个没见过，肩章上的杠比年轻警员多一条，表情也更硬，站在报社大堂的水磨石地面上，两只手背在身后，用一种打量犯罪嫌疑人的目光从头到脚扫了一遍方砚秋。
“方砚秋同志，我们是滨海市警察局刑侦科的。”年长的警员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张传唤通知书放在传达室的台面上，语气公事公办的，“根据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我们依法传唤你到局里接受询问，配合调查林兆棠被害一案。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一切都将作为证据记录在案。”
方砚秋低头看了一眼传唤通知书上的签章——不是周怀谨的签名。是另一个名字：高仲平，刑侦科副科长。他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但副科长绕过正科长直接签发传唤令，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一些问题。要么周怀谨已经被架空了，要么有人在高处施加了压力，让这件案子在警局内部换了主办人。
“我换件衣服。”方砚秋说。
他回到四楼办公室，把帆布包里的东西重新整理了一遍。稿纸他带在身上，账册和镇纸他没有动——抽屉锁着，钥匙在搪瓷缸下面，如果有人趁他被传唤的时候来搜查办公室，找到钥匙就能打开抽屉。他把钥匙从搪瓷缸下面取出来，塞进左脚鞋垫下面，换了一件相对干净的衬衫，把帆布包斜挎在身上，转身下了楼。
滨海市警察局的审讯室和方砚秋想象的不太一样。不是那种从电影里看到的、有一面单向玻璃和刺眼台灯的冰冷房间，而是一间普通的办公室临时改成的询问室——墙上还挂着“滨海市治安先进单位”的锦旗，墙角堆着一摞没有归档的卷宗，桌上放着一只暖水瓶和两个搪瓷杯。但这间看似随意的房间有一个细节让方砚秋警觉——窗户的百叶窗是放下来的，房间里的所有电话线都被拔掉了。不是临时询问，是正式留置。
高仲平坐在他对面，翻开一个牛皮纸封面的笔记本，拧开钢笔帽，用和签发传唤令同样公事公办的语气开始了询问。姓名、年龄、职业、工作单位、家庭住址——把方砚秋的基本信息全部过了一遍之后，他把钢笔放在笔记本旁边，双手交叉搁在桌上，用一种更加审视的目光重新打量了一遍方砚秋。
“方记者，我们今天叫你来，是因为林兆棠命案中出现了一个和你直接相关的物证。”他从文件袋里取出一个装在透明证物袋里的东西，放在桌上。
方砚秋低头一看，心脏猛地收缩了一下。是他那卷一直藏在阁楼地砖下面的胶卷——拍有泥地上军用胶鞋脚印的那一卷。胶卷外壳上还粘着地砖缝隙里的白色石灰粉末，在证物袋里闪着细微的反光。
“这卷胶卷是在你住处的地砖下面找到的。今天早上八点，我们依法对你的住处进行了搜查，搜查令是滨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签发的。”高仲平把一张盖着红章的搜查令放在证物袋旁边，然后从文件袋里又抽出一张东西——一张已经冲洗放大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正是方砚秋在望海崖下泥地里拍到的那串人字形鞋底的脚印。
“照片上的脚印，经过技术科比对，鞋底花纹和磨损特征与本案嫌疑人奎向东脚上所穿的军用胶鞋完全一致。这串脚印从别墅方向往外延伸，在时间上说明奎向东在风暴减弱后、第一批到达别墅的目击者返回之前，就已经独自离开过一次现场。这和他在询问笔录中声称的‘与郑庭威一同返回别墅后始终在一起’存在矛盾。”
方砚秋沉默着。高仲平掌握的证据比他预想的更多。搜查令是法院签发的，说明警方的行动有完整的法律程序支持——这不是私人恩怨，不是系统内部的派系斗争，而是一次正式的、有备而来的法律行动。而签发搜查令的前提是警方已经有了足够形成合理怀疑的证据。那个证据是什么？是谁提供的？老奎的胶鞋？还是薛万有的纸条？还是别的东西？
“我不否认我拍了这串脚印。”方砚秋说，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稳，“我是记者，台风过后在现场收集证据是职业本能。”
“职业本能，”高仲平重复了一遍这四个字，语气里带着一种不加掩饰的讽刺，“但你为什么不把这卷胶卷交给警方？为什么把它藏在地砖下面？为什么在周怀谨警官询问你的时候，你对拍到脚印这件事只字不提？”
方砚秋没有回答这三个问题。他在心里飞快地计算着局势——高仲平提到老奎在询问笔录中的矛盾，说明老奎也已经被传唤了。如果警方同时传唤了他、老奎、郑庭威三个人，那就意味着这件案子已经进入了大规模的收网阶段。而收网的指挥者如果不是周怀谨，就是某个更高层级的人——某个有足够权力调动法院搜查令、更换案件主办人、在四十八小时内把一起悬案推进到留置审查阶段的人。
“我要见周怀谨。”方砚秋说。
“周警官今天早上已经被调离专案组了。高副科长现在是这起案件的主办人。”年轻警员在一旁插了一句嘴，被高仲平用眼神制止了，但话已经说出来了。
方砚秋的脑子嗡了一下。周怀谨被调离了——就在他昨晚去报社找自己之后不到十二个小时。卢景文动手了。不，不一定是他亲自下令，他不需要亲自做任何事。他只需要打一个电话，说一句“周怀谨同志最近工作太辛苦，建议让他休息一下”，系统就会自动运转起来，把任何一个挡在齿轮之间的人碾成粉末。
“那我要打个电话。”方砚秋说，“传唤期间的被询问人有权利通知家属和单位。”
高仲平犹豫了一下，然后朝年轻警员点了点头。年轻警员把一台老式拨号电话从墙角搬到桌上，接上电话线。方砚秋拨了报社总编办公室的号码，响了三声之后，总编老钱接了起来。
“老钱，我是方砚秋。我现在在警察局接受例行询问，可能今天没法回报社了。我办公桌上有篇稿子，你先不要动，等我回去自己处理。”
他说“等我回去自己处理”的时候加重了语气，希望老钱能听出异常。但老钱显然刚睡醒，在电话那头含糊地“嗯”了两声，说了句“知道了”，就把电话挂了。方砚秋不确定这个暗示有没有用，但他没有别的选择——他不能让警方在搜查完住处之后再去搜查办公室，抽屉里的账册和镇纸一旦被发现，他就不再是证人，而是嫌疑人了。
高仲平拿回电话，继续询问。他的问题越来越具体，从脚印转到别墅内部的现场布置，又从现场布置转到方砚秋和何曼、苏婉清的关系，每一个问题都精准地戳在方砚秋最不想触碰的位置上。方砚秋能感觉到，高仲平掌握的信息比他预想的要多得多——不是从周怀谨那里转交的资料，而是从另一个独立渠道获得的。那个渠道是谁？马德昌？还是卢景文的人通过某种方式把信息喂给了警方？
“最后一个问题。”高仲平合上笔记本，站起来走到方砚秋身边，低头看着他，“台风眼期间，你自己在哪？”
方砚秋抬起头，和高仲平对视。他意识到这个问题不是随便问的——高仲平在怀疑他。怀疑他不是目击者，不是记者，而是参与者。他穿着雨衣出现在别墅外面，蹲在工具棚里，在黑暗中听到了一切，也看到了足够把他自己和任何一个嫌疑人连在一起的东西。而他选择了沉默——不是因为包庇凶手，而是因为他不确定自己看到的哪一块碎片才能拼出真相。但法律不认这种辩解。法律只认他有没有在规定时间内交出所有证据。
“我在工具棚里。”方砚秋说，“从台风眼抵达一直待到天亮。我没有进过书房，没有碰过死者，也没有拿走任何不属于我的东西。”
高仲平没有继续追问，只是把笔记本合上，夹在腋下，和年轻警员一起走出了审讯室。门在他们身后关上，锁芯咔嗒一声落定。方砚秋一个人坐在审讯室里，看着对面墙上那面“滨海市治安先进单位”的锦旗，脑子里反复回放着高仲平最后一个问题。他撒了谎。他进过书房，碰过死者，拍过照片，拿走了青铜镇纸和账册。他做的每一件事都足以让他成为嫌疑人。但如果不做这些事，真相就会像被海水冲走的血迹一样，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
他在审讯室里待了将近三个小时。没有人进来，没有水，没有食物，只有窗外百叶窗缝隙里透进来的阳光在墙壁上缓慢移动，从左边爬到右边，然后渐渐暗下去。他利用这段时间把整个案件的逻辑链条从头到尾重新梳理了一遍——从何曼写信到老奎接到电话，从薛万有破窗到王启明逃跑，从周海楼溺死王启明到卢景文坐在废墟上和老奎谈判。每一个环节他都反复推敲，试图找到那个能让整个链条锁死的、不可辩驳的证据。
然后他想到了那枚印章。
老丁说印章上沾的不是血，是印泥。如果王启明用印章逼迫林兆棠在文件上盖章，那文件在哪？账册都被拿走了，保险箱里是空的——但那份被盖章的文件不一定放在保险箱里。它可能在书桌上，在混乱中被风吹到地上，被水泡烂，混在一堆被台风摧毁的废纸里。但如果它足够小——比如一张对折的便签纸，或者一份薄薄的通知书——它可能被冲到书架下面、暖气片后面、或者地板缝隙里，没有被任何人发现。
方砚秋站起来，走到门口敲了敲门。年轻警员打开门，问他什么事。
“我要见周怀谨。他被调离了也要见。这关乎一个重要物证的完整性。”
年轻警员犹豫了一下，关上门走了。过了大约二十分钟，门重新打开了。站在门口的不是高仲平，不是年轻警员，而是周怀谨。他穿着一件便装夹克，和昨晚在报社时一样，脸上没有警徽，手里没有公文包，但方砚秋注意到他夹克内袋鼓起了一块——是录音笔或者便携式无线电。他身后没有其他人，审讯室的门在他进来之后被重新关上了。
“你只有五分钟。”周怀谨说，声音压得很低，“我在内部审查中，不能直接接触这个案子。高仲平是从省厅空降下来的，今天早上刚到。他是卢景文在省厅的关系直接安排的人。”
方砚秋早猜到了这个局面，但从周怀谨嘴里得到确认还是让他的心往下沉了半寸。他把语速压到最快，把老丁对印章的分析、王启明逼林兆棠盖章的可能、以及那份至今没被找到的文件快速说了一遍。
周怀谨听完沉默了几秒，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对折的证物袋，放在方砚秋面前。证物袋里是一张被水泡得几乎透明的小纸片，上面隐约能看到一个红色的圆形印记——印章的印记。纸张的边缘已经烂得不成形了，但中间那个红圈仍然清晰可辨，圈内是四个已经模糊的篆字：林兆棠印。
“这是今天凌晨在书房地板和暖气片夹缝里找到的，卡在墙根转角的位置，被一截脱落的地脚线遮住了，前两轮搜查都没看到。纸的背面只有一行手写的字——”周怀谨把证物袋翻过来，“同意出境，准予注销。”
方砚秋盯着那六个字，瞳孔收缩了一下。“同意出境，准予注销”——这是一份批准某人出境的文件。林兆棠是国铁总局运务司长，他有权批准下属因公出境，也有权在特定文件上盖章注销某个人的身份档案。但王启明为什么需要这份文件？王启明是替L先生收钱的，他不属于国铁系统，不需要林兆棠批准出境。那份文件不是给王启明的。
“文件抬头是谁的名字？”方砚秋问。
周怀谨摇了摇头：“抬头被撕掉了。纸的最上端是一道整齐的撕裂线，有人故意把名字撕走了。但技术科用侧光扫描发现，纸的抬头位置曾经写过三个字，其中第二个字的结构非常复杂——目测是个‘婉’字。”
方砚秋靠回椅背，脑子里所有零散的碎片在这一刻全部找到了各自的位置。林知还的日记最后一页写着：“那些人手里拿着照片。”她看到的“那些人”不是拿着她的照片，是拿着她母亲的照片。王启明逼林兆棠盖章的文件是一份注销苏婉清身份档案的出境审批表，拿走那份文件的人把抬头上的名字——苏婉清——撕掉了。王启明是替卢景文来执行的：林兆棠在台风夜之前已经做好了抛下妻子女儿、带何曼出境的准备。他需要注销苏婉清的身份档案，让她在系统中变成“已出境”状态，这样就能为自己争取足够的时间来掩盖所有罪行。但王启明拿着审批表来找林兆棠盖章时，两人因为某个原因翻脸，王启明用印章砸向林兆棠的后脑——不是致命的一击，然后另一个人用青铜镇纸完成了致命的一击。
“这份文件的存在说明凶器之争有了新的答案。”方砚秋站起来，双手撑在桌上，“但问题又回来了——如果王启明的印章不是致命凶器，那青铜镇纸是谁用的？薛万有说他进去的时候林兆棠已经被砸了，但他只看到王启明一个人。他看到的是王启明在盖章威胁，还是王启明已经砸完了、林兆棠已经受伤了？如果他看到的是‘之后’的场景，那‘之前’砸的那一下是谁砸的？”
周怀谨把证物袋收好，走到门口，手放在门把手上停了一下。
“方记者，你的报道写完了吗？”
“写完了。但还差最后一段——我需要知道是谁拿着青铜镇纸。”
“也许那个人自己会来找你。”周怀谨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然后推门走了出去。审讯室重新陷入了寂静。方砚秋坐下来，把两只手交叉放在桌上，盯着对面的白墙。周怀谨说那个人自己会来找他——什么意思？谁？老奎？郑庭威？薛万有？还是那个至今没人提起过的、别墅里应该在场却一直被忽略的人——周海楼？但周海楼已经跑了，在公海上。
除非周怀谨说的不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方砚秋闭上眼睛，回忆那晚客厅里围坐在红木餐桌旁的人——林兆棠、苏婉清、郑庭威、何曼、周海楼。还有一个人。林兆棠在厨房窗外说，“今晚过后，所有账目一把火烧干净。”然后那个年轻人问，“那老周那边怎么交代？”林兆棠说，“交代什么？台风天出点意外很正常。”然后年轻人问，“你怕了？”
那个语速很快的年轻人是郑庭威，这一点方砚秋在冷藏仓库里已经确认了。但当时客厅里有几个人？郑庭威、何曼、苏婉清、周海楼。还有一个方砚秋在望远镜里看到的“穿深色西装的港商”——周海楼。还有周海楼的保镖，那个“在沙发上睡着了”的人。这个保镖后来从来没有出现在任何人的叙述里，像是被所有人集体遗忘了。周海楼去礁石上溺死王启明时，保镖在哪里？周海楼坐货轮逃跑时，保镖有没有上船？
方砚秋猛地睁开眼睛，心里冒出一个让他自己都脊背发凉的念头——那个保镖也许是本案最后一枚无人知晓的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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