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砚秋在海港路的棚屋区找到郑庭威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第二场台风的尾流还在滨海市上空盘旋，雨已经小到只剩下一层濛濛的水雾，但风仍然一阵一阵地抽着，把铁皮棚屋的屋顶吹得哗啦啦响。棚屋的门虚掩着，里面没有点灯，只有一缕灰蒙蒙的天光从屋顶的破洞里漏下来，照在郑庭威脸上。他一夜没睡，坐在行军床边，面前摊着那只从行李箱里取出来的黄铜打孔器，还有一张被水泡过的滨海市老城区地图。烟灰缸里的烟蒂堆成了小山。
“老奎呢？”方砚秋进门就问。
“走了。”郑庭威的声音沙哑得像两块砂纸在对磨，“昨晚你走之后，他坐在门口抽了半包烟，忽然站起来说‘我儿子的事不能就这么算了’。我问他去哪，他没说，扛着撬棍就走了。”
方砚秋的心往下沉了半寸。老奎在冷藏仓库里说过，他这些年一直在找机会向林兆棠讨回公道。现在林兆棠死了，但真正的幕后操纵者——L先生和他手下的代理人——还活得好好的。老奎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去找那些人算账，等于拿鸡蛋碰石头。
“你有没有问他去找谁？”
“问了。他说了一句我没听懂的话——‘去找那个写信的人。’”
方砚秋愣住了。写信的人？写匿名信的人是何曼——何曼在仓库里已经亲口承认了。老奎要找何曼算账吗？不对，老奎当时在仓库里听到了何曼的坦白，他如果要找何曼算账，当时就能动手。他说的是“写信的人”——不是给方砚秋写信的人，也不是给林兆棠写信的人，而是给他写信的人。老奎说过，台风那天下午他“收到了一个电话，不知道是谁打的，只告诉他一句话：林兆棠今晚在别墅，台风过后就要出境。”那个电话是谁打的？如果也是何曼，老奎不会在知道何曼是举报人之后还说出“去找那个写信的人”这句话——他会直接说“去找何曼”。
方砚秋把老奎的这句话在脑子里翻来覆去地嚼了几遍，然后想起了一个他一直没有认真追查的细节——何曼在仓库里承认自己写了两封信，一封给方砚秋，一封给林兆棠。但她没有承认自己给老奎打过电话。当时方砚秋以为打那个电话的人也是何曼，但现在他意识到，知道老奎和林兆棠有仇、知道老奎的电话号码、知道台风夜林兆棠在别墅的人，不止何曼一个。王启明也知道——他替L先生收钱收了十年，对林兆棠手下的每一笔血债都了如指掌。马德昌也知道——他是L先生在滨海市的代理人。甚至周海楼也知道——他是中间人，所有关于老奎的信息都可能通过他传递出去。
那个电话不是让老奎去讨公道的。是让老奎去当目击者的——或者替罪羊的。有人算准了老奎会在台风眼期间返回别墅，和老奎撬门、和郑庭威一起冲进书房。这样一来，当警方开始调查的时候，老奎和郑庭威就会成为最自然的嫌疑人，而真正的凶手就能在他们的掩护下从容脱身。
“郑副司长，”方砚秋在行军床边蹲下来，压低声音，“你和老奎从储藏室出来之后，在走廊里有没有看到任何人？”
郑庭威夹着烟的手指停了一下。他把烟头摁进烟灰缸里，用力碾灭了最后一点火星。然后他抬起头，镜片后面布满血丝的眼睛里闪过一种方砚秋从未在他脸上见过的神色——不是紧张，不是恐惧，而是某种被藏了太久、终于要被翻出来的沉重。
“你问了我三次这个问题，”郑庭威说，“第一次在仓库里，我说没有。第二次在你来找我要打孔器的时候，我也说没有。现在你问第三次——好，我告诉你。有。”
方砚秋的呼吸轻了下来。
“老奎撬开储藏室的门之后，我先冲了出去。走廊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老奎手里有一只手电筒，但电池快没电了，只能照亮脚下三步的距离。我们往书房跑的时候，经过走廊中间的位置，手电筒的光扫到了一个人。那个人蹲在走廊拐角——就是主卧和储藏室之间的那个拐角——身子缩成一团，低着头，身上穿着一件被撕破的雨衣。”
“你认出他了吗？”
郑庭威缓缓地摇了一下头：“光太暗了。我只看到雨衣的颜色是深蓝色的——那种铁路工人统一配发的旧式雨衣，十年前就停产了。老奎的手电筒在他身上停留了不到两秒，老奎骂了一句‘哪个王八蛋’，那个人没反应。然后我们就听到书房里传来一声闷响——是东西砸在肉体上的声音。我和老奎没顾得上那个人，直接冲进了书房。后来的事你都知道了。”
深蓝色雨衣，十年前停产，铁路工人统一配发。方砚秋脑子里某扇一直虚掩着的门被这个描述猛地推开了。他想起了一个人——一个从头到尾没有出现在别墅里、但和这一切都有关系的人。他爹方连生。但方连生已经死了，埋在了八七年的煤堆下面。那件雨衣是方连生的吗？还是别的铁路工人的？为什么那个人会穿着十年前停产的旧式雨衣出现在林兆棠的别墅里？
“你后来有没有再找过那个人？”方砚秋问。
“找了。”郑庭威的声音变得更低了，“我们从书房出来之后，我让老奎去追那个从窗户逃跑的人影，我自己在走廊里来回走了两遍。那个人不见了。走廊里除了地上的水渍和玻璃碎片，什么都没有。他就像蒸发了一样。”
方砚秋把背靠在棚屋的铁皮墙上，冰凉的金属触感透过雨衣传到他的后背上。他闭上眼，把自己代入那个穿深蓝色旧雨衣的人。台风眼期间，这个人从别墅外面打碎了书房窗户的玻璃——也许是为了进入书房，也许是为了在窗框上打孔——然后被玻璃碎片划破了雨衣。他在林知还离开书房之后进入房间，和林兆棠发生了搏斗，用青铜镇纸击中了林兆棠的后脑。何曼在黑暗里看到了林兆棠睁着的眼睛，然后这个人从窗户翻了出去——或者没有翻出去，而是退到了走廊上，靠着墙喘气，被林知还看到，被何曼看到，被郑庭威和老奎的手电筒扫到。
然后这个人消失了。
他在别墅的哪个角落里躲过了所有人的视线？厨房后门外的工具棚？方砚秋自己就在工具棚里待了一整夜——他有没有和这个人在黑暗中擦肩而过，只隔着一层铁皮墙皮？
方砚秋睁开眼睛，从帆布包里掏出一件东西放在郑庭威面前。是那件沾着玻璃粉末的、印有南华联邦铁路局徽标的黄铜打孔器。郑庭威看着它，又看着方砚秋，不明白他为什么忽然把这个拿出来。
“你说你从林兆棠保险箱里拿走了这个打孔器。但你从来没告诉我，它是放在保险箱里什么东西上面的。它的下面压着什么？”
郑庭威的表情从困惑变成了一种缓慢的、不情愿的了悟。他把烟头从嘴里拿下来，看着那只打孔器，沉默了很久。
“你怎么知道下面压着东西？”
“猜的。”方砚秋说，“林兆棠如果只是把打孔器随手丢进保险箱，周怀谨搜查的时候早就发现它了。但他没有发现。说明打孔器被藏在了某种东西里面——或者某种东西下面。而你把它拿走了。”
郑庭威站起身，走到行李箱前，重新蹲下来。这一次他从箱底拿出的不是毛巾包裹的打孔器，而是一个被折叠成小方块的牛皮纸袋。他把纸袋展开，里面是几张泛黄的、边缘卷曲的老照片。他把照片摊在行军床上，一张一张排开。
方砚秋低头看那些照片。第一张拍的是一个穿深蓝色铁路工人制服的男人，站在一列运煤货车旁边，对着镜头憨厚地笑着。方砚秋认出了那张脸——是他爹方连生。他见过这张照片，养母的抽屉里也有一张一模一样的。第二张拍的是林兆棠——比现在年轻很多，大概三十出头，穿着铁路局的灰色中山装，站在方连生旁边，两个人并肩站在同一列货车前面，手搭在彼此的肩上，表情很轻松，像是很熟悉的人。
方砚秋盯着这两张照片，觉得自己的认知在一点一点地被重新校准。林兆棠和他爹不是加害者和受害者的关系——至少一开始不是。他们认识。他们在一个镜头前并肩站过。他们搭过彼此的肩膀。
第三张照片让方砚秋的手指完全僵住了。照片上是一群人，大概七八个，站在一列货运列车前面。方连生在第二排最左边，林兆棠在第一排中间。后排中间站着一个方砚秋不认识的中年男人，穿着深蓝色铁路工人旧式雨衣，个子很高，肩膀很宽，脸上带着一种不太情愿被拍进去的勉强笑容。照片背面用钢笔写了一行字——“1985年秋，滨海编组站，全体装卸组。”
郑庭威指着后排那个穿深蓝色雨衣的男人：“这个人叫薛万有。当时是滨海编组站的装卸班长，方连生的直属上司。八七年那批煤出事之后，薛万有被停职审查，后来调到了别的线路。再后来——听说他疯了。”
方砚秋把第三张照片翻过来覆过去看了很久，然后他的目光落在了薛万有身上那件深蓝色雨衣上。铁路工人统一配发的旧式雨衣，十年前停产。在台风眼里出现在别墅二楼走廊上的人，穿着一件被撕破了的深蓝色雨衣。
“薛万有还活着吗？”
郑庭威没有直接回答。他把第四张照片翻了出来，放在方砚秋面前。这是一张近期的照片——比前三张新得多，纸张还没有泛黄，边缘也没有卷曲。照片拍摄的背景是一座破败的平房，门口堆满了废品和旧报纸。门口站着一个老人，头发全白了，乱得像一团枯草，身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深蓝色旧式雨衣，眼神直直地盯着镜头，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让人汗毛竖起的笑容。照片背面也有一行字，是林兆棠的笔迹——“薛万有，1989年7月摄于城西棚户区。仍活着。仍不肯开口。”
方砚秋抬起头，和郑庭威对视了一眼。他看到了郑庭威镜片后面同样震动的瞳孔——郑庭威虽然一直收藏着这些照片，但他显然没有把这个薛万有和林知还日记里那个“走廊上的人”联系在一起，因为他从未看过林知还的日记。
“带我去找薛万有。”方砚秋站起来，把四张照片收进牛皮纸袋，塞进帆布包里。
郑庭威没有拒绝。他从枕头下面摸出那把手枪，退下弹匣看了一眼子弹，重新装回去上了膛，把枪插进风衣内袋。然后他披上雨衣，跟着方砚秋走出了棚屋。
他们沿着海港路往西走，穿过被积水淹没的铁道岔口，走进了滨海市最破败的一片棚户区。这里的房子是用铁皮、木板和塑料布搭起来的，很多屋顶在两次台风中被掀掉了，居民们正蹲在泥水里收拾被泡烂的家当。没有电，没有自来水，到处都是泥浆和垃圾发酵后的酸臭味。
薛万有的房子在棚户区的最深处，是一栋用红砖和石棉瓦搭起来的小平房。房门锁着——一把崭新的铁锁，在这栋破房子里显得格外突兀。方砚秋趴在窗户上往里看，屋里堆满了废旧报纸和空酒瓶，墙上贴满了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方块字，密密麻麻，像是某种密码。地上有一只翻倒的煤油灯，灯油洒了一地，已经干成了深色的印渍。
“有人来过。”郑庭威蹲下来检查门锁，“这把锁是新的，不是他的。他一个收废品的老头，买不起这种锁。”
方砚秋绕到房子后面，在泥地上发现了一串脚印。脚印很大，花纹是人字形的军用胶鞋底，和他的脚印在望海崖下泥地上发现的那一串一模一样。脚印往西延伸，消失在一条被灌木掩盖的小径尽头。那条小径通往的地方是——望海崖下面的礁石滩。
方砚秋直起腰，对郑庭威说：“他会去灯塔。那里有一个十几岁的女孩留了一个本子，还有一件带血的外套。也许薛万有觉得那些东西是留给他的。”
他们沿着小径往下走，穿过被台风吹得七零八落的灌木丛，重新回到了那片礁石滩。潮水已经退了大半，露出更多黑色的礁石，在灰色的晨光里像一群搁浅的巨鲸。灯塔矗立在栈桥尽头，铁制穹顶歪着的角度在风中持续发出金属摩擦的呻吟声。
灯塔的铁门半开着，里面没有灯光。方砚秋推开门，手已经伸进口袋里握住了裁纸刀的刀柄。
薛万有坐在灯塔一层的角落里，背靠着花岗岩墙壁，身上穿着那件深蓝色旧式雨衣。雨衣的右侧肩部有一道长长的裂口，从肩膀一直延伸到腰际，裂口边缘的橡胶涂层翻卷起来，露出里面的帆布内衬。裂口很整齐——不是撕破的，是被锋利的玻璃片划过之后撕裂的。他的双手搁在膝盖上，手背上布满了老年斑和旧伤疤，手指很脏，指甲缝里嵌着黑色的污垢。
他听到动静，缓缓抬起头。他的眼神是浑浊的，但里面有一种奇怪的、不属于疯子的清醒，像是一个人在疯了太多年之后忽然找到了一件值得清醒的事。
“你是谁？”他的声音嘶哑，像是很久没和人说过话了。
方砚秋在离他三步远的地方蹲下来，从帆布包里掏出那张1985年的老照片，指了指后排那个穿深蓝色雨衣的人。
“薛师傅，这个人是你，对吗？”
薛万有看着照片，嘴角那丝若有若无的笑容消失了。他伸出颤抖的手，接过照片，用拇指摩挲着照片上自己的脸，嘴唇嚅动了几下，但什么声音都没发出来。
“台风那晚，你去过望海崖上的别墅。”方砚秋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问，“你去见林兆棠了，是不是？”
薛万有放下照片，抬起头看着方砚秋。他的眼神在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显得格外年轻——那是一种被压抑了多年、终于找到了出口的目光。
“我没想杀他。”薛万有说，“我去了，我想跟他把话说清楚。我疯了很多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只有疯了，才能活着。如果我不疯，我早就死了，像我手下那两个人一样。”
方砚秋的呼吸停住了。他手下那两个人——方连生和老奎的儿子，那个在煤堆坍塌时跑回去救方连生的年轻人。
“那个年轻人叫什么？”方砚秋问，声音比他自己预想的更紧。
“马小川，”薛万有说，“我叫他小川。他比你大不了几岁，死的时候才十九。”
薛万有把手在雨衣上蹭了蹭，蹭掉了指甲缝里的泥垢，然后开始用一种平稳到近乎机械的声音讲述台风夜的事情。他的声音起初还在颤抖，但讲到后面，颤抖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绝望到极点的平静，像是从井底望天的人终于放弃了呼救。
“台风那天下午，有人往我门上塞了一个信封。信封里有两百块钱，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林兆棠今晚在别墅，台风过后他就要出境了。纸条上还说——‘这是你最后的机会。’我不知道塞信封的人是谁，但我不在乎。我拿了钱，买了这把锁——我家原来没有锁，根本不需要锁——然后我就去了望海崖。”
他停了片刻，像是在重新组织被酒精和岁月搅乱的记忆。
“我躲在他的书房窗户外面，那个地方我很熟。林家的别墅位置占的是我们当年的工棚地基——那是把我们的地盘拿去改别墅的。所以我把地形摸得很清楚。我看到林兆棠在书房里烧东西，看到一个小姑娘进去和他吵架，看到小姑娘跑出去。然后我看到另一个人从酒窖的方向上来，进了书房。那个人和王启明以前替L先生收钱时我见过他一次——他进了书房就把林兆棠按在桌上，大声问账册在哪。林兆棠不肯说，那人就开始搜房间。”
“然后玻璃碎了？”
“玻璃是我打破的。”薛万有说，“我用砖头。钢化玻璃从外面打不碎，我打了好几下，虎口都震裂了，才把玻璃打成碎片。因为我不打碎玻璃，我就进不去。我不进书房，林兆棠就要死在里面了。”
方砚秋整个人僵住了。所有人都在猜测那个打碎窗户的人是要进去杀林兆棠的——包括他自己。但薛万有说他是进去救林兆棠的。他一拳砸碎了玻璃，被飞溅的玻璃片划破了雨衣，翻进了书房。然后他看到了什么？
“你进去之后看到了什么？”
薛万有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他做了一件事——他从雨衣口袋里掏出一件东西，放在地上，推到方砚秋面前。
那是一枚青铜印章。方形，底座上刻着“林兆棠印”四个字。印章的一角沾着深褐色的血迹，已经干涸了。
“我进去的时候，林兆棠已经倒了。”薛万有的声音很低，低到方砚秋几乎要贴过去才能听清，“那个人——王启明——正拿着这个印章，蹲在林兆棠身边，用印章的尖角往他后脑勺上砸。林兆棠还没死，他的手还在抽动。王启明看到我翻窗进来，扔下印章就往外跑，从书房门冲了出去。我追了他两步，但走廊上太黑了，我没追上。我回到书房的时候，林兆棠已经不抽了。”
方砚秋低头看着那枚沾血的印章。青铜印章，方形底座，棱角分明。后脑的伤口呈凹陷状，边缘不规则——不是镇纸造成的，是印章的尖角造成的。他伸出手，把地上那枚印章拿了起来，隔着帆布手套也能感觉到金属的冰凉。
“这个印章你从哪拿的？”
“王启明逃跑的时候掉在书房门口了，就在地毯边上。”
“你为什么不报警？”
“报警？”薛万有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忽然涌出了泪水，“我疯了八年。整个滨海市都知道我是疯子。我报警，警察是信我还是信那些穿西装的人？我一个收废品的老头，跑到林兆棠的别墅里，手里拿着沾血的印章，跟警察说‘我没有杀他，我是进去救他的’——他们会信吗？”
方砚秋沉默了。薛万有没有错。如果他报警，他会成为最完美的替罪羊——有动机（八七年煤难死手下的两个装卸工），有物证（沾血的印章和沾着玻璃粉末的破雨衣），有目击者（至少林知还看到了他靠在走廊墙上喘息），没有人会相信他闯进书房是为了救林兆棠。
郑庭威在方砚秋身后一直沉默地站着，听到这里，他把手伸进风衣内袋，摸到了手枪的枪柄。
“王启明是怎么死的？”郑庭威开口，“他的尸体在礁石上被发现了，是被人在浅水里溺死的。”
薛万有把目光转向郑庭威，看了很久，然后摇了摇头。
“不是我。他从书房跑出去之后我就再没见过他。我离开别墅的时候，潮水还没涨上来，礁石上什么都没有。杀他的人不是我。”
方砚秋把手里的印章收好，站起来，把照片放回了帆布包里。他看着薛万有坐在墙角，雨衣的裂口在晨光中看上去像一条冻僵的蛇。他想起了林知还日记里的话——“他靠墙喘气，手里的东西不见了。”他手上原来拿着的是这个——不是那块作为凶器的青铜镇纸，而是那个砸人的印章——他把凶器留在现场，却把它捡了起来。
但他又想，薛万有为什么要留下这个？如果他想脱罪，把它扔进海里才是最干净的。他留下它，也许不是为了自证清白，而是作为一个知道真相的人，想给方连生的儿子保留一个锁住凶手的证据。
“这印章我带走了。”方砚秋说，“如果我要把这个交给警方，前提是——能找到王启明坠海的确切凶手，能让你的陈述和物证形成闭环。否则，你就是第一个被怀疑的对象。”
薛万有点了点头，像是早就料到了这个结局。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皱巴巴的烟，叼在嘴里没点，含糊地说了一句话。方砚秋听清了每一个字——“你跟你爹长得很像。”
方砚秋转过身走出灯塔。郑庭威跟在他身后，两人沿着栈桥走回望海崖一侧。海风吹散了最后几缕雨雾，第二场台风终于完全离开了滨海市的海岸线。海面上涌浪仍然很高，浪花拍在礁石上溅起数米高的白沫，远处的海平线上隐约出现了一层淡金色的光——这是四天来滨海市看到的第一次阳光。但方砚秋知道，阳光并不意味着结束。因为薛万有交代了一切，而他也老实说了王启明不是他杀的。那王启明是谁杀的？走廊上从书房窗户再翻出去的是一个人，杀王启明的也许是另一个人。是谁把王启明从书房里追到礁石上，把他的头按进涨潮的海水里，直到他停止挣扎？那个人现在在哪里？
他忽然想到一个一直被忽略的问题——王启明是不是可能根本就没有离开过别墅区？如果他从书房跑出去之后没有跑远，而是躲在了某个地方——比如工具棚——然后在那里遇到了一个人？方砚秋想起自己在工具棚里度过了整个台风后半圈，黑暗中他缩在角落里抱着相机，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听不到。但如果工具棚里有另一个人和他隔着一堵铁皮墙皮同时躲在那里，他有没有可能一点都察觉不到？
不可能。工具棚不到四平方，除了堆满锈工具的铁架子，只有一个他蜷缩的角落，另一个人是绝对藏不下的。但工具棚外面，沿悬崖的小径两侧，有不止一个可以藏身的天然岩缝。有人曾经在那条小径上走过，留下了人字形军用胶鞋的脚印——老奎的脚印。老奎从别墅被赶出来之后，在台风眼期间回来了，撬开了储藏室的门。然后他和郑庭威一起冲进书房，看到了林兆棠的尸体。然后他去追窗外的人影。他在礁石上遇到了谁？
方砚秋正在想着，郑庭威忽然拉住了他的袖子。
“你看那边。”郑庭威指着望海崖上面，别墅旧址的方向。透过越来越亮的天光，他们看到那栋残破的别墅门前，有两个人影。一个蹲在坍塌的门廊下，另一个站在他旁边，扛着什么东西——一根撬棍。
是疤脸老奎。而蹲在他身边的，是一个穿着黑色中山装的老者，花白头发，坐姿端正。正是昨晚在梧桐巷老洋房里和马德昌一起逼苏婉清签字的那个人。老者的乌木拐杖搁在膝盖旁边，拐杖柄上刻着一个模糊的纹章——在晨光中，方砚秋第一次看清了那个纹章的形状。
一片树叶。叶子正中央，有一个字母“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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