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追猎

去石桥镇的末班车在下午四点半出发，方诚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登山杖横放在膝盖上。车厢里只有七八个乘客，大多是从洛川回镇上的农民，脚边堆着装在编织袋里的种子和化肥。柴油发动机的声音单调而沉闷，车窗外的风景从城市的楼群渐渐过渡到灰黄色的农田和光秃秃的行道树。

方诚从公文包里拿出崔世昌写的那篇头版报道，又读了一遍。崔世昌在报道的末尾引用了邵远的一句话——“我们用的是大家的东西，怎么就成贼了呢？”这句话被印成了黑体，在报纸上格外醒目。方诚把报纸折好放回公文包，靠在座椅上闭了一会儿眼睛。他想起第一次在法庭上看到邵远的样子——那个老厂长攥着一个牛皮纸档案袋，手抖得很厉害，嘴里反复念叨着同一句话。那时候他不知道那句话是什么，后来他对着镜子对着口型才看懂了——那是所有人共有的东西。明天这篇报道会被洛川市的每一个报刊亭挂出来，被每一个喝早茶的人翻开。真相一旦印在纸上，就再也收不回去了。

到石桥镇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镇上的路灯稀稀落落，主街上只有粮油铺和五金店还开着门，供销社改建的小超市门口亮着一盏惨白的日光灯。方诚拄着登山杖走在石板路上，杖尖在石头上戳出笃笃的回声，在安静的镇街上显得格外清晰。他在镇口的老槐树下停下来，掏出笔记本翻到记有沈牧之消息的那一页——“郑敬尧，退休专利局档案管理员，石桥镇。”但没有具体地址。

他走到镇上一家还在营业的小饭馆里，点了一碗面条，顺便向老板打听郑敬尧。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胖女人，听到这个名字之后愣了一下，然后说：“你找老郑？他住在镇西头旧邮政所后面那排平房里，最里面那间。这个人平时不怎么跟人来往，去年退休回来之后就在家里养鸽子，镇上的人都叫他‘鸽子郑’。”

方诚吃完面条，拄着登山杖穿过镇子往西走。镇西头比主街更冷清，旧邮政所是一栋两层的青砖楼，窗户黑漆漆的，门口的邮箱已经锈得不成样子。邮政所后面果然有一排低矮的平房，围墙上爬满了枯死的丝瓜藤。最里面那间屋子的窗户透出微弱的灯光，院子里隐约能听到鸽子咕咕的叫声。

方诚敲了敲那扇油漆剥落的木门。里面传来缓慢的脚步声，然后门开了一条缝，露出一张老人的脸——六十多岁，脸型瘦长，头发几乎全白了，但眼睛很亮，不像一般老年人那种浑浊的目光。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旧棉袄，袖口磨得发白，右手上戴着一只脏兮兮的帆布手套。他看了方诚一眼，没有问“你是谁”，而是说了一句让方诚站在门口愣住了的话。

“你终于来了。老邹说你迟早会来。”

郑敬尧把门拉开让方诚进来。屋子里不大，但收拾得很整齐，靠墙的旧书架上整整齐齐地码着档案盒和文件夹，每一份的脊背上都用铅笔写着编号和日期。墙角放着一个铁皮柜子，柜门半开着，里面摞着几摞泛黄的卷宗。窗台上摆着几个鸟笼，几只灰色的鸽子在里面咕咕地轻声叫着，羽毛蓬松，显然是已经栖息的姿势。

方诚在靠窗的旧藤椅上坐下来，郑敬尧给他倒了一杯热茶。茶叶是便宜的高末，但水很烫，茶香在冷飕飕的屋子里蒸腾出一团白汽。

“沈牧之给我发消息，说你会来找我。”郑敬尧坐在方诚对面的一把木椅上，把手套摘下来放在膝盖上，他的手指粗短有力，指甲缝里有洗不掉的泥垢——那是长年侍弄鸽子的痕迹，“老沈说你在找一段录音。老邹生前录的，里面有洪敬先的声音。”

“你知道这段录音在哪里？”

“在我这里。”郑敬尧站起来走到铁皮柜子前，打开最下面一格抽屉，从里面取出一个老式磁带盒，放在茶几上。磁带盒是透明的塑料壳，里面的磁带标签上写着一行小字——“1996年10月，洪宅书房。邹伯安最后一次与韩仲谋、洪敬先谈话。”笔迹是邹伯安的。

“这段录音是老邹在去年十月份录的。他那时候已经知道自己没多少日子了，就约了韩仲谋和洪敬先在洪宅见面，说是要谈退休待遇的问题。实际上他带了一台从魏明那里借来的录音机，藏在棉袄里。那台录音机的电池只能撑四十分钟，但那天他们在书房里谈了将近两个小时。录到的内容只有前面四十分钟，但已经足够让洪敬先睡不着觉了。”郑敬尧用手指轻轻敲了敲磁带盒，“你听听就明白。”

方诚看了看屋子里，郑敬尧家里没有录音机。“你家有能放磁带的机器吗？”

郑敬尧站起来走到卧室里，翻了一会儿找出一个旧的便携式录音机，灰白色的塑料外壳已经泛黄，和仓库里邹伯安那台386电脑是一个年代的东西。他把磁带放进去，按下播放键，磁带沙沙地转了起来。开头有很长一段空白，只有背景里隐隐约约的脚步声和关门声。然后一个声音响起来了，是韩仲谋的声音。

“……老邹，你的退休金和医疗报销，公司已经在走流程了。你说身体不好想休养，我完全理解。你今天来找我们，到底想谈什么？”

然后是邹伯安的声音，沙哑、缓慢、每说几个字就要停下来喘一口气：“韩总，洪副主席，我今天来不是要钱。钱我有。我是想来问你们一句话——仓颉码第三版，我们当初在会议上全体通过要开源共享，你后来把它申请了专利。这件事你跟我说过，是为了保护它。但你用它起诉了十四家小厂，索赔两千多万。钟维岳帮你跳过技术对比，你帮他什么？洪副主席，您在1993年批给天域的那栋楼，租金是市场价的三十分之一。那栋楼每年的租金差额，够养活多少个明辉电子那样的厂？”

一段漫长的沉默。然后洪敬先的声音第一次出现在录音里。那是一个低沉、威严、带着某种不容置疑的笃定感的声音，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齿缝里挤出来的。

“邹工，你觉得你问的这些事情有答案吗？专利是国家批的，法院是依法判的，办公楼是按规定租的。你一辈子搞技术，技术以外的事情你不懂，也不需要懂。你今天来问我，我就告诉你一句实话——在洛川，能做主的人不多。韩仲谋是个生意人，他做的是生意；钟维岳是个办事的，他办的是手续；我呢，我什么都不做，我只是帮大家把这个盘子稳住。没有这个盘子，你那些代码现在还在BBS上长草，谁记得你？”

“盘子。”邹伯安的声音忽然变得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你说的盘子，就是把所有人的东西锁进你的柜子里，然后跟别人收钥匙钱。”

“你说的没错。”洪敬先的声音没有愤怒，没有辩解，只有一种冰冷的坦诚，“但我不是在偷。我是在收税。你写了代码，但你守不住代码。我帮你守住了，所以你得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就是——你那些开源共享的梦想，得在我的规则里实现。你觉得这不公平？那你告诉我，没有我的规则，你的梦想在洛川能走多远？”

录音里又沉默了很久。然后邹伯安说了一句让方诚后背发凉的话：“你做的这些事，不是为了保护谁，是为了你自己。你把别人的命当成棋子在下。韩仲谋偷了大家的代码，钟维岳帮他伪造了审批，你是站在他们背后笑的那个人。你以为你躲在政协的办公室里喝喝茶、打打电话就没事了吗？我告诉你，这份录音我会带走。你等着。”

洪敬先的声音最后一次出现，平静得让人不寒而栗：“老邹，我等你。但你要想好了——你带走的不是你一个人的命。”

录音断了。磁带在录音机里沙沙地转着，再也没有声音。四十分钟到了。

方诚坐在藤椅上，手指紧紧握着已经凉了的茶杯。他明白了为什么郑敬尧说这段录音让洪敬先睡不着觉。录音里洪敬先说的每一句话都不是威胁，不是命令，而是一种赤裸裸的权力宣言——他把别人的开源梦想锁进自己的商业保险柜，然后告诉那个写代码的人：“你守不住，所以我替你守。你得付出代价。”他把犯罪说成了恩赐，把掠夺说成了管理。

郑敬尧把录音机按停，磁带弹出来，他把磁带盒重新放在茶几上。“老邹录完这段之后，从洪宅出来就给了我。他说，老郑，你帮我保管好，这个东西不能放在我家里。我问他为什么找我，他说因为你是档案室管理员，你知道怎么保存东西。”

“后来呢？”

“后来老邹就进了医院。他住院之后，洪敬先派了人来他家翻过，把所有的软盘、笔记本、文件柜全都翻了个遍。他们没找到这段录音——因为录音在我家，不在他家。”郑敬尧低头看着自己膝盖上那双摘下来的帆布手套，声音低沉下去，“老邹死的那天晚上，我在医院对面的街上站了整夜。我看着他病房的灯。天亮的时候灯灭了，我知道他走了。”

窗外传来鸽子在笼子里扑棱翅膀的声音，像是某种不安的悸动。方诚把磁带盒拿起来放进自己的公文包里，站起来跟郑敬尧握了一下手。郑敬尧的手粗糙而有力，那只手曾经在专利局档案室里整理过成千上万份文件，也曾在退休前的最后几天把钟维岳签字的审批单从暂存室里偷出来交给沈牧之。他说他欠老邹的——大概是欠了一份在关键时刻没有站出来的勇气。

“这段录音可以给警方。”方诚说，“有了它，再加上钟维岳的口供和你保存的审批单扫描件，洪敬先这个案子就够了。”

郑敬尧点了点头，站起来送方诚到门口。门外的夜风冷得刺骨，镇街上已经空无一人，只有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狗叫。方诚拄着登山杖走出那扇旧木门，刚走了几步，郑敬尧忽然在身后叫住了他。

“方记者，老邹临死前托我告诉你一句话。”郑敬尧站在门口，身后的灯光把他瘦削的身影投在青砖地面上，“他说——‘代码是干干净净的，把脏东西洗掉。’我当时不知道他说的‘方记者’是谁。他说会有一个拄着登山杖的人来找我。他说那个人会听懂他的意思。”

方诚站在院子里，头顶上的夜空没有月亮，但星星很亮。石桥镇的夜空比洛川市清澈得多，银河隐约可见，像一条淡淡的白练横贯天际。他朝郑敬尧深深地点了点头，然后转过身，拄着登山杖朝镇上唯一一家还在营业的小旅馆走去。

旅馆的老板娘给他开了一间最便宜的单间，房间里只有一张铁架床和一张桌子。他把公文包放在床头，磁带拿出来放在枕头旁边，然后躺在床上给沈若兰打了一个电话。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沈若兰的声音带着睡意，但更多的是如释重负——小瑾已经醒了，烧退了，吃了一碗粥，还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方诚说快了，明天就回去。挂了电话之后，他躺在黑暗里听着窗外鸽子偶尔发出的咕咕声，想着洪敬先在录音里说的那句话——“我是在收税。”那不是贪婪，不是疯狂，不是任何可以用常理来解释的东西。那是一种把自己放在规则之上的人，在被人质问时给出的最直白的回答。而这种回答，是他听过的最可怕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