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血夜

麦志强住在洛川市高新区东侧的一片老居民区里，那地方是九十年代初高新区扩建时盖的安置房，六层的红砖楼，外墙没贴瓷砖，裸露的砖面上爬满了黑绿色的霉斑。方诚花了三天时间才打听到这个地址——天域科技现任员工里没有人愿意谈起麦志强，提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所有人都会用一种奇怪的语气说“老麦啊”，然后就闭上了嘴。

他在一天傍晚找上了门。楼道里堆满了蜂窝煤和旧纸箱，楼梯扶手锈得摇摇晃晃。麦志强住在六楼，最顶层，门是那种老式的绿色防盗门，漆皮爆裂，露出下面暗红色的铁锈。方诚敲了五下门，里面才传来缓慢的脚步声。门开了一条缝，露出一张瘦削的脸。

麦志强比邹伯安年轻，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得多。五十出头的人，头发已经白了大半，眼袋很重，嘴角的法令纹深深地刻进脸颊里。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毛衣，袖口脱了线，一截毛线头垂在外面。他看了方诚一眼，没有问“你是谁”，而是说了一句让方诚站在原地沉默了很久的话——

“你来晚了。林瑜前天被抓了。”

方诚站在门口，楼道里的穿堂风吹得他后背发凉。麦志强把门拉开了一些，让他进来，然后迅速把门关上，反锁了两道。这个动作和沈若兰的岳母那天晚上的动作一模一样——在洛川市，每一个生活在恐惧中的人都在重复同一个锁门的姿势。

麦志强的屋子很小，一室一厅，客厅里摆着一张旧沙发、一个茶几和一台十四寸的电视机。茶几上放着半瓶白酒和一只玻璃杯，杯子里还剩小半杯，酒气在屋子里弥漫不散。沙发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幅黑白照片，照片里是六个年轻人站在一台笨重的电脑前面，笑得眼睛发亮——和邵远家里那张照片一模一样。

“那是1991年拍的。”麦志强坐在沙发上，拿起酒杯喝了一口，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照片里六个人，现在老邹死了，魏明被抓了，林瑜被抓了，陆文辉在国外回不来，严红在商场当收银员不敢跟任何人联系。只剩我一个了。”

方诚在沙发另一头坐下，把公文包放在膝盖上。“林瑜什么时候被抓的？”

“前天晚上。她躲在城南一个朋友家里，半夜有人敲门，敲得很急，说是查暂住证的。她那个朋友开了门，进来四个人，没有穿警服，但手里有证件。他们把林瑜带走了，罪名是‘非法获取商业秘密’。她走之前对她朋友说了一句话——‘告诉他们方诚手里有全部的东西。’她是故意说的。”

“为什么说是故意的？”

“因为她知道那些人会把这个消息传回韩仲谋耳朵里。她想让韩仲谋把注意力集中在你身上。”麦志强又喝了一口酒，这一次喝得猛了些，呛得咳了两声，“林瑜这个人，这么多年了一直在自责。她觉得当年在那份协议上签了字就是背叛了大家。所以她把所有东西都给你了，她信任你。她说你是最合适的人。”

方诚想起林瑜在老火车站对他说的话——“我有个六岁的儿子。”她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眶红了。她做这些事的时候，她的儿子在哪里？方诚问了麦志强这个问题。麦志强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她儿子在老家，跟她父母住。她离婚之后一个人把儿子拉扯大，来天域工作是为了养家。她比你想象的更难。”

屋里安静了下来。电视机没有开，窗外传来楼下小孩踢球的笑闹声，和这间屋子里的沉默形成了刺目的对比。过了很久，方诚开口了。

“麦师傅，我今天是来问你一件事。1993年那顿饭，你在场。老邹在那顿饭后签了协议，你也签了。他临死前写的遗书里说，韩仲谋当时用商业贿赂的收据威胁你们签字。我想知道那天晚上的全部经过。”

麦志强没有立刻回答。他把杯子里剩下的酒一口喝干，然后站起来走到窗户边，背对着方诚，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

“那天是12月17号，洛川下了一场大雪。我们六个人到了高新区一家叫‘聚贤楼’的餐馆，韩仲谋包了二楼的大包间。最开始气氛很好，他点了很多菜，开了两瓶好酒，说这一年辛苦了，仓颉码第三版在BBS上反响很好，大家功不可没。吃到一半的时候，他让服务员出去，关上门，然后开始说正事。”

麦志强说到这里停下来，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皱巴巴的烟，抽出一根点上。烟雾在窗户玻璃上映出一团模糊的白影。

“他说，他决定把仓颉码第三版申请专利。不是以研究所的名义，是以他个人的名义。他说这套方案如果一直开源下去，永远不会有商业价值。只有专利才能保护它，才能让它变成真正的产品。他说你们放心，专利在我手上，利益我们一起分。他还说，当年BBS上那个帖子里写‘禁止申请专利’那句话，是他太年轻了不懂事，现在他成熟了，知道怎么做对这个行业最好。”

“你们怎么反应的？”

“老邹第一个反对。他说当初大家举手表决通过要公开发布，你现在一个人推翻所有人的决议，你问过大家吗？魏明也反对，他说BBS上的帖子白纸黑字写着，你现在去申请专利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脸。陆文辉最激动，他把筷子摔了，说何守中你疯了，我们做这套方案是为了让老百姓用上免费的输入法，不是给你一个人发财的。严红一句话没说，一直在哭。我——”

麦志强的声音哽了一下。他把烟掐灭在窗台上，转过身来看着方诚。他的眼眶红了，但没有掉眼泪。

“我什么都没说。因为我看到了韩仲谋放在桌子底下的公文包。那个公文包鼓鼓的，里面装着东西。我太了解他了，他从来不会空手来谈判。果然，吵到最凶的时候，他把公文包里的东西拿出来了——六份文件。其中六份是星辉咨询公司给我们每个人开的‘技术咨询费’收据，金额从五万到八万不等。还有六份协议，内容是一样的：我们确认仓颉码第三版的知识产权自始就归何守中个人所有。他说，签了协议，这些钱就是第一笔分红。不签，收据就是商业贿赂的证据。”

“他真会告你们商业贿赂？”

“他不用告。”麦志强的脸上浮起一个苦涩的、扭曲的苦笑，“方记者，九十年代初的商业贿赂罪，不是看你有没有受贿，是看有没有人举报。一旦他把这些收据交给高新区的纪检部门，不管最后能不能定罪，我们所有人的职业生涯都会完蛋。我和老邹这种做了二十年技术的人，出了这种事，哪个单位还敢要？我儿子那时候刚考上高中，我老婆在街道工厂一个月挣不到三百块钱，全家就靠我一个人的工资。我不签字，他们怎么办？”

方诚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着。他想起了邹伯安遗书里的那句话——“我们的罪是为了活下去。”这句话在麦志强的故事里得到了完整的注解。

“陆文辉没有签。”方诚说。

“对，陆文辉没有签。”麦志强坐回沙发上，声音低沉下去，“他摔了门就走了。第二天就写了辞职信。韩仲谋对外面说陆文辉是‘因个人原因辞职’，但实际上他在陆文辉的离职鉴定上写了什么，没人知道。陆文辉离职之后去应聘过至少五家做中文信息技术的公司，没有一家录用他。最后他通过亲戚关系去了加拿大，在那边一家软件公司做测试员，跟汉字输入法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他走之前给我打过一个电话，说了一句话——‘老麦，我们做的东西被人偷了，而我们都成了贼。’”

方诚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然后他问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麦师傅，那批收据和协议，现在还在吗？”

麦志强看了方诚一眼，眼神里有一种压抑了很久的、暗流涌动的情绪。他站起来，走到卧室里，过了一会儿出来，手里拿着一个旧铁皮盒子。盒子是那种老式的饼干盒，表面的印花已经磨得模糊不清。他打开盖子，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几份文件——全部是原件，纸张泛黄，边角微微卷曲。

星辉科技咨询公司开具的六张“技术咨询费”收据，日期是1993年12月15日——比那顿饭早两天。日期是倒签的，这意味着韩仲谋在吃饭之前就把收据开好了。他把每一步都算好了。

六份《关于仓颉码第三版知识产权归属的确认书》，签署日期是1993年12月17日。签名栏里，五个名字按照顺序排列：何守中、邹伯安、麦志强、魏明、严红。陆文辉的名字不在上面。

“这些是原件。”麦志强用手指轻轻抚过那些泛黄的纸页，动作轻得像是在触摸一件极易碎裂的瓷器，“韩仲谋以为这些原件早就被我销毁了。他每年过年都会给我送东西，好几次拐弯抹角地问‘老麦啊，当年那些旧文件你没留吧’。我说早就扔了。他信了。”

“他为什么信？”

“因为我在天域待了十年，他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骂我，我不回嘴。他扣我年终奖，我不吭声。他对别人说，老麦这个人胆小，好管。他看不起我。林瑜说的那句话是对的——韩仲谋从来不把胆小的人放在眼里。”

方诚接过那个铁皮盒子，把里面的文件一份一份地翻看。看到最后一份的时候，他的手停住了。最后一份不是收据，也不是协议，而是一张手写的便签，纸条已经发黄了，边缘有折痕，上面的字迹是邹伯安的：

“老麦：这些东西你留着。你是我们六个人里唯一还在天域的人。韩仲谋信任你，因为你看起来最听话。但我知道你一直在等机会。等有一天有人来找你的时候，把这些给他。我等不到了，你替我等。”

方诚把纸条折好放回盒子里，抬起头看着麦志强。这个被同事嘲笑为“胆小”的男人，这个在协议上签了字、在天域待了十年、被韩仲谋当成一条听话的老狗的人，他一直在等。他等了十年，等一个上门来找他的人。

“麦师傅，我能不能把这些带去复印？”

“你全都拿走。”麦志强的声音忽然变得很坚定，和他之前那种沙哑低沉的声音完全不同，“原件也拿走。我等了这么多年，不是为了把这些东西放在饼干盒里生锈的。老邹死了，魏明的手被打断了，林瑜被抓了。如果我再不拿出来，他们的付出就白费了。”

方诚把铁皮盒子小心地放进公文包里，拉好拉链。他站起来准备走，走到门口的时候转身问了一个问题：“麦师傅，你还记得何守中以前是什么样子吗？”

麦志强站在客厅中间，身后的白墙上挂着那张六个年轻人的合影。他沉默了很久，然后说：“记得。他以前不是这样的。1990年他来找我的时候，我刚从一家倒闭的电子厂下岗，在街道办当临时工。他说，老麦，跟我干吧，我们一起做一套中国人自己的输入法。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是亮的，亮得让人相信他。我信了他六年。”

“后来呢？”

“后来我发现，他那双亮着的眼睛里，看到的是他自己的倒影。他爱那个倒影胜过爱我们所有人加起来。”麦志强说完这句话，把门关上了。

方诚走出那栋老旧的红砖楼，站在楼下的梧桐树底下，仰望六楼那扇亮着灯的窗户。麦志强的影子映在窗帘上，一动不动。这个胆小的男人在这扇窗户后面坐了十年，守着那些发黄的收据和协议，守着一个翻身的机会。当机会终于出现的时候，他打开了那个饼干盒。

方诚在路边的一家复印店停下来，把铁皮盒子里的所有文件复印了两份。复印店的老板是个年轻小伙子，一边复印一边用余光瞄着那些泛黄的旧文件。方诚注意到他的目光，问了一句：“你看得懂？”

“看不懂。”小伙子摇了摇头，“但最近有好几拨人来我这儿复印旧文件，都是这种发黄的纸，好像都跟什么案子有关。上星期有个人来复印了一大摞软盘里的文件，他右手包着石膏。”

方诚的手在复印机上顿了一下。魏明。上星期魏明还没被捕，他可能在被捕前把所有软盘里的文件都打印了出来，留了备份。如果是这样，那韩仲谋从他那里查抄的东西，可能不是全部。

复印完之后，方诚把原件装回铁皮盒子，把两份复印件分别装进两个牛皮纸袋里。他走到最近的公用电话亭，拨通了崔世昌的号码。

“崔老师，东西齐了。六张商业贿赂收据原件，六份被迫签署的知识产权归属协议原件，加上之前的银行转账记录、饭局照片、邹伯安遗书和录音文字稿。这个案子的证据链已经完整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崔世昌用一种方诚从未听过的严肃语气说：“方诚，你听我说。昨天下午，市里有人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不是宣传部的，比那个级别高。对方没有威胁我，只是很客气地问我你最近有没有来报社。我说你请了长假。然后对方说了一句——‘崔主编，有些记者的职业道德问题，你们报社应该自己把关。’”

“你怎么回的？”

“我说方诚是我们报社最好的记者，他的职业道德没有问题。对方笑了笑就挂了。”崔世昌顿了顿，“方诚，他们已经开始动用关系网了。你要快。你现在手上的东西，能立案吗？”

“能。但我需要找到一个愿意接这个案子的人。”

“你有目标了吗？”

方诚握着话筒，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说：“有一个。但我不确定他敢不敢接。”

挂了电话之后，方诚在电话亭里站了很久。街上的路灯陆续亮了起来，橘黄色的光把整条街道染成了暖色调。他想到麦志强给他看的那张照片——六个年轻人站在笨重的电脑前面，笑得眼睛发亮。那是1991年，互联网还没有在华阳国普及，汉字输入法还是一个鲜有人问津的冷门领域，那些人凭着一腔热血挤在一间三十平米的小办公室里写代码，梦想着让每一个华阳国人都能在电脑上打出中文。那六个年轻人现在一个死了、一个残了、一个逃到国外、一个被抓了、一个在商场收银、一个在恐惧中沉默了十年。而那个站在中间、手搭在同事肩膀上的人，此刻正坐在高楼上的办公室里，端着龙井茶，对着窗外灯火通明的城市微笑。

方诚从电话亭里走出来，抬头看了一眼洛川市的夜空。今晚的月亮很亮，照得整条街道像是铺了一层薄霜。他挎着装满证据的公文包，朝下一站走去。他要去见一个有能力翻案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