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消遣的罪行

从城西仓库出来的时候，天色还是黑的。深秋的凌晨，风吹在脸上像刀片刮过，方诚把夹克的领子竖起来，拄着登山杖沿着纺织三厂的围墙往东走。右脚踝的肿胀消了一些，但每走一步还是疼，疼得不剧烈，闷闷的，像是关节里嵌了一颗生锈的螺丝钉。

他在路边一个通宵营业的加油站便利店门口停下来，用公用电话拨了崔世昌家里的号码。响了六声之后，崔世昌接起来，声音沙哑但清醒——这个老报人到了这个年纪已经不需要太多睡眠，或者说，太多的心事让他睡不着。

“崔老师，我需要你帮我查一个人。”方诚把照片上那个姓钟的男人的特征描述了一遍——五十多岁，头发后梳，白衬衫外套深色毛背心，市专利局局长。“他的名字我不知道，但他和姚秉坤、韩仲谋在一起吃过饭。我要知道他是谁，有什么背景。”

崔世昌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市专利局局长姓钟的只有一个，叫钟维岳。他以前在市经委干过，后来调到专利局。这个人的履历我有一点印象，因为几年前他上过报——市里表彰知识产权保护先进工作者，他是头一个。”他顿了顿，压低了声音，“方诚，钟维岳的姐夫是市政协副主席。”

电话亭外面，一辆油罐车轰隆隆地驶过，震得玻璃直颤。方诚等着那阵噪音过去，然后说：“崔老师，帮我把所有关于钟维岳的公开报道都找出来，越全越好。”

“你到底查到哪一步了？”

“查到有些人不只是要钱。”方诚说完挂断了电话。

天亮之后，方诚回到城里，在城南一条老街上找了一家不需要登记身份证的小旅馆住下来。旅馆老板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眼睛不太好，收了他二十块钱，给了三楼最里面一间房的钥匙，连他的名字都没问。房间小得只能放下一张单人床和一张桌子，窗户对着一条窄巷，巷子对面是一栋民居的后墙，墙上爬满了枯死的爬山虎藤蔓。这个地方不好找，也不好围堵——如果有人要进来，只有正门一条路，而楼梯狭窄得只能容一人通过。

他把公文包里的东西在床上一件一件摊开来整理。邹伯安的笔记本复印件、软盘里打印出来的文件、林瑜的纸条、那张被塞进门缝的威胁信、饭局照片的翻拍件、钟维岳的名字和背景。所有这些东西摆在旧床单上，像一幅拼图被拆散了的碎片，只缺最后那一块——能把钱和专利直接挂钩的铁证。

接下来三天，方诚几乎没有出过旅馆的门。他用房间里那部老式电话机和外界保持联系，白天打电话、整理材料，晚上在昏黄的台灯下写稿子，把已经查明的所有信息写成一份完整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的措辞他反复推敲，每一个结论后面都跟着对应的证据编号，每一条引用都标注了来源。

这份调查报告不像是给报纸写的那种——报纸的稿子要考虑读者的阅读感受，要有起承转合，要写得通俗易懂。方诚正在写的这一份，更像是一份递交给检察院的检举材料，冷静、严密、环环相扣。

报告的目录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仓颉码第三版的公有技术属性”，以邹伯安的笔记本、BBS存档和团队会议纪要为核心证据，证明该方案于1992年已经公开发布。第二部分是“专利申请的非法性”，以软盘里的转账记录、时间线和加速审查记录为核心证据，证明专利申请过程中存在不正当交易。第三部分是“韩仲谋对知情人的胁迫与控制”，以那份《知识产权归属确认书》复印件、邹伯安的遗书和录音文字稿为核心证据，证明所有反对者都受到了威胁或打击报复。第四部分是“后果与社会危害”，列出了被专利诉讼逼入绝境的十四家小厂商名单，以及已知的几起人身伤害事件。

这份报告的第四部分，方诚写到最后一段的时候，钢笔尖在纸上停留了很久。他想到了邵远在公园凉亭里对侯老板说的那句话——“我们用的是大家的东西，怎么就成贼了呢？”他在纸上把这行字写了下来，然后又用笔划掉，换成了更冷静的表述。

报告最终定稿的时候是第三天晚上，三十八页手写稿，加上附件复印件，总共有将近五十页纸。方诚把原件和两份复印件分别装进三个不同的牛皮纸袋里，一个放在旅馆床板的夹层里，一个寄存在澡堂老谢那里，还有一个装在公文包里随身带着。

第四天一早，方诚刚下楼梯准备出门，就注意到了一件事。旅馆门外的电线杆下面停着一辆暗蓝色的别克轿车，车头右侧的雾灯罩有一道裂纹。这辆车他见过不止一次了，每一次出现都意味着危险正在逼近。他收回脚步，退回到楼梯口。旅馆的正门被堵住了，但三楼走廊尽头有一扇窗户通向隔壁民居的屋顶。他快步上楼，从走廊尽头的窗户翻出去，踩着隔壁屋顶的瓦片小心翼翼地挪到了另一侧的楼梯间。

从那条巷子的另一头绕出来，方诚叫了一辆摩的，让司机往城北方向开。摩的在早高峰的车流里穿来穿去，排气管喷出的废气呛得他咳嗽了几声。在后视镜里，他看到那辆暗蓝色的别克从巷口拐出来，跟了一小段之后被早高峰堵在了路口。

他让摩的在城北一个菜市场门口停下，付了钱，混进了买菜的人群里，然后从菜市场的另一头穿出去，拐进了一条小街。小街上有一家网吧，招牌上写的是“极速网吧”，门口堆着几辆自行车。方诚走进去，用临时卡开了一台机器，拨号上网，打开BBS客户端。

他的收件箱里躺着两封未读消息。第一封来自“暮色夜莺”——林瑜的ID，发送时间是三天前的深夜。消息内容是一串乱码，看起来像是用某种加密方式处理过的。方诚盯着那串乱码看了很久，想起林瑜之前提到过的加密方式——一套用仓颉码字根表自定义的简易加密，密钥是第三版字根表的编号序列。他用随身带的笔记本里夹着的那份字根表对照着进行解密，逐行翻译出来。

“方诚，我现在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暂时不会露面。你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大概率你的手机和座机都已经被监听了。不要用你的号码给我打任何电话。另外，钟维岳这个人，老邹对他知道的比我多，但他告诉过我一个细节——姓钟的在专利审批流程上动的手脚，不是普通的加速处理，而是越过了正常审查程序中的技术对比环节。按照当时的规定，专利申请必须和已有的公开技术做对比。如果对比了，仓颉码第三版在BBS上的公开记录一定会被发现。这个环节被跳过去了。跳过技术对比需要签字审批，签字的人就是钟维岳。这个签字记录是直接证据。”

方诚把这条消息读了两遍。直接证据。钟维岳亲笔签字的跳过技术对比的审批单。这不是转账记录、不是宴请照片、不是任何间接佐证——这是可以直接证明专利审查存在渎职的铁证。

但这份签字记录放在哪里？市专利局的档案室里？还是钟维岳自己手里？邹伯安收集了那么多材料，始终没有拿到这份签字记录。林瑜冒着生命危险传递出来的信息里也没有这份文件。如果这个东西真的存在，谁能拿到它？

第二封未读消息是一个陌生ID发来的，发送时间是昨天下午。消息内容只有一行字：“方记者，你写的报告里第三页有一个日期写错了，1993年11月的会议纪要是11月16日，不是11月13日。建议你改过来。”

方诚盯着这行字，后背一阵发凉。他的调查报告第三页——那个第三页此刻正装在公文包里，手写稿，没有在任何地方公开过，没有存在任何联网的电脑里。他昨天晚上才写完第三页，今天早上就收到了一个陌生人发来的关于第三页某个日期的修改建议。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对方要么进入过他的房间翻看他的手稿，要么他身边有对方的人——而且这个人能看到他写的东西。

方诚坐在网吧的塑料椅上，手指僵在键盘上方，脑子里快速筛选着所有知道他写这份报告的人。旅馆老板老太太不识字。崔世昌知道他写了报告但没看过内容。澡堂老谢只知道他寄存了一个牛皮纸袋。沈若兰根本不知道他在写什么。邵远——他前几天去见邵远的时候，报告还没开始写。

他把目光重新落在那条消息上。日期——那条消息说的是日期问题，一个具体到日期的错误。写错日期这件事他只在一个地方提过，就是昨天晚上在电话里跟崔世昌核对会议纪要时间线的时候。他对着话筒说过一句话：“我记得那个会议是11月13日，但笔记本上的日期有点糊，我回头再确认一下。”

那通电话被监听了。或者说，那通电话从最开始就不是私密的。

方诚关掉BBS客户端，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睛。在这个没有智能手机、没有加密通讯的年代，一个调查记者和他周围所有人之间的信息传递，在掌握监听技术的人面前，几乎是透明的。

他必须在盲区里行动。

网吧外面，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方诚结账下机，走到隔壁一家杂货店里，用公用电话拨了崔世昌的号码。电话接起来，他用最简短的话说了一句：“换一个我们都没用过的地方见面。”崔世昌沉默了两秒，然后说：“你以前跟我提过的那个地方。”方诚说“好”，挂了电话。

四十分钟后，两个人在洛川市人民公园的人工湖边见了面。这地方是方诚刚入行时经常和崔世昌讨论选题的地方，湖边没有监控摄像头，四周开阔，有人靠近一眼就能看到。崔世昌穿了一件深灰色旧大衣，领子竖得高高的，手里夹着一个文件袋。方诚在长椅上坐下，崔世昌坐在长椅的另一端。

“这是你要的钟维岳的资料。”崔世昌把文件袋放在两人之间的空位上，没有直接递过来，“公开报道不多，但我托一个在市政协工作过的老同学问到了些内部情况。钟维岳在专利局局长的位子上坐了五年，经手过几桩很大的专利案，天域科技的案子只是其中之一。我那个老同学说，钟维岳这个人做事很谨慎，不直接沾钱，所有出格的事情都交给下面的人去办。他自己干干净净的，至少从账面上看是这样。很难动他。”

方诚把文件袋打开，快速翻看了一下里面的材料。有一页是专利审查程序的内部流程图，上面标注了技术对比环节在整体流程中的位置——那是从公开申请到专利获批之间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如果这个环节被跳过了，审查就只剩下形式上的盖章。

“这个技术对比环节，如果要跳过，需要局长签字吗？”

“需要。”崔世昌说，“我问了懂专利法的同行。专利审查中的技术对比叫‘公知技术检索’，这是法定程序，不是可做可不做的选项。如果要越过这个程序，必须有局长签字同意的书面意见。没有这个签字，下面的审查员无权跳过。”

方诚的手在膝盖上轻轻敲着。签字记录。林瑜说的直接证据，就是钟维岳亲笔签字的跳过公知技术检索的审批单。

“这个签字记录会在哪里？”

“理论上在专利局的档案室，归档保存。但实际上——如果钟维岳真的签过这种东西，他很可能已经把原件销毁了。你没打过官司不知道，档案管理这种事，要销毁一份文件太容易了。调档的时候说‘遗失了’，谁也没办法查证。”

方诚站起来，绕着长椅走了半圈。夕阳正在下沉，人工湖的水面上漂着一层落叶，在微风里轻轻打旋。他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有人经手过这份签字记录呢？不是钟维岳本人，是经手处理这份文件的人。”

“那就看谁经手过。审查处的办事员、档案室的管理员、当初具体负责审查这个案子的人——除了姚秉坤，应该还有别人。”

方诚没有再问下去。他心里已经有了一个名字——邹伯安的笔记本里提过这个人，是天域编码研究所被胁迫签署协议的六个人之一。那个人签名之后留在了天域工作，没有像陆文辉那样出逃国外，也没有像魏明那样被打断手。那个人在录音里被韩仲谋提到过——“老麦还在公司，你可以问他。”麦志强。

麦志强是六人团队里最后一个还没有出现在这个故事里的人。

方诚把崔世昌带来的材料收进公文包，和调查报告放在一起。崔世昌站起来，拍了拍大衣上落着的枯叶，说了一句让方诚意外的话：“你上次给我的那份材料，我看了。”他指的是邹伯安笔记本、光盘和照片的原件，“我看了一整夜，然后第二天早上坐在床边想了很久。方诚，我们这一行有个规矩，你知道是什么吗？”

“什么规矩？”

“不要变成新闻里的人。你采访别人，报道别人，但你永远不应该成为你报道里的那个角色。因为一旦你进去了，你就出不来了。”崔世昌看着方诚，眼角深刻的皱纹在夕阳下像刀刻的，“你现在已经在里面了。”

方诚没有回答。他知道崔世昌说得对，但他也知道有些路一旦走上去就没办法回头了。就像邹伯安在录音里说的那句——“我曾经真的相信你。”邹伯安曾经相信何守中，所以当他发现何守中背叛了所有人的信任时，他用了生命最后的时光去收集这些证据。那个死在肺癌里的老工程师，他也没有回头。

两个人在公园门口分手。崔世昌朝东走，回报社；方诚朝西走，回他暂时落脚的那条老街。走到半路的时候，方诚路过了一个书报亭，挂在亭子外面的晚报头版登着一则社会新闻，标题用粗体字写着：“我市破获一起非法侵入计算机系统案件，嫌疑人已被控制。”

方诚的目光扫过那则新闻的第一段文字。文字里说，犯罪嫌疑人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多次侵入天域科技的FTP服务器，下载了大量内部文件。嫌疑人的名字警方尚未公布。

他买了一份晚报，在路灯下把这则新闻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新闻很短，不到三百个字，没有细节，没有评论，纯粹是一则简单的案情通报。但方诚知道那个嫌疑人是谁。知道天域科技FTP服务器上有内部文件、并且有能力侵入服务器下载这些文件的人，在整个洛川市只有一个人。那个名字在邹伯安的笔记本签名栏里排在最后一个——魏明。

韩仲谋开始收网了。不是从方诚开始收，而是从外围开始收。魏明被捕、林瑜失踪、崔世昌被宣传部的人旁敲侧击、邵远的厂子被查封、自己的妻子女儿被逼着连夜逃亡。每一个和方诚有过接触的人，每一个可能掌握证据的人，都在一个接一个地被推到墙边。

方诚把报纸折好夹在腋下，继续朝老街的方向走。走到旅馆楼下的时候，老太太在一楼看电视，电视机里播着一部民国剧，音量开得很大。方诚刚要上楼，老太太忽然叫住了他：“有人给你留了个东西。”

她指了指电视机旁边放着一包东西。是用牛皮纸包好的，外面捆了一圈细麻绳。方诚把东西拿过来，掂了掂分量，不重，像是一本书或者一摞纸。他问老太太是什么人送来的，老太太想了想说：“一个女人，戴着眼镜，昨天下午来的。问你是不是住这儿，我说你出去了，她就把东西放下走了。挺着急的样子。”

方诚心里猛地一动。戴眼镜的女人——他认识的所有人里，戴眼镜的女人只有林瑜。他把纸包拿上楼，锁好房门，在台灯下拆开。外面那层牛皮纸撕开之后，里面是一本书——严格来说不是书，是一本用激光打印机打印之后装订好的册子，封面用的是厚铜版纸，没有书名，只印着一行小字：“仓颉码第三版开发团队内部通信全集（1991-1997）”。

他翻开第一页，看到了一份完整的目录。信件、邮件打印件、BBS站内信截图、内部通知、会议记录的汇总，按时间顺序编排，从1991年3月何守中给邹伯安发的那封“我们一起来做一套中国人自己的输入法”的邮件开始，到1997年9月魏明被打断右手之后在BBS上匿名发出的最后一封求助信为止。六年的通信，将近两百页的内容，全部整理得井井有条。

这不是一个人能在短时间内整理出来的东西。这是一项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的工程，而整理这些材料的人——方诚在看到册子的最后一页时，心脏几乎停跳了一拍。

最后一页是一封信，打印的，没有手写签名。信的抬头是“方诚”，落款日期是三天前。内容如下：

“方记者，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已经不在洛川了，也可能已经不在了。这本册子是我过去三个月整理的，每一条消息都有原始存档，原始文件存在一张光盘里，光盘放在这本书的封底夹层中。你拿着它，就拿着了这六年来所有人说过的所有话。

老邹临死前把软盘给我，魏明被追捕之前把FTP上的文件全部下载到了这张光盘里。他们两个人，一个知道自己快死了，一个知道自己快完了，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一个出口——把东西交给我。因为我在团队六个人里是最不起眼的。韩仲谋从来没把我放在眼里。他觉得我一个女同志，胆子小，容易吓住。

他错了。

我这辈子做错过一件事，就是1993年在那份协议上签了字。我把协议签了之后拿到了一笔钱，用那笔钱给我父亲交了心脏搭桥手术的费用。老邹说得对，我们的罪是为了活下去。但韩仲谋的罪不是。他是为了让自己舒服。他把六个人的梦锁进他的专利柜子里，然后踏踏实实地坐在上面当了十年的科技英雄。

这本册子，加上里面那张光盘里的原始文件，足以作为法院再审的证据。但你需要找到两个人——一个愿意接手此案的法官，和一个愿意替你出庭作证的活人。所有活着的人里，只有麦志强还在天域工作。他什么都知道。他签了协议之后一直留在韩仲谋身边，所有人都说他是帮凶，但我知道他不是。他只是不敢走。

找到他。”

信到此结束。没有签名，但方诚认出了字迹——打印稿的排版习惯和用词习惯和他在BBS上收到的那条乱码消息完全一致。送册子来旅馆的那个女人不是林瑜本人。方诚忽然想到，林瑜在信中说的是“我可能已经不在了”——她说的是“不在了”。

他拿着册子下楼，问老太太那个女人长得什么样。老太太又想了想，说：“个子不高，短头发，戴一副黑框眼镜，说话很客气。走的时候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用粉笔在墙上画了个什么记号。”

方诚走到旅馆门口，借着路灯的光在墙上找了一遍，终于找到了一行用白粉笔写在红砖墙面上、几乎看不清的小字：“有些人要让自己舒服。”那是林瑜在信里说的话，一字不差。

他在那行字前站了很久，直到夜风把巷子里堆积的枯叶吹得沙沙作响。然后他回到楼上，把封底夹层里那张光盘取出来放进电脑里，确认了所有原始文件都在。当晚他没有睡，花了一整夜的时间把那本册子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读完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他合上册子，在清晨灰蓝色的光线里做了一个决定。他要去找麦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