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诚从市中心医院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全亮了。他在医院门口的早点摊前停下来，买了两个包子和一杯豆浆，坐在塑料凳子上慢慢吃完。这是他从昨天下午到现在吃的第一顿饭。包子是白菜猪肉馅的，豆浆加了糖，甜得有点腻，但他一口一口地全吃完了。他需要体力——今天要去找顾正平，把林瑜给他的那三样东西交出去，然后开始准备针对洪敬先的最后一轮调查。
吃完早饭，他拄着登山杖沿人民路往公安局的方向走。路过一个书报亭的时候，亭子外面挂着的早报头版吸引了他的目光。头版头条的标题用粗体字印着：“天域科技专利案再审改判，明辉电子终获清白”。标题下面是一行副标题：“本报记者独家披露——仓颉码专利审批存重大违规，涉案人员已被立案侦查”。
方诚站在书报亭前把那篇报道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报道的署名是崔世昌——不是方诚。内容写得很克制，措辞严谨，每一句指控后面都紧跟着证据支撑，没有一句情绪化的渲染。这篇报道的写法明显是经过反复推敲的，把所有的法律风险都避开了，但每一个关键事实都没有遗漏。崔世昌用他二十年的编辑经验，把方诚收集的所有材料浓缩成了一篇不到两千字的头版报道，既能让公众了解事实，又不会被对方抓住任何把柄。方诚买了三份报纸，折好放进公文包里，然后继续朝公安局走去。
顾正平的办公室在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三楼，房间不大，桌上堆满了卷宗和档案袋，墙上挂着一张洛川市地图，上面用红笔圈着几个案发地点。方诚进去的时候顾正平正在接电话，他用下巴指了指办公桌对面的椅子示意方诚坐下，自己继续对着话筒说了一连串简短有力的指令——“监控调了没有？”“洪敬先的通话记录呢？”“今天下午之前必须拿到。”
挂了电话之后，顾正平在椅子上坐下来，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根烟点上，深深吸了一口。方诚注意到他的眼睛里有血丝，胡子也没刮，显然从昨天到今天一直在连轴转。
“先把东西给我看。”顾正平说。
方诚从公文包里拿出林瑜给他的信封，把里面的三样东西依次摊在顾正平桌上——洪敬先签字的办公楼租赁合同复印件、沈牧之的陈述书、以及那张在洪宅拍的庆功宴照片。顾正平把每一样都仔细看了一遍，看到租赁合同上“洪敬先”三个字的时候，眉头皱了一下。看到沈牧之陈述书最后一段的时候，他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靠在椅背上沉默了好一会儿。
“你知道这份租赁合同在法律上意味着什么吗？”顾正平说，“天域科技从1993年开始以市场价三十分之一的租金使用高新区办公楼，到今年已经四年。这四年里省下来的租金，按照洛川市的财政标准来算，相当于一笔变相的利益输送。如果这份合同是在专利审批之前签署的——事实也确实是——那就可以作为职务犯罪的间接证据。”
“间接证据够不够？”
“不够。我们现在需要证明的是两件事——第一，洪敬先利用职权为天域科技提供了不正当的利益；第二，这种利益输送和仓颉码专利审批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租赁合同只能证明第一件，不能证明第二件。”顾正平翻开沈牧之的陈述书，指着里面的一段话，“沈牧之写的是‘洪敬先曾经对韩仲谋说，洛川以后的知识产权案子都按这个标准办’。这句话如果是真的，可以直接证明第二件。但沈牧之不是直接听到这句话的人——他是在帮邹伯安整理录音的时候听到的。我们需要找到那段录音。”
方诚想起邹伯安留在城西仓库里的那些软盘。他把所有软盘的内容都拷下来过，录音文件一共有十几段，他和韩仲谋之间那次在医院病房的对话是最后一段。但沈牧之提到的这句话——“洛川以后的知识产权案子都按这个标准办”——他没有在听过的录音里听到过。邹伯安可能把那段录音存在了别的地方，或者在去世之前交给了沈牧之。
“沈牧之现在在哪里？”顾正平问。
“林瑜说他把信交给她之后就消失了。他说不想变成第二个老邹。”
顾正平站起来走到窗户边，背对着方诚，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过了好一会儿，他转过身来，脸上是一种方诚从未见过的表情——不是愤怒，也不是疲惫，而是一种老刑警在面对即将收网的大案时才会出现的、高度集中的冷静。
“今天早上，市纪委的人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措辞很客气，但意思很明确——洪敬先是市政协副主席，如果我们要对他立案，需要先经过政协的同意。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周，也可能几个月。在这段时间里，他依然是自由身。”
“所以他有足够的时间销毁证据，安排后路。”
“对。”顾正平的声音没有起伏，“而且他还有足够的时间，对他认为构成威胁的人做最后一轮清理。”
方诚的手指在登山杖上敲了两下。他想起了沈牧之在陈述书里写的那句话——“你也不要变成第二个老邹。”沈牧之是个教师，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文字的分量。他选择消失，不是因为他胆小，而是因为他知道接下来的路需要活人接着走，而他已经做了他能做的全部。
“钟维岳那边审得怎么样了？”方诚问。
顾正平回到办公桌前，从抽屉里拿出一份讯问笔录的复印件递给他。方诚接过来，翻了几页就明白了为什么顾正平要站起来走到窗户边。笔录里记录了一段审讯对话。预审员问钟维岳：“你在仓颉码专利审查过程中跳过技术对比环节，是谁授意的？”钟维岳起初说“是自己决定的”，但在预审员出示了那张他亲笔签字的审批单之后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说了一句话——“没有洪副市长的电话，我怎么可能签字？我只是一个局长，他是副主席。他的电话打过来，我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
方诚合上笔录，把它还给顾正平。钟维岳已经把洪敬先供出来了。这份口供如果属实，就是洪敬先直接干预专利审批的直接证据。
“口供有了，录音在沈牧之那里。沈牧之失踪了。”方诚把登山杖往地上顿了一下，“如果能找到沈牧之，找到那段录音，就能把洪敬先的整个证据链串起来。”
“我已经让人去洛川师范查沈牧之的去向了，但现在有一个更大的问题。”顾正平看着方诚，声音压得更低了一些，“今天早上，你在法庭上出示钟维岳审批单的时候，旁听席上还有一个人——专利局的档案管理员，姓郑，去年退休的。他今天下午来找我，说钟维岳签署的那份审批单原件，在去年档案室清理旧文件的时候被销毁了——至少档案室的记录显示是被销毁了。但林瑜给你的是扫描件，文件能保存扫描件的前提是有人在销毁之前把它扫描留底了。”
“沈牧之扫描的？”
“不确定。沈牧之不是专利局的人，他没有机会接触档案室的原件。能接触原件的人只有专利局的内部人员。那个档案管理员老郑说，退休之前他把一批旧文件从档案柜里清出来，放在暂存室，准备统一销毁。但暂存室没有专人看管，任何人都有可能进去翻看过。如果有人在那批文件销毁之前把原件扫描了，那个人不是专利局的人——就是那个欠老邹的人。”
方诚从公安局出来的时候已经过了中午。他拄着登山杖站在公安局门口的石阶上，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正午的阳光，脑子里反复转着顾正平说的最后那句话——“那个人不是专利局的人，就是那个欠老邹的人。”沈牧之是老邹的外甥，沈牧之帮老邹整理了全部材料，沈牧之在信里自称“一个欠老邹的人”。但沈牧之不是专利局的人，他接触不到档案室的暂存室。如果有人进过暂存室扫描了那份审批单，那个人要么是沈牧之在专利局的内应，要么就是沈牧之本人通过某种方式进入了暂存室。
方诚忽然想到一个更简单的问题——林瑜跟他说过，那张审批单扫描件是她在钟维岳办公室的电脑硬盘里找到的。她说是钟维岳自己扫描存档了，以为删掉了但被她恢复了。但如果林瑜在撒谎呢？或者如果她自己并不完全清楚那份文件的真正来源呢？
他拦了一辆出租车，让司机往市图书馆开。市图书馆是洛川市为数不多的有公共电脑和上网服务的地方，他需要上网查一些东西。图书馆三楼电子阅览室里只有几个人，他找了一台靠角落的电脑坐下，拨号上网，打开BBS客户端。他的收件箱里躺着一条新消息，发信时间是昨天深夜。消息的发件人是一个他从未见过的新ID——“归雁”。
消息内容很短，但每一个字都像是用刻刀刻进屏幕里的：“方记者，我是沈牧之。我知道你在找我。先别急着找我，先去查一个叫郑敬尧的人。这个人退休前是专利局档案室的管理员，老邹的笔记本就是他帮忙从档案柜里拿出来扫描的。去年钟维岳让销毁审批单原件的时候，也是他偷着把文件带出来交给了我。他欠老邹的比我更多——老邹在专利局被人排挤的那些年，一直是他偷偷给老邹提供内部消息。找到他，就能找到录音原件。他在石桥镇。”
方诚盯着屏幕上那个地名，心脏像是被什么东西猛地攥了一下。石桥镇——他去过那里，去找贺明拿调档凭证。石桥镇是洛川市北郊一个不起眼的小镇，贺明在那里做会计，而另一个退休的专利局员工——档案管理员郑敬尧——也在那里。两个掌握关键证据的专利局退休员工，退休之后都选择了同一个偏僻的小镇。
他关掉电脑，拄着登山杖走出图书馆。天色尚早，去石桥镇的末班长途车还有两个小时。他在图书馆门口的公用电话亭拨了顾正平的传呼号，留言里只有一句话：“找到沈牧之说的那个人了，在石桥镇，郑敬尧，专利局退休档案管理员。我去找他。”
方诚挂了电话，抬头看了一眼天空。今天洛川的天气很好，深秋的阳光明媚而干净，照在身上暖洋洋的。但他知道今天晚上石桥镇的气温会降到零度以下。他拄着登山杖朝长途汽车站走去，右手伸进口袋里，摸了摸那张从林瑜病房里带出来的照片——洪敬先坐在沙发正中间，韩仲谋端着酒杯站在旁边。照片背面的铅笔字被他的手指摩挲得有些模糊了，但那行字他已经背得出来。1994年7月，专利获批庆功宴，洪宅。现在是1997年11月，三年零四个月过去了。所有在庆功宴上举杯的人，一个接一个地倒在了这三年里他们自己铺下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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