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警告

方诚在澡堂里待到晚上八点多，直到老谢准备打烊才不得不离开。临走前老谢塞给他一包油纸包着的卤牛肉和两个烧饼，又从柜台底下摸出一根旧登山杖，杖尖的橡胶头已经磨得快没了，但拄着走路能省不少力。方诚没推辞，把东西都接过来，道了声谢，拄着登山杖一瘸一拐地走进了夜色里。

他没有回住处。那个出租屋已经被翻了个底朝天，再回去没有任何意义，反而可能自投罗网。他需要一个能暂时落脚的地方——不需要舒服，只需要安全。他想起了林瑜之前提到过的一个地方，是邹伯安退休后在城郊租的一间旧仓库改的工作室，老人一辈子闲不住，退了休还在里面鼓捣汉字编码的改良方案。邹伯安去世后那间仓库一直空着，钥匙在谁手里林瑜没说过，但方诚记得那个仓库的大致位置——城西老工业区，靠近已经停产多年的洛川纺织三厂。

他坐上了一辆夜班公交车，车厢里只有他一个乘客，司机是个沉默的中年人，一路上没有说一句话。车窗外掠过的街景从繁华逐渐变得冷清，高新区的霓虹灯被甩在身后，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稀疏的路灯和越来越破旧的厂房。公交车在终点站停下，方诚下了车，夜风裹着煤渣和铁锈的气味扑面而来，他拄着登山杖在坑坑洼洼的柏油路上慢慢走着，影子在路灯下忽长忽短。

纺织三厂的大门早就锈死了，门卫室窗户的玻璃碎了一大半，里面黑漆漆的空无一人。方诚绕过厂区沿着围墙往西走了大约三百米，看到了一排低矮的砖瓦平房，是当年厂里用来存放零配件的仓库。其中一间的门上挂着一把崭新的挂锁，和周围那些锈迹斑斑的门锁格格不入——这把锁是新的，说明不久前还有人用过这间屋子。

方诚在仓库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用登山杖敲了三下门。没有人应答。他又敲了三下，依然没有声音。他绕到仓库侧面，那里有一扇小窗，窗户被一块木板从里面钉死了，但木板和窗框之间有一条缝隙。他把眼睛凑上去，借着一缕从缝隙里透进去的路灯光，隐约看到屋内有一张旧书桌、一把折叠椅、一个铁皮文件柜和满墙贴着的编码表。

这就是邹伯安的工作室。

方诚回到门口，从口袋里掏出瑞士军刀，展开最粗的那根锉刀插进门锁和门框之间的缝隙里用力撬了一下。老旧的木头门框发出低沉的嘎吱声，锁扣从松动的木头里脱了出来，门开了一条缝。他侧身挤进去，反手把门关上，在黑暗中摸索着找到了一根拉线开关，拉了一下，头顶上一盏四十瓦的白炽灯泡亮了，昏黄的光填满了这间不到二十平米的房间。

仓库里的空气弥漫着旧书和灰尘混合的气味，还有一种若有若无的烟草味——是旱烟，廉价而辛辣，和邹伯安笔记本纸张之间夹着的那种味道一模一样。方诚在书桌前坐下来，用手抹了一下桌面，手指上沾了一层薄灰。桌面正中间放着一个铁皮文件柜，没有上锁。他打开文件柜，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十几个牛皮纸档案袋，每个袋子上都用铅笔写着编号和日期。

他抽出最上面那个袋子，打开来，里面是一沓厚厚的技术文档。第一页的标题是“仓颉码第三版编码方案（原始稿）”，下面是一行小字——“本方案由天域编码研究所全体成员于1991年11月完成，经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决定以开源形式在BBS公开发布。以下为全体表决人签名——”

签名栏里，六个名字按照表决顺序排列：何守中、邹伯安、陆文辉、麦志强、严红、魏明。和笔记本上的名单一模一样。

方诚翻开下一页，看到的是一份协议书的复印件。协议书的内容不多，只有一页纸，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扎进方诚的眼睛里。协议的标题是“关于仓颉码第三版知识产权归属的确认书”，签署时间是1993年12月17日——正是邹伯安遗书上说的那顿饭之后。协议的内容大意是：签署人确认仓颉码第三版的知识产权自始即归属于何守中个人，签署人此前在BBS上的公开发布行为系受何守中委托而进行的技术测试，不构成知识产权的公开让渡。签署人放弃对仓颉码第三版知识产权的一切主张。

下面的签名栏里，六个名字变成了五个——陆文辉没有签。他的名字旁边写着一行小字，笔迹是何守中的：“陆文辉因个人原因退出本协议讨论。”

五个签名的人里，邹伯安的笔迹最为潦草，签名的笔画歪歪扭扭，像是在极度不情愿的情况下被逼着写完的。魏明的签名则在纸面上划出了一道长长的尾痕，好像签完之后把笔摔了出去。

方诚放下这份协议，又翻开了另一个档案袋。这个袋子里装的东西更杂——有邹伯安和陆文辉后来通过信的复印件，有魏明在暗巷里被打断右手之后写的陈述草稿，还有一份没有递上去的举报信。举报信的落款是邹伯安，收件方是洛川市检察院，日期是去年十月。信里详细陈述了韩仲谋如何胁迫团队成员签署协议、如何以商业贿赂为名威胁不签字的人、以及专利申请过程中与审查官员姚秉坤的不正当往来。

这封信没有寄出去。信纸的页脚上，邹伯安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寄出去也没用。老姚的后台在市里，市里有人护着他。”这行字旁边还有一行更小的字，墨水颜色不一样，是后来加上去的——“除非有铁证能证明钱和专利之间的直接交易。我没有这个证据。”

方诚把这些档案袋一个一个地看完，不知不觉已经过了午夜。桌上的白炽灯泡偶尔会闪烁一下，发出细微的电流声。他揉了揉酸涩的眼睛，正要打开最后一个档案袋的时候，忽然停住了。

文件柜最底层，被所有档案袋压在最下面的位置，放着一个黑色的软盘盒。他把盒子抽出来打开，里面装着五张三寸软盘，每一张的标签上都写着日期和简短的说明。最早的一张日期是1992年2月，写着“BBS公开发布前的最终版备份”；最晚的一张日期是去年九月，写着“给小林的东西，等她来拿”。

方诚把最后那张软盘插进书桌上那台布满灰尘的旧电脑里。电脑的电源灯闪了几下，居然亮了——这台老旧的386电脑是邹伯安生前用的，硬盘发出咯吱咯吱的启动声，像一台老旧的缝纫机。系统启动之后，方诚读出了软盘里的文件。里面只有一个文件夹，文件夹的名字叫“最后的记录”。

文件夹里有三个文件。

第一个文件是一张扫描图片，图片内容是一张银行转账凭证，转账日期是1994年1月10日，金额是三十万元，汇款方是“天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款方是“星辉科技咨询公司”。方诚已经在林瑜给他的光盘里看到过这个信息，但眼前这张扫描件下面多了一行手写的标注，是邹伯安的笔迹：“星辉咨询法人姚建，系姚秉坤亲弟。姚秉坤时任洛川市专利局审查处处长，仓颉码专利主审人。三十万转账发生在专利申请提交前六个月。”

第二个文件是一个文本文档，里面记录了一串日期和事件，格式像是某种日记或备忘录。方诚逐行往下读，读到中间的时候，有一段记录让他的手指僵在了键盘上：

“1994年3月，何守中正式向专利局提交专利申请。同期，何守中通过星辉咨询向姚建转账共计三十万元。1994年7月，专利申请获批，审查周期仅四个月，远低于当时平均审查周期十八个月。专利获批后一个月内，天域科技开始向洛川市及周边地区的中文输入法厂商发出律师函，首批目标为六家小厂。至1997年年底，被起诉或被迫和解的小厂共计十四家。”

备忘录的最后一段写于去年十月份，字里行间透出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我找过老姚，告诉他这些东西我都留着。他没有否认，只是笑了笑，说我太天真了。他说这个圈子里的规则不是你想的那样，有些路一旦走上去了就下不来。他说何守中也是被推着走的，当初不申请专利别人也会申请，被别人申请了何守中就什么都没有了。我说那不是你把公有技术变成私产的理由。他拍拍我的肩膀说，老邹，你搞了一辈子技术，你告诉我什么是公有？BBS上发个帖子就算公有？有法律保护吗？没有法律保护的东西，谁抢到就是谁的。你骂何守中不守规矩，但规矩是谁定的？规矩是那些有本事定规矩的人定的。我问了他一句——那当年我们六个人举手表决的时候，那个举了手说‘同意公开发布’的何守中，他也是装的？”

方诚打开了最后一个文件。那是一段只有几十秒的音频，音质很差，背景里有沙沙的电流声和忽远忽近的回响，像是在一间空旷的房间里偷偷录的。音频里有两个声音在对话。第一个声音方诚一下子就听出来了——是韩仲谋，那种温和、平稳、带着知识分子腔调的说话方式，和他在办公室里跟方诚谈话时一模一样。第二个声音苍老一些，沙哑一些，方诚也听出来了——是邹伯安。

录音的时间戳显示是去年十月初，邹伯安去世前大约两个月。

“老邹，你最近身体怎么样？我去医院看过你两次，你都不在病房。”韩仲谋的声音。

“去外地看中医，刚回来。”邹伯安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每说几个字就要停顿一下换气，“你今天来找我，有什么事？”

“没什么大事，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你退休之前带走的那些技术资料，尤其是第三版开发过程中的会议记录和签字文件，最好能交回公司统一归档。这也是为了以后专利维权的时候方便。”

“当初签协议的时候，你们说这些东西已经‘统一归档’了。现在又来要？”邹伯安的语调很平静，但平静下面有一种被压住的颤抖，“你说的是‘归档’，还是‘销毁’？”

韩仲谋沉默了几秒钟。然后他用一种更加温和的、近乎劝慰的语气说：“老邹，你是个聪明人，有些话不用我说得太明白。你身体不好，需要好好养病。退休金的事我帮你盯着，不会少你一分钱。你把那些东西给我，我保证你安安心心养病，儿孙满堂。”

音频在这里出现了一段很长的沉默。方诚几乎以为录音结束了，但进度条还在走。沉默了将近二十秒之后，邹伯安的声音响起来，这一次他的声音忽然变得很轻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某个不在场的人说话——

“我曾经真的相信你。”

然后录音断了。

方诚靠在椅背上，仰头看着天花板上那盏摇摇晃晃的白炽灯。四十瓦的灯光在他眼里变成了一个模糊的黄色光斑。这段录音比那封信更让人窒息——因为方诚听到了韩仲谋的声音，他亲口说出“你把那些东西给我”，亲口用退休金和医疗报销来威胁一个肺癌晚期的老人。这种威胁的语气如此平淡、如此自然，像是在谈一笔再正常不过的生意。

方诚把软盘里的所有文件拷贝到了自己随身带的一张空白软盘上，然后把这些文件打印了一份，用邹伯安桌上那台老式针式打印机吱吱嘎嘎地打出了十几页纸。打印机每打一行字就发出一声尖利的机械摩擦声，在深夜的仓库里格外刺耳。

打印完之后，他把打印出来的纸张和软盘一起装进公文包，然后重新将文件柜里的档案袋按原来的顺序整理好。他不能带走这些原件——这里可能是原件最安全的地方，因为除了林瑜没有人知道这间仓库的存在。而林瑜现在下落不明。

方诚正要关掉电脑的时候，忽然注意到电脑桌面上还有一个隐藏的文件夹，文件名是一个点号加一串数字，不像是正常命名的东西。他点进去，里面只有一张图片，分辨率很低，像是用扫描仪粗劣扫出来的黑白照片。照片的内容是一个饭局的场景，和方诚之前看到的那几张宴请照片相似，但这张照片里的人更多一些——除了韩仲谋和姚秉坤之外，还有第三个男人。那个男人坐在上座，五十多岁，头发往后梳得一丝不苟，穿着一件白色衬衫外面套一件深色毛背心，表情严肃而漠然。

方诚不认识这个人。但照片背面有一行手写的铅笔字，笔迹和邹伯安的日记不太一样，是小而工整的字迹——这是林瑜的字。她在照片背面写道：

“中间这个人姓钟，市专利局局长。老邹说那天的饭局这个人也来了，但他来得晚走得早，所以之前拍的那几张照片里没有他。老邹没有告诉我这个人的名字，但他说了一句——‘这个人不好动。’”

“不好动”三个字下面画了两道横线。

方诚把这张照片也打印了一份，收进公文包。然后他关掉电脑，坐在黑暗里，让那些刚刚看到的信息在脑海里沉淀下来。邹伯安收集的证据已经非常接近这个案子的核心——三十万的转账凭证、专利申请前后的时间线、被加速的审查周期，以及这个姓钟的局长。但邹伯安至死都没有把举报信寄出去，因为他说“没有铁证能证明钱和专利之间的直接交易”。间接证据够了，直接证据还不够。

直接证据在哪里？方诚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林瑜留给他的那张纸条上最后那行没写完的字——“小心姓——”她在写这个字的时候被人打断了。她想让他小心的那个人，会不会就是照片上的这位钟局长？

凌晨三点半，旧仓库的铁门忽然被人从外面敲响了。不是轻轻敲，而是用一种金属硬物用力砸了三下。整扇门在撞击中震颤，门框上松动的木屑簌簌往下掉。方诚猛地站起来，右手本能地抓起了靠在桌边的登山杖。他没有出声，也没有去开门。他站在黑暗中，眼睛紧盯着那扇正在震颤的旧铁门，听着外面传来的声音——没有喊叫，没有对话，只有脚步声，很沉的脚步声，至少两个人，正在绕着仓库走，大概是在找其他可以进入的地方。

仓库后面的小窗被木板钉死了，前面只有这一扇门。方诚退到文件柜旁边，从里面摸到一把邹伯安留下的旧扳手，掂了掂分量，铁制的，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门外的脚步声在绕了一圈之后重新回到了前面，然后安静下来了。这种安静比敲门更可怕。方诚能听到自己的心脏在胸腔里沉稳有力地跳动着，一下又一下，数着某种看不见的倒计时。

然后门缝下面塞进来一张纸条。

方诚没有立刻去捡。他等门外的脚步声远去，等到外面彻底安静下来，又等了将近十分钟，才走到门口把那张纸条捡起来。纸条上只有一行打印出来的字：“方诚，游戏规则很简单：你交出所有东西，你家人平安。你不交，我们继续玩。你的下一步，我们看着呢。”

方诚把纸条放在邹伯安的书桌上，看着那行打印出来的字，忽然笑了。不是因为好笑，而是因为一种冰冷的、悲凉的认知——他们在他从旅馆后窗跳下去的时候没有抓他，在他一瘸一拐地穿过老城区的时候没有抓他，在他坐夜班公交车到城西工业区的时候没有抓他。他们不是抓不住他，他们是不想抓。他们把他当成了猫爪下的老鼠，让他跑，让他四处收集证据，等他把所有东西都收齐了，再一把掐住他的脖子连人带证据一起拎走。

他低头看表，凌晨三点五十分。窗外的天色还是一片漆黑，城西工业区的夜晚静得只剩下远处偶尔传来的几声狗叫。他把打印好的文件和软盘装进公文包，拿起登山杖，推开了仓库那扇被撬坏了锁的铁门，走进深秋凌晨凛冽的冷风里。在他身后，书桌上那张打印出来的纸条被从门缝里灌进来的风吹得轻轻动了一下，然后又落回原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