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诚在公交车上坐了四十分钟，到站下车之后才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要去哪里。脚踝的疼痛已经变成了一种麻木的钝涩感，像是关节里灌了铅。他在车站旁边的台阶上坐下来，把登山杖横在膝盖上，看着街上的人流发了一会儿呆。
沈若兰还没有打电话过来。从永安县到县医院的路程不算远，但带着一个发高烧的孩子，每一步都会变得格外漫长。方诚从口袋里掏出移动电话看了看，信号是满的，电量还剩一半，但屏幕上没有任何未接来电的提示。他把电话放回口袋，手指碰到了程述之给他的那张名片——洛川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顾正平。
他把名片抽出来看了看，又放回去。顾正平是程述之的高中同学，程述之说这个人铁面无私，但他也说了——如果案子涉及上面压下来的东西，他未必能动。方诚不知道自己现在的处境算不算“上面压下来的东西”，但他知道一件事：在找到钟维岳亲笔签字的审批单之前，所有指向钟维岳的证据都是间接的，而间接证据不足以让一个背后站着市政协副主席的人倒下。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街上陆续亮起了路灯。方诚站起来，拄着登山杖朝老街的方向走。走到半路的时候，他路过了一家还在营业的小饭馆，里面飘出来的油烟味忽然让他意识到自己已经一整天没有吃东西了。他走进去要了一碗面，在靠墙角的桌子前坐下，把公文包放在膝盖上，吃得很慢。面条没什么味道，但热汤顺着喉咙流下去的时候，胃里那种空荡荡的痉挛感缓解了一些。
吃到一半的时候，他的移动电话响了。
方诚几乎是本能地抓起电话按下了接听键。听筒里传来沈若兰的声音，疲惫、沙哑，但语气比早上平静了很多。“小瑾没事了。县医院的大夫说是急性扁桃体炎，不是肺炎。打了退烧针，现在烧退了，睡着了。”她停顿了一下，然后压低了声音，“方诚，医院里有个人一直盯着我们。”
方诚握着筷子的手停住了。“什么样的人？”
“男的，穿深蓝色夹克，坐在急诊室走廊尽头的椅子上。从头到尾没看病，没挂号，就是坐着。我抱小瑾去药房拿药的时候他跟了一小段路，在药房门口停下来假装看墙上的宣传画。他看宣传画的时候，眼睛没在画上。”
方诚沉默了几秒钟。深蓝色夹克——和那天晚上在窗外剪断电话线的人的穿着一样。“若兰，你现在在医院什么位置？”
“三楼病房。小瑾在输液，病房里还有两个病人，隔壁床是个带孙子的老太太。走廊里有护士站，灯很亮。”
“待在病房里不要出去，更不要一个人出去。把病房的门从里面锁上。如果有人敲门说自己是医生护士，让他先通过护士站的对讲机跟你确认。明天一早小瑾输完液就出院，不要再回之前的住处，直接去长途汽车站买去洛川的票。”
“洛川？”沈若兰的声音透出一丝不解。
“对，洛川。现在所有地方都不安全，但洛川反而是最安全的。因为他们的根基就在洛川，他们不敢在这里做太出格的事。”方诚的声音压得很低，邻桌的食客正大声划拳喝酒，把他的话盖住了大半，“你到了之后不要去我家，直接去城南长途汽车站旁边那个澡堂，招牌叫‘清泉浴池’，老板姓谢，你跟他说是我老婆，他会安排你们住下。”
挂了电话，方诚把剩下的半碗面吃完，结了账走出饭馆。老街的夜晚灯火零落，偶尔有一辆摩托车呼啸而过，留下一道刺鼻的尾气。他的右脚踝又开始疼了，拄着登山杖走得很慢。路过一家公话超市的时候，他在门口站了一下，然后走进去，拨通了崔世昌家里的电话。
接电话的是崔世昌本人，声音听起来像是还没睡。“方诚？出什么事了？”
“程述之重新提交了再审建议，把新证据附上去了。审委会这两天可能就会讨论。另外，我需要你帮我在系统里查一个人——洛川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顾正平。我想知道他的履历和口碑。”
崔世昌沉默了一下，然后说：“顾正平我知道。他是洛川市公安系统里有名的‘铁陀子’，办过几桩大案，最出名的是前两年高新区那起土地受贿窝案，他带队抓了六个处级干部，谁说情都不管用。但那个案子办完之后，他被从支队长降成了副支队长。”
“为什么？”
“表面上说是轮岗，实际上所有人都知道是被整了。那个土地窝案牵到了市政协的一个人，那个人和钟维岳的大舅子是一边的。案子最后没查到那个人身上，但顾正平的仕途也就到此为止了。”崔世昌顿了顿，然后说了一句让方诚心里一沉的话，“方诚，程述之让你去找顾正平？”
“他给了我一张名片。”
“那就意味着程述之觉得事情可能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程述之这个人做事从来不会无的放矢——他给你顾正平的联系方式，不是让你现在去报案，是让你在最后关头有一个可以求救的人。”
挂了电话，方诚在公话超市的塑料凳子上坐了一会儿。顾正平是因为查贪腐案被降职的，这意味着他手里有足够的经验识别这张关系网的结构，但他手里没有足够的权力去撕开它。除非有人能把最直接的证据递到他面前。那张签字记录。钟维岳亲笔签字的跳过技术对比的审批单。
方诚站起来，拄着登山杖走出了公话超市。他在老街的巷子里走着，脑海里反复回溯着所有已经到手的信息。邹伯安的笔记本、软盘、录音、遗书，林瑜的信、加密消息、通信全集，麦志强保存的收据和协议书原件，程述之提交的再审建议。所有这些加起来可以推翻原审判决，可以把韩仲谋和姚秉坤送进监狱，但还不够动钟维岳。而要动钟维岳，必须拿到那份签字记录。
这份签字记录在哪里？邹伯安找了很久没找到，林瑜找了很久没找到。如果它还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可能——要么被销毁了，要么被人藏起来了。如果被销毁了，那这条路就到此为止。如果被藏起来了，藏它的人会是谁？
方诚的脑海里忽然跳出一个念头。一份在专利局档案室里的文件，按规定应该归档保存，但也可以在归档之前被悄悄拿走。能拿走它的人，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在专利局工作，而且知道这份文件的重要性。方诚在崔世昌给他看的那张专利审查内部流程图里看到过一个细节——技术对比环节的操作人不是姚秉坤本人，而是审查处的办事员。那个办事员的名字从来没有在任何材料里出现过。
他需要查到这个人的名字。
第二天一早，方诚去了一趟洛川市专利局的公开查询窗口。窗口后面坐着一个年轻女工作人员，穿着藏蓝色的制服，态度很客气。方诚说要查仓颉码专利的审查档案，工作人员让他在查询申请表上填了信息，然后去档案室调卷。等了将近四十分钟，工作人员回来告诉他：“您要查的那份档案不完整，有一部分材料在去年档案室搬库的时候遗失了。”方诚问遗失了哪些部分，工作人员翻了翻登记簿，说：“公知技术检索对比报告——就是审查员在做专利审查时必须出具的那个对比报告，这一份不在卷里。我查了归档记录，显示这份报告在审查阶段就没有归档。”
没有归档。也就是说，公知技术检索对比报告从一开始就没有被放进档案里。方诚站在专利局的台阶上，想起邹伯安备忘录里的那句话——“跳过技术对比需要签字审批，签字的人就是钟维岳。这个签字记录是直接证据。”如果对比报告从一开始就没有归档，那钟维岳签字同意跳过技术对比的审批单，大概率也已经不在了——被销毁了，或者被人从档案室里取走了。
但还有一个可能。那个具体经手销毁或取走这份文件的人，留下了证据。方诚回到老街的旅馆，把林瑜整理的通信全集又翻了一遍。在索引部分，有一个名字引起了他的注意。通信全集里记录了一封1994年3月的邮件，发件人是天域编码研究所的前台秘书小周，收件人是魏明。邮件的主题是一句看起来无关紧要的话——“您托我查的那个东西在姚处长那边，我取不到。”
方诚把这句话反复看了几遍，然后翻到正文。正文很短，只有几句话：“魏工，您让我去档案室查的那份对比报告，档案室说已经被姚处长调走了，调档日期是3月18日，签了姚处长的名字。档案室的人说这是正常的审查流程，但我总觉得不太对。抱歉没帮上忙。”
方诚放下通信全集，拿起移动电话拨了崔世昌的号码。“崔老师，帮我查一个人——1994年在洛川市专利局审查处工作，具体岗位是审查员或者办事员，负责技术对比环节的人。名字里可能有一个‘周’字或者姓周。”
“姓周的审查员？”崔世昌想了一下，“我记得你之前跟我提过，天域编码研究所的前台秘书姓周。如果这个秘书后来去了专利局——”
“不是同一个人。”方诚说，“秘书小周是给魏明通风报信的人，她还在天域工作，不在专利局。但她提到姚秉坤从档案室调走了一份东西。调走的时间是1994年3月18日，仓颉码专利申请提交后大概两个月。”
崔世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下午之前给你回话。”
等电话的这段时间，方诚没有待在旅馆里。他去了清泉浴池。老谢看到他进来，从柜台后面探出头来，用眼神示意了一下楼上。“你老婆和女儿凌晨到的，在二楼最里面那个房间，我让她们用了我自己的休息室。”老谢压低了声音，“她们来的时候后面没人跟着，我让隔壁修车铺的小刘去确认过了。”
方诚上了二楼，推开休息室的门。沈若兰坐在靠窗的椅子上，手里握着一杯热水，眼圈发黑，但精神比电话里听起来要好一些。她看到方诚进来，站起来迎了两步，伸手握住他的手，手掌冰凉，但力道很紧。方小瑾躺在靠墙的床上睡着了，额头上贴着一块退热贴，呼吸平稳，脸颊还有一点病后的潮红。
方诚在床边蹲下来，用手背轻轻碰了碰女儿的额头。体温不高，退烧了。他看着她小小的身子蜷缩在毯子里，一只脚丫子露在外面，脚趾头微微蜷着。他在床边蹲了很久，然后站起来，和沈若兰走到房间的另一头低声说话。
“那天晚上的事，我要你从头到尾跟我说一遍。”方诚说。
沈若兰把在永安县医院看到的那个穿深蓝色夹克的男人详细描述了一遍——身高大概一米七五左右，偏瘦，头发很短，颧骨很高，坐在走廊长椅上的时候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看起来像是在等人。但她注意到那个人从不低头看表，从不东张西望，从不做出任何“正在等人”的人会做的动作。他的眼睛一直盯着急诊室的方向。
“我抱小瑾去药房的时候，他也跟过来了，但隔着大概二十米。在药房门口站了一下，假装看墙上那张已经褪色了的卫生宣传画，然后在我出来之前就转身走了。”沈若兰说到这里的时候，声音依然平静，但方诚能感觉到她握着杯子的手指在用力，“他不想让我看见他的脸。但我在走廊里看到了他的背影，他后脖子上有一颗黑痣。”
方诚把这个细节记了下来。后脖子上的黑痣——这是他掌握的第一个具体的、可辨认的跟踪者特征。在此之前，他们都是一团模糊的黑影，躲在深色夹克和黑色轿车的外壳里。现在他终于有了一个具体的标记。
下午，崔世昌的电话打到了澡堂柜台上。方诚接起来，崔世昌的声音很快。“查到了。1994年在专利局审查处做技术对比审查员的人叫贺明，去年已经退休了，住在洛川市北郊一个叫石桥镇的地方。他离开专利局之后一直在镇上的农机厂做会计，很少跟人来往。”崔世昌顿了一下，“方诚，你怎么知道他名字里有个‘周’字？”
“我不确定。秘书小周说的那个‘姚处长调走了档案’的事，经手档案的人很可能就是做技术对比的审查员。他是最后一个接触那份对比报告的人。”
“那你想从他那里问出什么？”
“问出姚秉坤调走的是什么东西，以及那份东西有没有留底。”
方诚挂了电话，跟沈若兰说了几句话就出了门。石桥镇在洛川市北郊，坐长途汽车大约一个多小时。公交车窗外的风景从城市的钢筋水泥逐渐变成了农田和低矮的农舍，空气里的柴油味被泥土和稻秆的清香替代。方诚看着窗外不断后退的行道树，心里在盘算着接下来该怎么开口。贺明退休快十年了，住在一个小镇上做会计，远离了专利局的人事纷争。他愿不愿意开口？愿不愿意为一个已经过去四年的旧案作证？方诚没有把握，但他必须试一试。
到石桥镇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四点多，镇上只有一条主街，街两边是五金店、粮油铺和一家供销社改建的小超市。方诚在街口问了一个蹲在门口抽烟的老头，打听到农机厂在镇子东头的老粮站旁边。他拄着登山杖走过去，农机厂的门大敞着，院子里堆着几台生锈的拖拉机配件和一个废弃的碾米机。传达室里坐着一个戴老花镜的看门人，方诚问他贺明在不在这里。看门人指了指院子最里面的一间小平房：“老贺在那边，二楼，会计室。”
贺明的办公室很小，四壁刷着斑驳的石灰，桌上堆着发黄的账本和一台老式算盘。他看上去六十多岁，头发花白，脸上皱纹很深，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他听到方诚说明来意之后，第一反应是摘下了老花镜，放在桌上，然后沉默了很长时间。
“1994年3月18号，”方诚说，“姚秉坤从档案室调走了一份公知技术检索对比报告。这份报告按规定应该在审查结束后归档，但它在归档之前就被调走了，之后再也没人见过。您当时是负责技术对比的审查员，这份报告是不是您写的？”
贺明没有回答。他站起来走到窗户边，把窗户推开一条缝，外面的冷风灌进来，吹得桌上的账本哗哗翻了几页。
“你谁让你来问这个的？”贺明的声音很沙哑。
“没有人让我来。我自己来的。”方诚把邹伯安的笔记本复印件放在桌上，翻开到那页记录了审查流程被跳过的部分，“仓颉码第三版在1992年就已经在BBS上公开发布了，专利审查的技术对比环节如果正常进行，这个公开记录一定会被发现。但是审查只用了四个月，远低于当时十八个月的平均周期。唯一的解释是技术对比环节被跳过了。跳过这个环节需要局长签字，也需要审查员配合。您是审查员，您知道发生了什么。”
贺明转过身来，看着方诚。这个老人站在那里沉默了很久，久到窗外的麻雀都从电线上飞走了。然后他说了一句话，声音平静而缓慢：“我没签字。那份对比报告，我没写。不是我不想写，是我写了之后被人从档案柜里拿走了。拿走报告的人是姚秉坤，但他调档的凭证上有钟维岳的签字。”
钟维岳的签字。方诚站在那里，感觉整个案件的最后一块拼图正在缓缓地移过来。他等了这么久，就是在等这三个字——一个直接写下来的、白纸黑字的、能把那个高高在上的专利局局长和这桩肮脏交易锁在一起的名字。而现在，这个站在小乡镇会计室里、头发花白的退休审查员，说出了这三个字。
“调档凭证上面，钟维岳签字同意姚秉坤调走对比报告——这份凭证有留底吗？”方诚问。
贺明沉默了很久，然后走到旧档案柜前，用一把随身携带的小钥匙打开最下面一格的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文件袋。文件袋没有标签，封口已经泛黄。他打开文件袋，抽出一张纸张已经泛黄的调档凭证，纸张抬头印着“洛川市专利局档案调阅单”，下面是一行行手写的记录。在“调档人”一栏写着“姚秉坤”，在“审批人”一栏里，清清楚楚地签着两个字——“钟维岳”。
日期：1994年3月18日。调档内容：公知技术检索对比报告，案号与仓颉码专利申请案一致。
“我退休之前从档案室复印了一份带出来的。”贺明的声音很低，“我知道这份东西早晚会有用。但我等了四年，没人来问。我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直到你今天站在这间屋子里。”
方诚接过那张泛黄的调档凭证，看着上面那个签名，很久没有说话。窗外的阳光已经偏西了，橘黄色的夕阳光从打开的窗缝里照进来，照在那张纸上的两个签名——姚秉坤，钟维岳——上面。四年后，一份被带出档案室的复印件，成为这个案件中唯一能锁定那个“不好动的人”的直接证据。他小心地把调档凭证复印件放进公文包的夹层里，站起来向贺明道谢。贺明没有送他，只是坐在办公桌前，重新戴上老花镜，低着头继续翻看他的账本。
方诚走出农机厂，站在暮色渐浓的镇街上。远处的农田里升起了一层薄薄的雾气。他把公文包抱在胸前，拄着登山杖朝长途汽车站的方向走。此刻他觉得那个公文包格外沉重，里面装着的不仅仅是纸张和软盘，还装着一个死去的老人用最后的生命写下的遗言、一个胆小的男人等待了十年的沉默、一个退休审查员压在档案柜最低层的恐惧与良知。而现在，还加上了钟维岳的名字。他将公文包紧紧抱在怀里，踏上了返回洛川的夜班车。汽车在田野间行驶，车窗外的天空正迅速暗下去。他不知道洛川等待他的是什么，但他知道，最后的时刻已经越来越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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