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南长途汽车站是洛川市最老的客运站，九十年代初新站建好之后，大部分线路都迁走了，只剩几趟跑下面县城的慢车还在这里停靠。车站门口的广场不大，地砖碎了不少，坑坑洼洼的缝隙里积着前两天下雨留下的泥水。广场西边有一排低矮的楼房，外墙刷着褪色的粉色涂料，二楼的窗户下面挂着一块灯箱招牌——“鸿运来旅馆”，灯箱里的灯管有两根坏了，一到晚上就一闪一闪的，像一只眨着红眼的独眼兽。
方诚到的时候天色尚早，下午三点的太阳明晃晃地照在广场上。他站在车站入口对面，没有直接走进旅馆，而是先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这是他从调查化工厂排污那一次养成的习惯——永远先看清楚退路再进门。
广场上人不多，几个拉客的摩的司机聚在树荫下打牌，车站售票窗口前排着三四个背着编织袋的旅客。一辆长途客车正在倒车进站，柴油发动机突突地冒着黑烟，把半条街都罩进了一片灰蒙蒙的尾气里。
方诚的目光扫过广场边缘，停了一下。在车站东侧的巷口，停着一辆黑色的轿车。车窗玻璃是深色的，看不清里面，但方诚认出了那辆车的轮廓——和那天晚上从报社跟着他的车是同一款车型，暗蓝色的别克，车头右侧的雾灯罩有一道裂纹。上次他看到那道裂纹的时候是老火车站，林瑜第一次出现的那天晚上。
他没有多看，收回目光，低着头穿过广场，走进了“鸿运来”旅馆。
旅馆前台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的胖女人，面前的柜台上摆着一台十四寸的小电视，正放着午间重播的电视剧。方诚说要找二楼最左边房间的客人，胖女人头也不抬地指了指楼梯：“上去，到了走廊往左拐。不过那个女的刚出去，房间锁着。”
方诚的脚步顿了一下。“刚出去？多久？”
“大概十来分钟吧。她说去买点东西，让我帮忙看着点门。”胖女人终于抬起头看了方诚一眼，“你是她什么人？”
“朋友。她走之前有没有留什么话？”
“没有。就说去买东西。”胖女人的注意力重新被电视剧里哭哭啼啼的对白吸引走了。
方诚的心里浮起一丝不安。林瑜在电话里说“时间不多了，不是比喻”，这句话里的紧迫感是装不出来的。如果她真的那么着急，不应该在这个节骨眼上离开房间去买东西。
他上了楼梯，二楼走廊又窄又暗，只有尽头一扇小窗透进来一点日光。地板踩上去咯吱咯吱地响，每一声都在走廊里拖出长长的回音。他走到最左边那个房间门口，门果然锁着——一把老式的弹子锁，锁孔周围有一圈细密的划痕。
方诚蹲下来，借着走廊里昏暗的光线仔细看了看那些划痕。划痕很新，金属表面被刮擦过的部分还没有氧化，在灯光下反射着亮白色的细线。有人用工具撬过这把锁。
他站起来，心脏在胸腔里沉稳而有力地跳动着。他转头看了看走廊两端，没有人。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随身携带的瑞士军刀，展开最细的那根锉刀，插进锁孔里轻轻地拨了几下。老式弹子锁的结构很简单，几下就弹开了。他推门进去，反手把门关上。
房间很小，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一个老式衣柜。窗帘拉得严严实实，日光被挡在外面，只有布料边缘透进来一圈橘黄色的光晕。床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没有睡过的痕迹。书桌上放着一只黑色的旅行袋，拉链半开着，露出几件叠好的换洗衣服。
方诚打开衣柜，里面挂着一件米色的风衣和一个空衣架。他认出了那件风衣——林瑜在老火车站跟他见面的时候穿的就是这一件。她回来过旅馆，放了行李，换了一身衣服，然后说去买东西。
他回到书桌前，发现旅行袋的侧面口袋里露出来一个信封的角。他把信封抽出来，里面装着两张纸。第一张是旅馆的住宿登记单，日期是今天，入住时间写着上午十一点二十分。第二张纸是一份复印的文件，纸张很新，复印的墨粉还带着淡淡的化学味道。文件的内容是一封手写信的复印件，笔迹方诚一眼就认出来了——是邹伯安的笔迹，和笔记本上的字迹一模一样，但比笔记本上的字更潦草、更急迫，有些地方的笔画因为用力过猛而把纸面划破了。
信的抬头写的是“林瑜”，日期是去年十一月中旬——邹伯安去世前一个月。
“小林，上次你来医院看我的时候，我答应过你要把笔记本的事情从头到尾写清楚。我现在身体越来越不行了，医生说要开始准备后事，我就趁着还能写字，把最重要的事情写在这张纸上。读完记住，然后把纸烧掉。不要留着，留着会害了你。
你在笔记本里看到的那页被撕掉的日记，是我自己撕的。不是我后悔写了它，是我怕被人从我这里翻出来。但我现在把那一页的内容重新写在这里，因为这件事不能烂在我肚子里。
1993年12月初的一个周末，韩仲谋约我和另外几个第三版开发团队的成员吃饭。不是在研究所，是在高新区外面的一家餐馆包间。吃到一半，他让服务员出去，关上门，然后跟我们说了一件事。他说他打算把仓颉码第三版以他个人的名义申请专利。他说得很直接——‘这个方案是大家做出来的，但是现在只有专利才能让它活下去。你们放心，专利在我手上，利益分配我们一起商量。但申请人的名字只能写我一个人，因为你们都是技术人员，没有商业化运作的能力。’
我当时就反对了。我说我们当初在会议上全体通过要公开发布、免费共享，你现在去申请专利，和当初的决议完全违背。魏明也反对，他说BBS上的帖子还在，写明了‘禁止任何人申请独占性专利’，你现在去申请，等于是自己打自己的脸。
韩仲谋笑了笑，没有反驳我们。他只是从公文包里拿出几份文件，放在桌上。那是星辉科技咨询公司给我们在座每个人开的‘技术咨询费’收据，金额从五万到八万不等。但他同时放在旁边的还有一份协议——如果我们同意他申请专利，这些钱就是第一笔分红；如果不同意，这些收据会变成我们‘收受商业贿赂’的举报材料，交到高新区纪工委。
小林，那一年我儿子刚上大学，老伴身体不好，全家就靠我一个。魏明家里更困难，父母都有病。我们挣扎了很久。陆文辉当场说了一句‘何守中你疯了’，摔门走了。严红哭了一个钟头。老麦一根接一根地抽了半包烟，最后在协议上签了字。我和魏明也签了。
这就是被撕掉的那一页的内容。笔记本上我写了这些，后来怕连累其他人，自己撕掉了。但我现在用这封信告诉你，是希望你明白——韩仲谋从最开始就不是要保护什么民族科技。他每一步都是算好的。他先让大家签字把自己变成贼，然后用这个把柄控制所有人。所有不肯签的人——陆文辉后来被他找理由开除，再也没在华阳国信息技术行业找到工作。这就是陆文辉去了国外的原因。”
信的末尾，字迹颤抖得几乎无法辨认，但方诚还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了出来——
“小林，如果你问我在天域研究所的这些年里最后悔的是什么，不是签了那份协议，是在1991年的那次会议上，我第一个鼓掌通过了何守中的提议。我那时候真的相信他。我到现在都想不明白，一个能把编码写得那么漂亮的人，为什么能把事情做得这么脏。”
最后一行字写着：“我说不清楚他的动力是什么，但我们这些人的罪是为了活下去，他呢？他把这一切当成一盘棋在下。有些人的罪行是生存，有些人的罪行是消遣。何守中，他属于后者。”
方诚把信读了三遍。然后他把信折好，放进口袋里。
邹伯安这一生留下的最重要的遗言，不是笔记本里那些技术记录，而是这张纸上写的——一个垂死之人终于说出口的真相。而韩仲谋的每一步，确实都是算好的。先发布开源方案吸引技术人才，用集体讨论获取改良建议，然后反过来用商业贿赂的圈套胁迫所有知情人签字画押，最后把公知技术锁进自己的专利铁柜。所有拒绝合作的人——陆文辉被赶出行业，邹伯安被扣下退休金和医疗报销，魏明被打断了右手。每一刀都割在要害上。
方诚正准备离开的时候，走廊里传来了脚步声。脚步声很轻，但走廊的旧地板忠实地把每一声都传了过来。不止一个人，至少两个，正在朝这个房间走过来。
他迅速把房间扫视了一圈。只有一扇窗户，窗帘后面是玻璃窗。他拉开窗帘，窗户外面是旅馆的后巷，地面是水泥地，离二楼窗台大概三四米高，跳下去勉强能落地。窗户被卡住了，他用力推了两下才推开，窗框发出刺耳的金属摩擦声。
门外的脚步声加快了。
方诚把椅子搬到窗边，一条腿跨过窗台，回头最后看了一眼房间。床头柜上放着一个玻璃烟灰缸，烟灰缸底下压着一张纸条，纸条的一角露在外面。他之前没有注意到这张纸条。
他在门被推开的瞬间抓起了那张纸条。
烟灰缸掉在地上摔碎了，玻璃碎片溅了一地。方诚在窗台上看到两个人影冲进房间，他没有看清他们的脸，只看到其中一个穿着深色夹克的人朝窗户的方向扑过来。他松手跳了下去。
落地的时候右脚踝一阵剧痛，他整个人在地上滚了一圈，公文包甩出去老远。后巷的地面潮湿滑腻，散发着泔水和汽油混合的气味。他咬牙站起来，捡起公文包，一瘸一拐地朝巷子尽头跑去。
身后传来窗户被完全推开的哐当声和一个男人低沉的骂声。
方诚没有回头。他拐出巷子，冲进车站广场，混进了刚下车的一群旅客里。摩的司机们的目光短暂地扫过他，然后又回到手里的扑克牌上。他一瘸一拐地穿过广场，钻进了一条他熟悉的、通往老城区的小巷子。巷子七拐八弯，两侧都是老旧的居民楼，阳台上晾着的衣服在午后的风里微微晃动。
他在巷子深处的一根电线杆后面停下来，靠着粗糙的水泥杆子大口喘气，右脚踝的疼痛像脉搏一样一下一下地跳。他低头看手里的纸条。
纸条被撕得很不规则，边缘是锯齿状的，像是匆忙间从一本便签上扯下来的。上面的字迹潦草而急促，但方诚认出了林瑜的笔迹——在笔记本的某些页边缘，林瑜曾经用铅笔写过几行注释，字迹小而工整。但这张纸条上的字完全不一样，像是用颤抖的手在几十秒内匆忙划出来的。
纸条上只有两行字：
“方诚，旅馆不安全了。有人在跟着我。我猜我身边一直有他的人。别来找我，我会再联系你。另外——邹伯安死的那天，医院记录上写的是肺癌晚期呼吸衰竭，但我后来找到当时值班的护士，她说老邹临死前几个小时突然说不了话了，之前明明还能说话的。他的床头柜上有一杯没喝完的水。我拿那杯水去做过检测，水里有一种兽用麻醉剂的成分。老邹不是病死的。笔记本上被撕掉的那一页，他还没来得及告诉你就被人害死了。小心姓—— ”
最后一个字只写了一横就戛然而止，笔迹在纸面上拖出一道长长的划痕，像是一只被突然拽开的手。
方诚把纸条攥在掌心，纸张被手汗浸湿了一点，墨迹微微洇开。他抬起头，看着头顶那一线被电线切割得支离破碎的天空。邹伯安不是病死的。一个在肺癌晚期的疼痛里撑了一年多的老人，最后不是被癌细胞杀死，而是被一杯加了麻醉剂的水堵住了嘴。有人在医院病房里，在一个垂死之人面前，把这杯水放在床头柜上，看着或者等着他喝下去。
那个人怕的，就是邹伯安临死前写下来的这封信。
方诚重新迈动脚步，右脚踝的疼痛已经从尖锐转为了钝涩，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沙袋上。他走出老城区的小巷，找到了一间还在营业的公共澡堂。澡堂老板是个温州人，和方诚认识两年了，曾经因为被竞争对手雇人砸店，找方诚帮忙发过一篇报道。方诚借他的座机打了一个电话。
这一次他拨的不是沈若兰的号码，而是平县那个开旅店的朋友的号码。电话响了六声之后接通了，对面的人说沈若兰母女已经在去永安县的路上，这次是包了一辆出租车直接走，中途不换车，预计傍晚能到。
方诚把移动电话的号码报了过去，让她们到永安县之后用公用电话打过来。挂掉电话，他坐在澡堂更衣室的木头长凳上，把右脚从鞋子里抽出来。脚踝已经肿了一圈，皮肤发烫，袜子的松紧带在肿胀处勒出了一道深深的印痕。
澡堂老板老谢拿了一包冰块过来，用毛巾裹了，按在方诚的脚踝上。冰块接触皮肤的瞬间，方诚疼得吸了一口气。老谢在旁边坐下来，递了一根烟过来。方诚摇摇头，老谢自己点上，用力吸了一口。
“你惹到谁了？”老谢问。
“惹到了一些觉得自己的东西不能被别人看见的人。”方诚说。
老谢没有再问。在洛川做了十几年生意，他知道什么事情该问，什么事情不该问。
方诚在澡堂更衣室里坐了将近一个小时，等到脚踝的肿胀稍微消退了一些，用绷带从老谢那里简单包扎了一下，重新穿上鞋。他从公文包里拿出几份复印件——邹伯安笔记本的扫描件和刚刚到手的那封信——用塑料防水袋包好，外面再裹了两层报纸，和之前交给崔世昌那些证据一样，塞进了一个最不起眼的文件袋底部。
天快黑的时候，澡堂柜台上的电话响了。老谢接起来，然后把话筒递给方诚。电话里是一个男人压低的声音——是崔世昌。
“方诚，你今天下午干什么去了？”
“查案子。”
“查什么案子能查到有人去报社找你的地步？”崔世昌的声音很急，“下午四点多，两个人来报社找你。不是韩仲谋的人，也不是警方，但看起来不好惹。他们在你的工位上站了一会儿，其中一个把你的键盘拿起来看了看又放下了。他们什么都没拿，但办公室主任说他们走之前留下一句话——‘告诉方记者，在外面跑新闻注意安全，最近治安不太好。’”
电话挂断之后，澡堂里只剩下蒸汽管道滴水的声音，一滴一滴，在寂静中分外清晰。
方诚慢慢站起来。邹伯安被撕掉的日记、林瑜留下的纸条、医院里的那半杯水、派人到报社找他的不知名访客——所有这些线索像被风吹散的纸牌一样在他脑海里翻飞，但有一根线正在逐渐把它们穿在一起。
韩仲谋在第三版发布的时候招募了一批优秀的程序员，用开源口号把仓颉码的讨论变成了免费的技术优化车间。然后他用圈套胁迫知情人签字画押，把公知技术据为己有申请专利，再用专利作为武器清洗整个行业。最后——邹伯安临死前想说出真相，就死在了一杯麻醉剂的水里。魏明想接棒继续收集证据，就在暗巷里被打断了右手。林瑜把这些传递出来，现在正在被不知名的人跟踪。
方诚从公文包里拿出那张纸条，又看了一遍最后那行没有写完的字——“小心姓——”
小心姓什么？姓姚的？姓韩的？还是别的什么人？
林瑜可能已经落在了跟踪者的手里，也可能正在某个地方躲着。但无论她现在在哪里，那行没写完的字都是一个她没能说出口的警告。而那行字对面的收件人——方诚——此刻正站在一间隔壁是桑拿房、空气里弥漫着廉价沐浴露香味的澡堂更衣室里，右脚踝肿得像馒头，手里握着一个死人留下的信和一个活人写了一半的纸条。
这就是他能拿到的全部武器。
他把纸条折好放回口袋，从老谢那里借了一顶棒球帽，压低帽檐遮住大半张脸，然后推开澡堂的门走进了洛川的黄昏。街上的路灯陆续亮了起来，橘黄色的光把整条街道染成了一种暧昧不明的颜色。他单肩挎着那个装了所有复印件的公文包，一瘸一拐地朝黑暗中走去。在他身后的某个地方，一辆没有开灯的黑色轿车正缓缓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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