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庭前三十一小时，宪法法院首席大法官办公室签发了两份文件。
第一份是批准伊琳娜·维诺格拉多娃以“证据陈述人”身份出席证据听证。第二份是批准控方传唤能源部长康斯坦丁·德拉戈作为知情人出庭作证。
两份文件在宪法法院内网公示的同一分钟，瓦尔纳城市新闻网收到了一条来自能源部新闻办公室的紧急推送。标题是《能源部长将自愿出席宪法法院听证，称“这是澄清事实的机会”》。正文只有五行，但措辞经过了精密的计算——不是“被传唤”，而是“自愿出席”；不是“作证”，而是“澄清事实”。
玛雅把这条推送投到办公室屏幕上时，艾德里安正在拆一包从自动售货机买来的饼干。他看完标题，把饼干放在桌上没有拆。
“他要把被动传唤扭转为主动出击。”艾德里安说，“等他在证人席上坐下来，他不是来回答问题的，他是来发表声明的。”
“他当然会。”巴尔苏科娃从办公桌后面站起来，走到窗前。共和国大道对面，能源部大楼的LED屏幕已经从维克多的声明视频切换成了能源部的官方标志——一面塞伦尼亚国旗和一束麦穗的交叉图案。“康斯坦丁·德拉戈在政坛活了三十年，换了五任总统、七任总理，他不但没有倒，反而每一次政权更迭后他的预算都增加了。这个人最擅长的事情不是进攻，是防守。把对方的拳头变成自己的握手。”
“那在法庭上怎么对付他？”
“不让他握手。”巴尔苏科娃转身，拿起桌上那份传唤令的副本，“传唤令上写得很清楚——他的出庭身份是‘知情人’，不是‘自愿澄清者’。在法庭上，知情人必须回答检察官的每一个提问，除非审判长裁定问题与案件无关。他没有主动权，我有。”
她把传唤令放在一沓已经准备好的质询提纲上面。那沓提纲是她从昨晚到现在逐条拟定的，每一页都标注了对应的证据编号。艾德里安扫了一眼，看到了其中一行字被她用红笔圈出——“请证人解释，在被害人玛丽安娜·卡斯特罗死亡当晚，证人的赛博努斯超级用户账户为何执行了一条针对被害人住所燃气管道压力阀的远程开启指令。”
“这条问题他没法用行政特权回避。”艾德里安说。
“他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回避。他可以回答‘我不记得了’。”巴尔苏科娃摘下老花镜，“康斯坦丁·德拉戈在国会听证会上被质询过七次，每次他都说‘我不记得了’。他的记忆力在需要的时候会变得非常差——差到记不住自己签过的文件，但好到能记住二十年前见过一面的人的名字。”
“那就给他看日志。日志上有他的生物认证密钥。”
“生物认证密钥可以解释为‘系统错误’或者‘被他人盗用’。涅墨西斯公司的技术团队可以出具一份专家证词，证明赛博努斯系统的生物认证存在安全漏洞。他们有七个小时来准备这份证词——足够长。”巴尔苏科娃走到玛雅身边，“我们需要在质询他之前，先堵死‘系统错误’和‘被盗用’这两条路。”
玛雅正在分析赛博努斯生物认证系统的底层日志。屏幕上的代码行高亮标注着不同颜色的标记——绿色是正常认证记录，黄色是系统警告，红色是异常事件。过去五年里，赛博努斯系统一共记录了超过四百万次生物认证，其中红色异常事件仅出现了三次，且全部发生在同一天——正是404项目被叫停的那一天。
“三次异常事件都是在404项目终止公告发布后的四小时内发生的。操作账户是同一个——国防部综合技术局的系统管理员账户。操作内容是试图删除格里高利·维诺格拉多夫的认证模板。三次全部失败。”玛雅放大日志细节，“失败原因是系统核心架构师——维诺格拉多夫自己——在认证数据库的底层加了一个不可删除保护。任何带有他的数字签名的人，其认证模板都无法从系统中移除。”
“所以他死了之后，他的认证模板还在。”
“对。而康斯坦丁·德拉戈的认证模板——我查了——是在404项目立项当天由国防部统一录入的，之后从来没有被修改或删除过。系统日志显示，他的账户在六起致命攻击中至少使用过三次，每次认证都通过了生物特征识别。不是密码，不是令牌，是指纹加虹膜的双重认证。”
“如果有人试图删除他的认证模板呢？”
“也一样。部长级账户有永久保留保护，连系统管理员都无法删除，除非——”玛雅停了一下，手指在键盘上快速敲击，调出一份更深层的系统权限表，“除非删除指令来自能源部长本人。这是唯一一个能删除部长账户的人——他自己。”
巴尔苏科娃和艾德里安同时转向屏幕。屏幕上，赛博努斯超级用户权限表的最底部写着一行小字：“账户删除权限——仅限账户持有者本人执行，不可代理，不可绕过。”
“也就是说，如果康斯坦丁·德拉戈在法庭上说他的账户是被盗用的，他就是在承认他自己删除了自己的账户，或者他自己没有删除却声称被盗用。前者等于承认他知道自己的账户参与了杀人，后者等于承认他在撒谎。”玛雅把权限表导出到证据文件夹里，“两样都是做伪证。”
巴尔苏科娃在质询提纲的末尾加了一行字。然后她看了一下时间：晚上九点十三分。距离开庭还有不到三十小时。窗外宪法法院广场上的帐篷群已经亮起了灯，星星点点的灯光在雨后湿润的空气中朦胧成一片暖黄色的光晕。
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了。法警领进来一个人——帕维尔·鲁缅采夫。他换掉了沾满电缆沟粉尘的工装，穿着一件干净但明显是借来的深蓝色外套，袖子偏长，遮住了半个手背。他手里拿着一沓用牛皮纸包好的文件。
“我把涅墨西斯公司发给我的所有任务指令邮件打印出来了。”帕维尔把牛皮纸包放在巴尔苏科娃桌上，“从三个月前第一次接到电网调试组的紧急现场任务开始，一共二十七封。每一封邮件的发件人都是同一个——我的部门主管，但抄送栏里每次都有一个不写全名的内部账号。我一开始以为是系统自动抄送的归档地址。后来我才发现那个账号的IP地址不在科技园，在能源部大楼。”
“你怎么发现的？”玛雅问。
“我儿子做术前检查那天晚上，我在医院陪床，用笔记本电脑远程登录公司内网查排期。无意间点开了邮件头信息，看到那个账号的IP定位在共和国大道一号。”帕维尔看着玛雅，“我儿子睡了，我盯着那个IP看了很久。我在想——为什么能源部要关心一个电网调试员的加班任务单？”
玛雅打开帕维尔带来的邮件复印件。她逐封比对发件时间、抄送账号的IP地址和任务内容。比对结果很快出现在屏幕上：二十七封邮件，抄送账号的IP全部指向能源部大楼，其中有十四封的IP地址精确到了同一个网段——能源部长办公室所在的十五层。
“这些邮件的发送时间也很特殊。”玛雅放大时间轴，“每一封紧急现场任务指令都是在非工作时间发出的，最早的是凌晨一点，最晚的是凌晨四点。发件频率在过去两周内急剧增加。最密集的是上周——从莉迪亚·科斯塔死亡前一天开始，连续四天每天凌晨都有任务指令。”
“上周的任务内容是什么？”
“电网调试。都是电网调试。”玛雅打开邮件附件里的任务单，“名义上是调试，实际上每一次都是到指定地点的配电间进行‘负载测试’。测试地点包括翡翠湾公寓、诺瓦公寓、北风冷链A栋宿舍——全部是名单上目标居住的公寓楼。”
帕维尔坐了下来。他看着屏幕上那些他亲手执行过的任务单，表情很复杂，像是在看一份自己写下的认罪书，但又不完全确定自己到底认的是什么罪。
“我不知道这些任务是杀人。”他说，“我只是以为公司在监控这些公寓楼的用电高峰。但有一次——有一次我在诺瓦公寓地下配电间调试的时候，主管在电话里让我把一个特定编号的接线柱上的负载调高百分之十五，持续十五分钟。我问他为什么是十五分钟，他说——‘因为这是标准淋浴时间。’”
办公室里没有人说话。帕维尔的这句话落在地上，像一块被扔进水里的石头，没有激起水花，但波纹在每个人心里默默地扩开了。
“你能在法庭上说这句话吗？”巴尔苏科娃问。
“能。”帕维尔说，“我已经把这句话写在了我的证词里。我来这里，就是来签字的。”
巴尔苏科娃从抽屉里取出一份证人证词登记表。帕维尔接过来，连看都没看就签了名，字迹潦草但用力很重。
“你们的开庭日期是哪天？”
“明天下午。”巴尔苏科娃说。
“那我有一件事需要今天做。”帕维尔站起来，“我儿子的手术排期——我不等了。我太太已经带着他坐火车去了克雷尼亚。那边的医院不归涅墨西斯管，但需要付全款。我把房子抵押了。”
艾德里安看着他。“你有地方住吗？”
“我哥在橘林镇有个空房子。”帕维尔走到门口时停下，回头看了一眼办公室里的人。最后他的目光落在拉斐尔身上。两个男人之间没有对话，只是互相点了一下头。
帕维尔走后，办公室里重新安静下来。墙上的钟指向晚上十点。玛雅在沉默中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她一直在后台监控的内务部拘留中心在押人员状态更新系统。
“伊琳娜的状态更新了。”她的声音忽然变紧，“十分钟前，拘留中心在系统里记录了一次‘医疗干预’。记录内容只有一行字：在押人伊·维诺格拉多娃，晚间21:47，因突发头晕被送往拘留中心医务室观察。目前状态——观察中。预计返回时间——未定。”
艾德里安站起来走到玛雅身后，盯着屏幕上那行字。
“‘突发头晕’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什么？”
“可能是在拘留所食堂的晚饭里加了东西。可能是强制注射镇静剂。可能是让她明天出不了庭的任何事。”玛雅的声音在发抖，但不是恐惧的抖，是愤怒的抖，“拘留中心的医疗记录系统是独立的，和中心医院不联网。他们不需要拉扎列夫教授签字，只需要一个拘留中心内部的医务官——而那个医务官归内务部特别审查处管。”
巴尔苏科娃拿起电话，拨了拘留中心的值班号码。等待音响了很久，然后被接起来。她自报身份、职务和案件编号，要求立即确认在押人伊琳娜·维诺格拉多娃的身体状况。电话那端的人让她等了将近五分钟，然后回来告诉她：在押人正在医务室休息，不方便接听电话。
“什么诊断？”
“暂时无法提供诊断信息。医务官已经下班。”
“拘留中心医务官二十四小时值班。这是你们自己的规定。”
电话那端沉默了一下。然后换了一个人的声音，年纪更大，语气更冷。“巴尔苏科娃检察官，在押人的健康状况属于隐私信息。如果您需要在庭审中使用相关信息，请通过正式程序向预审法官申请。”
电话被挂断了。
巴尔苏科娃慢慢放下听筒。窗外，广场上聚集的人群中有人点亮了一串电池驱动的灯串，灯光透过雨后的水汽变成一团模糊的暖色光晕。那光晕映在她脸上，和日光灯的冷白色混在一起。
“他们不敢让她死在拘留中心。死在拘留中心是最坏的结果——全城的人都在看着。”艾德里安说，“但他们可以让她‘健康状况不佳无法出庭’。只要一份医务官签字的证明，宪法法院法警就不能强行接人。”
“那就需要一份来自外部的独立医学评估。”玛雅说，“一个能进入拘留中心医务室、且不受内务部管辖的医生。”
“拉扎列夫教授。”拉斐尔说。
巴尔苏科娃转过身看着他。拉斐尔站在窗边，手里握着他妹妹的项链。
“拉扎列夫说如果需要医学判断，我可以再去找他。他不是法医，但他可以判断一个人是否被药物镇静了。他是中心医院精神科主任，他有临床诊断权，内务部医务官不能挡他进门。”
巴尔苏科娃重新拿起电话。这次她拨的不是拘留中心，而是中心医院精神科的值班电话。拉扎列夫教授不在。值班医生说他去住院部巡视了，大概十一点返回。她留了言，留言内容很简短：“十二年前那句话的主人，今晚可能需要你说同一句话。”
晚上十一点二十分，维克托·拉扎列夫提着一个老式的黑色医疗箱，走进内务部拘留中心的大门。他穿着一件深色的风衣，内袋里装着精神科主任的工作证和一张巴尔苏科娃刚刚传真给他的紧急医学评估授权书。授权书上的签章是宪法法院独立检察官办公室的，鲜红色的印泥在拘留中心的日光灯下显得格外刺眼。
“我需要见在押人伊琳娜·维诺格拉多娃。”他对值班窗口后面的内务部中士说，“独立医学评估，法律依据是宪法法院紧急通道案件在押人健康保障条款。”
中士盯着那份授权书看了很久，然后拿起电话打给了某个上司。通话持续了大约三分钟。挂断后，他头也不抬地说了句“B区医务室”，按下电动门的开关。
医务室在拘留中心B区走廊尽头。推开门时，拉扎列夫看见伊琳娜·维诺格拉多娃坐在一张铁架床上，双手放在膝盖上，表情平静。她的瞳孔在日光灯下略微放大，但意识是清醒的。床头的输液架上挂着一袋生理盐水，没有加任何药物。
“你是谁？”伊琳娜的声音有些沙哑。
“维克托·拉扎列夫，中心医院精神科主任。”拉扎列夫放下医疗箱，从里面拿出瞳孔笔、血压计和一份空白的医学评估表。“我正在对你的健康状况进行独立评估。”
伊琳娜看着他，嘴角微微动了一下。那不是笑，是某种被克制了很久的东西在脸上轻轻地松动了一下。
“你是索菲亚叫来的。”她说。
“是。她的留言里说了一句话——‘十二年前那句话的主人’。”拉扎列夫把血压计的袖带缠在伊琳娜的胳膊上，动作很慢，很轻，像是在包裹一件易碎的东西。“十二年前，我写过一句话。我花了十二年来逃避这句话。”
“今天呢？”
“今天有一个年轻人来找过我。他把他妹妹的项链放在我的办公桌上。”拉扎列夫拧开血压计的气阀，在渐渐消退的气流声中，他说，“我给他写了那句话。现在我来给你也写一句。”
他在医学评估表上签了字，结论栏里写着一行字：被评估人神志清醒，生命体征平稳，无任何医学理由不能出庭。
他把表格递给伊琳娜看。伊琳娜看完，沉默了几秒。然后她从枕头下面拿出一张折好的纸，递给拉扎列夫。
“这封信是给我丈夫格里高利和女儿安娜的。我写完之后没有人能帮我带出去。你能带出去吗？”
拉扎列夫接过信，放进风衣内袋里。他扣好扣子，提起医疗箱，走到医务室门口时停了一下。
“明天开庭之后，我请人把这封信送到山区。你丈夫和女儿的地方。”
他推开门，走回了走廊。拘留中心的电动门在他身后一道道关上，发出沉重的金属碰撞声。
同一时刻，宪法法院七层办公室，玛雅的屏幕上弹出了拘留中心系统的状态更新：在押人伊·维诺格拉多娃——医疗干预记录已由外部医学专家复核。出庭条件确认。
窗外，广场上的灯光在凌晨的夜色中连成一片。距离开庭，还有不到二十八小时。
暂无评论，来抢沙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