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交换室里安静得只剩下空调出风口的嘶嘶声。陈永昌盯着那份"关于证据补强意见书"的第三页，把那两行字又读了一遍。"已注销"三个字像三粒滚烫的沙子，硌在他视线上。何志远没有说话，但他放在桌下的手轻轻碰了一下陈永昌的膝盖，是"别慌"的信号。
审判长把那份意见书接过去看了一遍，合上，放在手边。他看向陆维民："被告方提出公证文书的真实性异议，请明确你的具体请求。"
陆维民站起来，不紧不慢地翻开自己面前的一本蓝色文件夹："审判长，我方请求合议庭通知该公证文书的公证员孙启明出庭作证，就其执业资格和封存时间节点进行说明。如果不能出庭，我方主张该公证文书不具有证明力。"
审判长转向何志远："原告方有何回应？"
何志远站起来，语速平稳："审判长，我方同意通知公证员孙启明出庭。但请求法庭给予我方必要的时间联系证人。孙启明的执业证号虽然在本案立案后发生了变更，但封存行为的日期远早于注销日期——这一点可以通过公证处存档的执业登记册予以核实。我方不需要三天，给我方二十四小时，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方将提交孙启明本人的书面情况说明或申请证人出庭。"
审判长看了一眼合议庭两侧的审判员，两人都微微点头。法槌轻敲："同意原告方申请。证据交换休会，明天上午九点继续。"
走出证据交换室的时候，走廊里的光线比来时暗了一些。陈永昌跟在何志远后面，两人下了两层楼梯，在二楼拐角的消防通道里站定。何志远掏出那包已经皱了的烟，这回火机打了好几次才打着，他把烟叼在嘴角，眯着眼睛吸了一口。
"孙启明。"陈永昌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你知道他在哪里？"
"两年前我在一个遗产继承案里跟他打过交道，"何志远说，"当时他在东城区公证处，后来调到城西的兴业公证处。他的执业证号注销的事我听说过，但注销原因不是执业违规——是那家公证处改制，所有公证员重新换证，旧证号统一废止。封存发生在改制之前，证号在当时是有效的。陆维民是在偷换时间线。"
"那孙启明本人愿意作证吗？"
何志远把烟灰弹在楼梯扶手的铁皮上，没有立刻回答。他沉默了几秒，然后说了一句话："他在改制之后不久就提前退休了，退休理由是'健康原因'。但我听说他退休之前，市司法局有人找他谈过一次话，让他少掺和'敏感类公证'。你那份函件的封存时间正好在那个谈话之后不久。他当时肯给你盖那个骑缝章，已经冒了很大的风险。"
陈永昌靠在消防通道的墙上，后脑勺抵着冰凉的瓷砖。他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那个公证处的场景——一个穿制服的中年人，面对一份涉及境外资本的文件，犹豫过后还是按下了封存章。那个动作背后有多少种权衡，他现在才开始真正明白。
"他在哪里？"他睁开眼。
"退休之后回了老家，阳山县，离省城大约三个小时的车程。"何志远把烟头摁灭在铁皮上，塞进口袋，"你去找他。我一个人去。赵晓燕留在屋里，哪儿也别去。"
"你一个人去能行吗？"
"你去了，他更不敢说话。"何志远说，"因为你站在他面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后果'。我一个人去，他还能当我是个传话的中间人。你去了，他的门都不会开。"
何志远转身往楼下走，走了几步又停下来，把挂在楼梯扶手上的一把旧雨伞扔给陈永昌："这把伞你留着。天气预报说今晚还有雨。"
他下楼了。脚步声在消防通道里一级一级地远去，最后消失在底层出口的关门声里。陈永昌握着那把铁柄的老式黑伞，站在二楼的拐角，日光灯管在他头顶跳了几下，像是在无声地催他回去。
他回到那栋旧楼的住处时，赵晓燕正坐在厨房的小桌旁边，面前摊着一本旧杂志，但她没在看书，手指一直捻着杂志的边角来回折。听见开门声，她站起来，目光里有一种"又出了什么事"的警觉。
"何律师去找公证员了，"陈永昌把伞放在鞋柜旁边，换了拖鞋，"明天上午之前回来。我们今晚等消息。"
赵晓燕点了点头，没有多问。她走回厨房，从冰箱里拿出两个鸡蛋和一把青菜，拧开煤气灶开始做饭。油锅的滋啦声填满了安静的客厅，陈永昌坐在沙发上，隔着半堵墙看着她在灶台前忙碌的背影，忽然想起一件事——她做的第一顿饭，是在永昌中心的临时办公室里，那年春节她没回家，他用工地上的电炉子煮了一锅速冻饺子，两个人分着吃了。那时候赵晓燕还扎着马尾辫，笑起来有两颗虎牙。现在她的头发剪短了，牙齿也没露出来过。
晚饭是简单的清汤面，加了一个荷包蛋。两个人面对面坐在小桌两侧，谁都没怎么说话，筷子碰到碗沿的声音在安静的屋子里格外清晰。吃完之后陈永昌洗碗，赵晓燕用干布把碗碟一只一只擦干，放回碗柜。那个动作很慢，很专心，像是在用重复的劳作压住心里翻涌的什么东西。
晚上八点，何志远打来电话。他用的是公用电话，声音里夹着风声和远处车流的杂音："我到阳山县了。孙启明家的门锁着，邻居说他去镇上女儿家了。我今晚住镇上的招待所，明天一早去他女儿家堵他。你那边有情况吗？"
"没有。一切安静。"
"那就保持安静。窗帘拉好，门反锁。明天中午之前，不管我有没有消息，你都别离开那栋楼。"
电话挂了。陈永昌把听筒放回去，从客厅走到卧室门口，看见赵晓燕已经合衣躺在床上，眼睛闭着，但睫毛还在微微颤动。他没有吵她，把客厅的灯关了，只留了一盏小夜灯，然后坐在沙发上，把两盘录音带从夹克里取出来放在茶几上。
他在黑暗中看着那两盘磁带黑色的塑料壳。一盘是他从出租屋带出来的，翻录过三次，走过省城到广州再到省城的路；一盘是赵晓燕从暖气片后面抠出来的，沾着灰，边缘有一小块锈迹。他把两盘带子并排放好，像在棋盘上摆两颗卒子。
凌晨一点多，他迷糊中听见外面刮起了风。窗玻璃被风刮得嗡嗡响，然后雨点开始打在玻璃上，先是疏疏落落的几声，然后变得密集。他站起来走到窗边，隔着窗帘的缝隙往外看——楼下的巷子里积水泛着路灯的倒影，雨幕把远处的建筑轮廓搅成一团模糊的水墨。
然后他看见巷口有一道车灯的光柱从拐角处扫过来，停住，熄了。那辆车没有熄火，因为排气管的白气还在雨里升腾。他看不见车牌，也看不见里面的人。他退了一步，把窗帘的缝隙合上。
第二天早上七点，雨停了。陈永昌起来煮了一锅粥，赵晓燕帮着切了一碟咸菜。两个人坐在小桌旁喝粥，谁也没提昨晚巷口那辆车。八点半，电话响了。他接起来，何志远的声音比昨晚沙哑了许多，但节奏是快的。
"见到孙启明了。他女儿家。我跟他说了情况，他开始不愿意，说'证号注销了就是注销了'。我把封存日期的文件给他看了，他拿着那份复印件翻来覆去看了三遍，然后说了一句话——'这章是我盖的，我记得这份材料。那天来办封存的是个穿黑夹克的中年人，说是泰国华侨的律师。我看了他的授权书和营业执照复印件，全的。'"
陈永昌握着听筒，手心出汗。
"他愿意出庭吗？"他问。
何志远在电话那头顿了一下，声音低了一度："他不愿意出庭。但他答应写一份亲笔情况说明，写明封存日当天他的执业证号有效、封存行为合法、材料与原件核对无误。我看着他写完签了字，现在这份说明在我手里。"
"那你怎么回来？"
"我坐今天中午的大巴，下午两点左右到省城。你哪都别动，等我到。对了——孙启明签完字之后我出他女儿家门的时候，门口停着一辆深色的面包车。车里面的人没下来，但车窗开着一条缝，里面有人在抽烟。我没多看一眼就走了。"
陈永昌挂了电话。他站在茶几旁边，把听筒放回座机上的时候手指还在微微发抖。赵晓燕从厨房探头出来，他朝她点了一下头，她的肩膀松了一寸。
下午两点十分，何志远回来了。他进门的时候身上带着一股大巴车座位的胶皮味，风衣口袋鼓鼓囊囊的，掏出来一个牛皮纸信封，封口被透明胶带缠了三圈。他把信封放在茶几上，拍了拍，说了一句："写了两页纸，每页都按了手印。"
陈永昌看着那个信封。两页纸，按了手印，写了时间。从阳山县到省城，颠簸了三个小时的路程，那个叫孙启明的公证员在纸上写下的每一个字，都能让陆维民那一页"已注销"的意见书变成一张废纸。
但他没有伸手去拆那个信封。他先看了一眼窗外——巷口空荡荡的，没有面包车，没有黑色轿车。雨后的阳光从云层里斜着照进来，在客厅的地板上铺开一片暖黄色的光斑。
他把目光收回来，落在那枚牛皮纸信封上。何志远在对面坐下来，给自己倒了一杯凉白开，喝完，抹了一下嘴角。三个人坐在同一间屋子里，茶几上摆着一封能推翻对方核心质证的信。窗外的光线慢慢从暖黄变成橙红，又变成灰蓝。夜幕降临的时候，楼下的巷子里亮起了路灯。
陈永昌站起来，走到窗边，这次他没有只挑一条缝，而是把窗帘拉开了一整幅。对面旧楼的窗户亮着稀疏的灯，楼下的积水已经退了，路面在路灯下泛着湿润的光。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
但他注意到一件事——那棵老槐树的树根旁边，被人放了一块红色的砖头。早上他看的时候还没有。砖头是新的，颜色很鲜艳，在灰黑色的树皮和湿泥之间像一滴凝固的血。
他盯着那块砖头看了很久，然后转身回到茶几旁边坐下。他把那个牛皮纸信封拿起来，放在膝盖上，感受着纸张和手印的重量。何志远靠在沙发上闭着眼，赵晓燕在厨房里收拾碗筷，水声哗哗的。一切都显得平静。
但他知道，那块砖头是一个记号。它告诉他——有人知道何志远今天下午带着东西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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