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没有停的意思。何志远从法院门廊的墙角推出来一辆老旧的黑色凤凰自行车，后座绑着一个空编织袋，袋口敞着，像是刚从菜市场回来的样子。他朝陈永昌歪了一下头，示意他上车。赵晓燕站在屋檐下，双手抱着自己瘦削的胳膊，雨水顺着瓦檐滴在她的工装肩头上，洇出一片暗色。
"她坐前面横梁，"何志远说，"你坐后座，把编织袋盖在头上。别露脸。"
陈永昌没有问去哪。他跨上后座，把那个空编织袋扣在头顶，从袋底的孔洞里留出一条缝隙看路。赵晓燕侧身坐在横梁上，何志远蹬了几下踏板，自行车在雨幕里轧过积水，轮子带起的水花溅到陈永昌的裤腿上，冰凉的。
自行车穿过省城的旧城区。雨天的街道上人很少，偶尔有打着伞的行人匆匆经过，没有人多看一眼这辆三个人的旧单车。何志远骑车很稳，拐弯的时候身子微微倾斜，像一条在水里游动的鱼。陈永昌从编织袋的缝隙里看见路过的街景——老式的职工宿舍楼、门口摆着煤球炉的小杂货铺、贴着红色标语的文化宫外墙。他们穿过三条横街，拐进一个没有路牌的小巷子，自行车在一栋灰白色的五层楼前面停下来。
何志远停好车，把编织袋取下来，低声说："上楼，四楼，左手边。钥匙在门口地垫下面。"
陈永昌拉着赵晓燕上了楼。楼道里的声控灯是坏的，他们摸着黑走到四楼，蹲下来掀开地垫——一把黄铜钥匙，磨得发亮，插进锁孔里轻巧地转了一圈。门开了。里面是一间不大的两居室，客厅里摆着一套老式的布艺沙发，茶几上盖着一块花布，厨房的窗台上放着两盆干枯的绿萝。整个屋子有一股很久没人住过的灰味。
何志远跟在后面进来，把门反锁，又从里面挂上了一条铁链。他走进厨房拧开水龙头试了一下，水是通的，又打开电灯开关，日光灯闪了两下亮了。
"这是我一个老同事的房子，他去年去了国外，让我帮忙照看，"何志远说，"知道这个地方的人不超过三个。你们在这里住到开庭，冰箱里有米有鸡蛋，门口菜场五分钟。别开电视，别用座机打电话，别拉开窗帘——尤其是晚上。"
赵晓燕站在客厅中央，浑身湿透，工装的下摆还滴着水。她看了一眼陈永昌，又看了一眼何志远，忽然说了一句："何律师，我还能回广州吗？"
何志远看着她，沉默了两秒："开庭之前不能回。开完庭——如果赢了，我送你回去；如果输了，你也别回去。"
赵晓燕没有再问。她走进卫生间，关上门。陈永昌听见水龙头被打开的声音，然后是压抑的、被水声盖住的哭声。
何志远在沙发上坐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包被雨浸得有点软的烟，抽出一根，用打火机点了半天才点着。他吸了一口，把烟吐向天花板的方向。
"今天晚上我需要你去做一件事，"他说，"你那个寄到曼谷和香港的备份录音带，现在可以动了。"
"怎么动？"
"明天证据交换之前，我需要你给曼谷那边发一封传真。内容很简单——'请将备份录音带于本月内封存，以备司法调取'。不要提任何案号、任何人名。就这一句话。"
"发传真到曼谷？"
"用楼下的公用传真机，那台机器不记号码。你戴个口罩去，别让人看见你的脸。明天早上七点之前发出去。"
陈永昌点了点头。他坐到沙发的另一头，把湿透的袜子脱下来拧干，放在暖气片上。窗外的雨还在下，雨点敲在玻璃上的声音细密而均匀，像是有人在远处不停地敲着同一面鼓。
何志远抽完那根烟，站起来走到门口，把雨伞从门后的挂钩上取下来。他临走前回头看了陈永昌一眼，说了一句话："你今天在法庭上站着的那个样子，让我想起来一个人。"
"谁？"
"我师父。二十年前我刚开始做律师的时候，他代理过一个矿山工人的工伤案，告的是省矿务局。开庭那天对方请了四个律师，他就一个人坐在原告席上，手里攥着一份医院的CT片。宣判的时候他赢了，但走出法院大门的时候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法律这个东西，它不是冷的，是人把它捂冷的。'"
何志远推开门走了。防盗门在他身后合上，铁链从里面搭好。陈永昌坐在沙发上，把那句话放在心里翻来覆去地嚼了几遍。他站起来走到窗边，隔着窗帘的缝隙往外看了一眼。楼下的巷子里空无一人，雨点打在水泥路面上溅起细小的水花。对面的旧楼黑着灯，没有一辆车，没有一个人影。
他走回卫生间门口，敲了敲门。水声停了。
"晓燕，你还好吗？"
门打开了一条缝。赵晓燕的脸上满是水珠，分不清是自来水还是眼泪。她的眼睛红红的，但嘴角向上弯了一下。
"我没事，陈总，"她说，"我就是想——如果我妈知道我那天晚上没走，而是蹲在走廊里录了那盘带子，她会不会骂我。"
"她会骂你，但她会为你骄傲。"陈永昌说。
赵晓燕笑了一下，那笑很短，像雨里闪了一下的路灯。她关上了门。
那一晚陈永昌几乎没有睡。他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盖着何志远从柜子里翻出来的一条毛毯，脑子里把当天法庭上的每一秒都重放了一遍。审判长敲法槌的声音、陆维民推眼镜的动作、赵晓燕陈述时后颈上的汗、旁听席上那个灰夹克男人放相机的手。他反复咀嚼每一个细节，试图拼出棋盘上他还没看见的那几颗子。
凌晨五点，他起来穿好衣服，戴上何志远留在鞋柜上的一只蓝色口罩，揣着那张写有曼谷传真号码的纸条下了楼。巷口有一家通宵经营的文印店，卷帘门半开着，里面亮着白炽灯。店主是个戴老花镜的瘦老头，正趴在柜台上打盹。陈永昌走进去，把纸条放在柜台上："师傅，发一份国际传真到曼谷。"
老头眯眼看了一眼号码，接过纸条，在传真机上按了一串数字。纸卷慢慢转动，吸进机器的槽口，发出沙沙的声响。三十秒后，机器吐出一张回执——"发送成功"。
陈永昌付了钱，转身走出文印店。天色已经蒙蒙亮了，雨停了，空气里有一股潮湿的泥土味。他站在巷口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忽然停住了。
巷口对面的一棵老槐树下面，站着一个穿深蓝色制服的清洁工。那人戴着宽檐的草帽，手里拿着一把扫帚，正低头扫着一堆根本没有落叶的空地。陈永昌盯着他看了三秒，那人始终没有抬头。但扫帚移动的轨迹很奇怪——左右来回的频率完全一致，像钟摆。
他没有多看，转身走回楼里。上到四楼开门进去，赵晓燕已经起来了，正坐在沙发上，手边放着一杯热牛奶。
"陈总，"她说，"刚才有人敲过门。我看了猫眼，外面没人，但门缝底下塞进来一张纸条。"
她递过来一张对折的白色便签纸。陈永昌接过来展开——上面只有一行字，还是那种熟悉的钢笔蓝黑墨水："陆维民今早向合议庭提交了补充质证申请。他要质疑公证处封存函件的真实性。你那份材料右下角的骑缝章，需要公证员本人出庭。"
他攥着那张纸，站在客厅中央，日光灯从头顶照下来，把他和赵晓燕的影子投在地板上，两个紧紧挨着的暗色轮廓。他把纸条折好，塞进口袋，然后拿起桌上那杯还没喝的牛奶，一口一口喝完了。
"晓燕，"他把空杯子放下，"今天上午的证据交换，你去不去？"
"去。"赵晓燕站起来，把工装的拉链拉到顶，"我是证人。证人应该在场。"
陈永昌看着她，第一次觉得这个姑娘瘦削的肩膀下面压着一股他之前没见过的劲头。他没有多说，把两盘录音带塞进夹克内袋，又把那份公证过的函件复印件从书桌抽屉里取出来，放进一个崭新的透明文件袋里。
两个人下楼的时候，楼下的巷子里已经有人在走动。早起的老人拎着菜篮子，骑自行车的中年人按着铃铛穿过积水的路面。陈永昌走在前面，赵晓燕跟在后面，两个人隔了大约十步。他走到巷口的时候，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那棵老槐树——穿蓝色制服的清洁工不见了，原地只留下一把扫帚，斜靠在树干上。
他没有停下来去捡那扫帚。他转过巷口，朝省高院的方向走去。日光从云层的缝隙里钻出来，把湿漉漉的柏油路面照成一片亮晃晃的镜子。
九点整，他推开行政庭证据交换室的门。何志远已经坐在里面了，对面坐着陆维民和一个年轻的女助理。桌上摊着厚厚两沓材料，中间隔着一道透明的空气。审判长从内室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份目录清单。
"双方到场，证据交换现在开始。"
陈永昌把那份公证过的函件复印件放在桌上，推过桌子中线。陆维民用食指按了一下纸面，拿起来对着光线看了看骑缝章，然后放下，脸上没有表情。但从他放下那张纸的动作里，陈永昌注意到一件事——他用的是两个指头夹着纸角，像是怕把什么蹭掉了一样。
何志远侧过头，极低地说了一句："他看到骑缝章是真的了。"
陈永昌点了点头。他望向窗外，省高院围墙外面那排梧桐树的叶子在上午的阳光下微微晃动，有几片已经变成了深黄。他忽然觉得，这棵树的叶子落完了，案子也该有个结果了。
陆维民从对面推过来一份材料，啪地一声落在桌子中央。封面印着五个字："关于证据补强意见书"。
何志远伸手拿过来，翻开看了一眼，然后他的眉头慢慢地、不易察觉地皱了一下。他把那份材料放到陈永昌面前，用指头点了一下第三页的中间一段。
陈永昌低头看。那段话只有两行："原告方提交的公证封存函件，其公证员的执业证号经查核，在省司法厅登记系统中显示为'已注销'。据此，该公证文书的真实性与合法性存疑。"
他握着纸页的手指停住了。
何志远的声音从旁边传来，像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公证员的证号被注销了，但封存日期是在注销之前。陆维民拿这个打你——他会说你封存的时候公证员已经没有执业资格了。你得证明封存那天，那个证号还没有注销。"
陈永昌抬起头，目光越过桌子，落在陆维民银边眼镜后面的那双眼睛上。那双眼睛也在看他，平静得像一面结了冰的湖面。桌上那沓材料在日光灯下泛着惨白的光，每一页都像一张还没翻开的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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