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亡者遗书

十二月十二日，韩城地方法院刑事庭。

韩明焕案首次公审的日子。早上七点，法院门口的台阶上已经挤满了人——记者、律师、旁听者、举着标语的社会团体成员。法院外墙贴了一张公告，上面用标准格式印着被告人的姓名、罪名和开庭时间。公告上的字被早上的露水打湿了一角，但这并不妨碍每一个路过的人看清上面那个名字。

韩明焕被法警从侧门押入法庭的时候，旁听席上所有的目光同时转向了他。他穿着一套深蓝色西装，没有系领带，头发花白，脸上的皱纹比逮捕时更深了。手铐在进入法庭之前已经被取下，但他的手腕上还残留着一圈淡红色的勒痕。他站在被告席上，双手平放在面前的木质栏杆上，姿势和任何一个站在被告席上的老人没有区别。

旁听席第一排坐着沈银河。她的笔记本电脑架在膝盖上，手指悬在键盘上方。她旁边是朴成浩，穿着全套警服。第三排靠走道的位置坐着郑宇植——他瘦了很多，西装显得有些空荡。最后一排角落里还坐着一个人，戴着一顶深色棒球帽，帽檐压得很低，但沈银河认出了他。是俊秀，崔民秀的助手，那个三月十一日深夜在龙山路口用专用清洁剂擦拭韩泰俊轿车方向盘的女人。她接受了检方的认罪协商，今天作为证人出庭。

主审法官姓安，是一位六十多岁的男性，头发全白，面容清瘦，戴一副无框眼镜。他在韩城地方法院刑事庭坐了二十年，经手的财阀刑事案件不下三十件，但像韩明焕这样把所有罪名全部承认、放弃庭审辩论环节、直接进入量刑陈述阶段的被告人，他以前只见过一次——那一次是因为被告人已经病入膏肓，希望在死之前给家人留下一个相对体面的结局。韩明焕没有生病，至少身体上没有。他只是不想争辩了。

“被告人韩明焕。”安法官的声音从审判席上传来，平稳而威严，“检察厅以教唆杀人、教唆伪证、行贿、毁灭证据、伪造公文等十一项罪名对你提起公诉。在庭前会议上，你的辩护律师表示你对所有指控事实均予承认，不提出抗辩。请你确认——这是否是你本人的意愿？”

韩明焕把双手从栏杆上拿开，站直身体，将嘴凑近麦克风。“是。”

“你是否清楚放弃庭审辩论意味着什么？”

“清楚。意味着法庭将直接进入量刑陈述阶段，我放弃了就各项指控事实进行辩论的权利。”

安法官推了推眼镜，看着他。“那么，本庭现在进入量刑陈述阶段。首先由检方发表量刑意见。”

检察厅的公诉人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女性，姓崔，短发，声音清晰有力。她站起来，把一份事先准备好的量刑建议书递交给法庭，然后开始陈述。

“审判长，本案是海东国司法史上罕见的一宗跨越二十年、涉及六起替罪案件、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冤死、六人被非法剥夺自由的恶性刑事案件。被告人韩明焕作为韩进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利用其掌握的金钱和权力，长期、有组织地实施犯罪行为，公然挑战国家法律的尊严和社会的公平正义。他在蔚山工厂命案中教唆他人故意伤害致死，在龙山肇事案及其他五起交通肇事案中策划并实施替罪方案，向多名公职人员行贿以掩盖罪行。本席提请法庭注意——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不是一时冲动，不是偶然失足，而是一种长期的、系统性的、建立在权力傲慢之上的罪恶。”

她停顿了一下，翻了一页稿子，然后继续。“但本席也提请法庭注意，被告人在逮捕后对所有指控事实均予承认，主动提供了多项检方此前未掌握的证据，并放弃了庭审辩论权利。这些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了司法资源，也显示了他认罪的态度。综上，检方求处被告人韩明焕二十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旁听席上发出一阵轻微的骚动。二十年——对于一个六十六岁的老人来说，这基本等于终身监禁。但相比韩明焕的罪行，二十年又显得不那么重。他杀了人——不是亲手，但比亲手更冷血地下了命令；他毁了六个无辜者的生活——不，加上尹正熙和尹秀雅，是八个；他动摇了整个社会对法律最基本的信任。

安法官敲了一下法槌。“被告人及辩护律师，可以发表量刑意见。”

韩明焕的辩护律师站起来。他不是韩进集团法务室的人——原来的法务室在韩明焕被捕后已经全部被更换——而是一个法庭指派的中年男律师，姓李。他的发言很短，语气克制而专业。

“审判长，我方对检方提出的所有指控事实均不提出异议。我方仅提请法庭在量刑时考虑以下情节——第一，被告人主动认罪，配合调查；第二，被告人在羁押期间通过书面方式向所有受害者家属表达了悔意，并提出以个人财产进行赔偿；第三，被告人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不佳。综合以上情节，我方恳请法庭在法定刑期范围内从轻处罚。”

安法官点了点头，然后转向被告席。“被告人韩明焕，你有最后陈述的权利。你可以选择不发言，也可以选择向法庭和受害者家属说一些话。”

被告席上沉默了很久。法庭里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那个站在木质栏杆后面的老人身上。他低下头看着面前麦克风，嘴唇动了几次，都没有发出声音。然后他转向旁听席——不是转向自己的律师或下属，而是转向了旁听席最后一排那个戴棒球帽的女人。俊秀也看着他，两个人的目光在法庭的空气中碰触了一瞬。

然后韩明焕开口了。他的声音很低，需要通过麦克风才能被所有人听到，但每一个字都咬得很清楚。

“审判长，我不请求从轻处罚。我想说的是另一件事。”他停顿了一下，“二十年来，我一直认为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可以用钱来衡量——一个工人的命，一个保育师的命，一个码头工人的自由，一个刑警的良心，一个记者的笔。我都标了价格。但我从来没有算过另一笔账——代价。直到我儿子在警察署门口对我说他不想像我一样活着，直到我看到崔民秀留下的遗书里说他厌倦了死了之后还在假装活着，直到我坐在讯问室里看着朴成浩警监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没有恨，没有愤怒，只有一种我不理解的平静。”

他的声音开始微微发抖，不是因为紧张，而是因为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每一句都需要耗尽他六十六年人生积累的全部的、一贯被压抑的情感。

“我开始算账。尹正熙，三十四岁，留下一个在保育园长大的女儿和一个在大学念民俗学的弟弟。尹秀雅，三十二岁，攒了七年的钱准备去瑞典进修。那六个替罪羊，总刑期二十七年。他们的家属至今还在领着最低生活保障。这些代价换算成钱是多少？多少钱能买回尹正熙活着的三十四年？多少钱能买回尹秀雅在仁爱保育园门口对孩子们笑的那一个下午？”

法庭里安静得只剩下空调送风的轻微嗡鸣。沈银河的手指停在键盘上，忘了打字。朴成浩把目光从被告席上移开，低头看着自己放在膝盖上的手。

“审判长，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做过一件对的事——直到现在。唯一对的事，就是站在这里承认这一切。”韩明焕把目光收回来，转向审判席，双手重新放在栏杆上，“我不请求从轻处罚。但我有一个请求——我请求法庭和检方彻查所有与韩进集团相关的刑事案，不止这六起替罪案，不止蔚山工厂命案，而是全部。二十年来韩进集团法务室经手的所有灰色案件、所有行贿记录、所有替罪合同，我都已经整理成书面材料递交检方。我知道这些话从我这个罪犯嘴里说出来，听起来很可笑。但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请法庭允许。”

安法官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你的请求法庭已经记录在案。量刑辩论到此结束。本庭将在两周后——十二月二十六日——宣布判决结果。现在休庭。”

法槌落下的声音清脆而沉重。旁听席上的人们开始陆续退场。沈银河合上笔记本电脑站起来，发现自己的手指微微发抖。她做了六年深度调查记者，采访过杀人犯、贪官、财阀、黑帮，从来没有一次在法庭上感到过这种复杂的情感——不是同情，不是满足，也不是愤怒，而是一种说不出名字的、沉甸甸的东西。一个罪大恶极的人在最后时刻选择把他所有的罪行全部摊开在阳光下面，不是为了减刑，不是为了洗白，只是因为他终于算清了那笔账。

走出法庭的时候，她在走廊里遇到了俊秀。两个女人站在走廊尽头的饮水机旁边，一个穿着灰色套装，一个戴着棒球帽遮住大半张脸。她们对视了一秒，然后俊秀先开口了。

“崔室长……走之前，跟我说过一句话。”她的声音很低，像是在跟自己说话，“他说如果我活着，一定要出庭作证。他说，他这辈子做的最对的事，就是在死之前把那些文件寄给了尹正洙。”

沈银河看着她。“你后悔吗？那天晚上去龙山路口清理现场。”

俊秀沉默了一会儿。“后悔。但我当时觉得没得选。”她抬起头，帽檐下面那双眼睛红了一圈，“崔室长也觉得自己没得选，二十年都觉得自己没得选。直到最后他突然发现，其实一直都有的选。只是选了之后要付出代价——他怕了太多年，最后不怕了。”

走廊里人来人往，法警、记者、旁听者从她们身边匆匆走过。沈银河从包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俊秀。“如果他日你想把这些话说出来，随时打给我。”

俊秀接过名片，看了一眼，塞进口袋里。然后她转身朝走廊另一头走去，棒球帽的帽檐压得很低，身影很快就消失在了人群中。

与此同时，九龙洞半地下室。

姜道赫坐在旧书桌前，面前摊着沈银河那篇报道的剪报、韩泰俊的回信、和恩秀今天早上新画的一幅画——画的是他和她手拉手站在一栋房子前面，房子有红色的屋顶和黄色的窗户，天上挂着一颗巨大的、橘红色的太阳。阳光从半地下室的窄窗户照进来，光束里飘浮着细小的灰尘，落在画纸翘起的边缘上。

手机响了。是朴成浩。

“韩明焕的公审结束了。量刑结果十二月二十六日宣布。检方求处二十年。”朴成浩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复杂的疲惫，一个老刑警在案子终于快要了结时特有的疲惫——不是体力上的，而是精神上的。

“二十年。”姜道赫重复了一遍这个数字，“对六十六岁的人来说，差不多就是一辈子了。”

“对。还有一个事。法庭接受了韩明焕提交的全部补充材料——包括蔚山工厂案和其他替罪案的内部文件。检方说这些材料将作为后续调查的基础，可能会牵涉到更多人。但不管怎么样，韩进集团二十年替罪黑幕的全部真相，终于被全部公开了。”

姜道赫握着手机，看着桌面上恩秀那幅画里的橘红色太阳，沉默了一会儿。“朴警官，我想带恩秀去一趟济州岛。”

“济州岛？”

“恩秀长这么大，从来没有看过海。”他的声音很平静，和当初在讯问室里对朴成浩说“我没办法”时判若两人，“我也不知道以后还有多少时间能陪她。趁现在，想带她去。回来之后我还有件事要做——我想去看守所见一见韩泰俊。”

朴成浩沉默了片刻。“我来安排。韩泰俊的案子下个月开庭，他现在还在汉南洞拘留所。探视应该没有问题。”

姜道赫挂了电话，把恩秀的画拿起来，用吸铁石吸在冰箱门上——冰箱门上已经吸了好多张恩秀的画，从小到大，从歪歪扭扭的火柴人到能画出蕾丝花边裙子的公主，他每一张都留着。他盯着那幅画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走进狭小的厨房，打开水龙头，捧了一把冷水泼在脸上。冰冷的水顺着下巴滴在衣领上，他在水龙头前站了几秒，然后用袖子擦了擦脸，关上水龙头，走到恩秀的床边，在熟睡的女儿额头上轻轻地亲了一下。恩秀翻了个身，含糊地嘟囔了一句什么，又沉沉睡去。

他坐回书桌前，拿出一张信纸，开始给尹正洙写信。信很短——“尹先生，镜子碎了之后，我掌心的红痕一直没有消。但它们不疼了。我想这就是你说的薪尽火传——薪柴没有烧完，火传到了该传的地方。姜道赫。”他把信折好装进信封，写上正洙书舍的旧地址。他知道那个地址已经不在了——书店烧成了一片废墟，尹正洙住在临时安置点里。但他还是写上了那个地址。因为他总觉得，在龙山区的旧街道上，在焦黑废墟的台阶上，那个穿深灰色大衣的人还是会每天早上去捡那些没烧完的旧书，拍掉灰，摞在台阶上，等雪落了再拂掉，日复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