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道赫回到九龙洞的半地下室时，已经是凌晨三点。
他推开门，屋里亮着一盏小台灯。女儿恩秀趴在书桌上睡着了，手里还握着一支用到只剩半截的铅笔。母亲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盯着天花板，嘴里含混不清地念叨着什么。
姜道赫走过去，轻轻把恩秀抱起来放到床上，给她盖上被子。女孩翻了个身，含糊地叫了一声“爸”，又沉沉睡去。他站在床边看了她很久，然后从口袋里摸出那个牛皮纸信封，打开。
里面是一张五千万海元的现金支票，还有一页打印好的供述书。上面详细写着他应该如何在警方询问时回答——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喝了多少酒、怎么撞的人、为什么逃跑。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天衣无缝，甚至连他喝酒的餐厅名称和小票都准备好了。
姜道赫把供述书读了三遍，然后从抽屉里翻出一个铁盒子。盒子里是恩秀和母亲的证件，几张存折，还有一条已经褪色的红色发绳——那是妻子离开前留下的最后一件东西。他把支票折好，塞进铁盒子最底层。
天快亮的时候，他叫醒了恩秀。
“爸？”女孩揉着眼睛坐起来，“你这么早就回来了？码头那边……”
“恩秀，你听爸爸说。”姜道赫蹲下来，双手扶着女儿的肩膀，“爸爸要出去一段时间。”
“去哪？”
“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工作。可能要一两年才能回来。”
恩秀愣住了。她今年十五岁，已经足够大，能听懂这句话背后隐藏的东西。她的眼眶一下子红了。
“你是不是又要去赌？”
“不是。这次不是。”姜道赫摇了摇头，声音有些发抖，“这次是正经工作。爸爸不在的时候，奶奶会被送到一家很好的医院，你也会去一家很好的学校。有人会照顾你们。”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部旧手机——那是他在回家路上用便利店找零的钱买的预付费手机，递给恩秀。
“这个你收好。爸爸到了那边会联系你。”
恩秀接过手机，盯着屏幕看了一会儿，然后抬头问他：“爸，你是不是遇上麻烦了？”
姜道赫没有回答。他站起来，走到床边，给母亲掖了掖被角。老人还在念叨，浑浊的眼睛望向他，却似乎什么也看不到。
“妈，我走了。”
他跪下来，给母亲磕了一个头。然后起身，拿起那件唯一体面的外套，推门出去。
恩秀追到门口，但姜道赫已经走远了。窄巷里只剩下潮湿的风和远处菜市场早市的嘈杂声。
她低头看了一眼手里的旧手机，屏幕上多了一条新消息。发件人是空的，内容只有一句话：
“明天早上七点，韩城龙山警察署。”
与此同时，韩城江南区一栋高级别墅里，韩明焕正坐在书房里，面前放着一杯已经冷掉的咖啡。
书房很大，墙上挂满了韩进集团历年获得的荣誉证书和奖牌。书架最显眼的位置摆着一张合影，是韩明焕与海东国前总统的握手照。一切都彰显着这个家族不可撼动的地位。
但此刻，韩明焕的表情并不轻松。
崔民秀站在书桌前，把一份文件夹推到他面前。“事情已经处理妥当了。替罪的人选叫姜道赫，码头工人，负债，有赌瘾记录，家里有生病的老母和未成年的女儿。没有任何背景，也没有任何能力翻盘。”
韩明焕翻开文件夹，看到姜道赫的照片。一个普通的、被生活压弯了腰的中年男人。他又翻了一页，看到死者尹秀雅的照片。三十二岁，保育师，无父无母，只有一个叔父健在。
“死者家属那边怎么样？”
“她的直系亲属只有父亲那一支。父亲叫尹正熙，二十年前已经去世了。”崔民秀推了推眼镜，“现在活着的近亲是她父亲的弟弟，叫尹正洙。我查过，今年四十九岁，在龙山区经营一家旧书店，独居，社会关系简单。是个很容易安抚的对象。”
“安抚？”韩明焕把文件夹合上，“怎么安抚？”
“常规方案。以韩进集团社会公益基金的名义提供一笔抚慰金，数额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同时附带一份保密协议。如果对方不接受……”崔民秀顿了顿，“我们也有其他办法。”
韩明焕沉默了一会儿。“不要让这件事再扩大。”
“明白。”
崔民秀退出去之后，书房里只剩下韩明焕一个人。他拿起桌上那张尹秀雅的照片，看了几秒钟，然后把它翻过去，压在文件夹下面。
他没有问崔民秀，二十年前尹正熙是怎么死的。因为他知道答案。或者说，他不需要知道答案。
二十年前的事，对韩明焕来说只是他商业生涯中无数需要被“处理”的麻烦之一。就像二十年后这件事一样，只要钱够多、人够狠，没有什么是摆不平的。
门外传来脚步声。韩泰俊推门进来，穿着一件睡袍，头发乱糟糟的，眼眶泛红。他站在门口，没有走进来。
“你一夜没睡？”韩明焕看了他一眼。
“睡不着。”韩泰俊的声音沙哑，“爸，那个人……那个替我的，他真的不会说出去？”
“崔室长选的人，不会有问题。”
“可是……”韩泰俊犹豫了一下，“我听说那个女的死了。当场就死了。”
韩明焕站起来，走到儿子面前，抬手扇了他一巴掌。
这一下不重，但足够让韩泰俊闭嘴。
“你记住。”韩明焕的声音不高，却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压迫感，“你没有撞过任何人。你昨晚在会所喝醉了，是郑宇植送你回家的。今天早上，你会照常去集团上班。下午我安排了朴记者做一个你的专访，谈谈你在韩进法务室的实习心得。你对着镜头，笑一笑。明白吗？”
韩泰俊捂着被打的半边脸，低头说了一句“明白了”，然后转身离开。
书房里恢复了安静。韩明焕望向窗外，韩城的天际线在晨曦中渐渐清晰。这个城市有一千两百万人口，其中绝大多数人一辈子都不会与他的世界产生交集。偶尔有一个保育师骑着自行车经过一个不该她经过的路口，这种事说起来很残酷，但在他的逻辑里，这只是概率问题。
他唯一需要操心的，是这个概率带来的麻烦值不值得他多费心思。目前来看，不值得。
这一天是三月十二日，星期三。
早上七点，姜道赫准时出现在韩城龙山警察署门口。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深蓝色夹克，站在门口的台阶上，抬头看了看那块挂着警徽的牌子。
然后他推门进去。
接待他的是一位叫朴成浩的中年警察，四十多岁，方脸膛，眼睛不大但很锐利。他把姜道赫领进一间讯问室，打开录像设备，坐定之后看着他。
“你说你要自首？”
“是。”姜道赫的声音有些干涩，“昨晚……昨晚在龙山路，我撞了人。我跑了。我来自首。”
朴成浩盯着他看了几秒，然后低头翻看手里的记录表。“姓名？”
“姜道赫。”
“年龄？”
“四十八岁。”
“住址？”
“韩城西区九龙洞五街十二号半地下室。”
“车牌号？”
姜道赫报出了崔民秀给他的那个车牌号。
朴成浩在本子上记下，然后抬头看了他一眼。“你先等一下。”他起身走出讯问室，顺手带上了门。
走廊里，朴成浩拨通了一个内部电话。“交通调查科，我是朴成浩。龙山路那个案子，现场车辆查到了吗？……嗯，好，你把比对结果发过来。”
他等了两分钟，手机上收到一条消息。他看了一遍，然后走回讯问室，重新坐下。
“你说你昨晚开的车，车牌号是韩城36가4918？”
“对。”
“你什么时候喝的酒？在哪里喝的？”
“昨晚七点左右。在九龙洞附近的一家叫‘大家来’的餐馆，喝了两瓶烧酒。”
朴成浩在本子上记下，又问：“你撞人之后为什么逃逸？”
姜道赫停顿了一下。这个问题在崔民秀给他的供述书上有标准答案——“我当时太害怕了，脑子一片空白。”他应该这么说。
但他张了张嘴，说出口的是另一个声音。
“因为有人让我逃。”
朴成浩的笔停住了。他抬起头，目光变得锋利起来。
“你说什么？”
姜道赫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他握紧了放在膝盖上的双手，指节发白。那句话是自己冒出来的，不受他的控制。
“不，我的意思是——”他迅速改口，“是我自己害怕。我害怕坐牢。我家里有生病的母亲和上学的女儿，我怕我进去了她们没人照顾。”
朴成浩看着他，没有马上记录。讯问室里安静了几秒，只有录像设备发出轻微的嗡嗡声。
“你确定你撞了人？”朴成浩又问了一遍，“你要知道，作伪证或者替人顶罪在海东国是重罪。你如果有什么隐情，现在说还来得及。”
姜道赫的嘴唇微微发抖。崔民秀的话在他脑子里回响——“你母亲经常一个人在家，女儿每晚都要经过那条没有路灯的巷子放学回家。”他想起恩秀手里那支用到只剩半截的铅笔，想起母亲浑浊的眼睛。
“没有隐情。”他说，“是我撞的。”
朴成浩盯着他看了很久，然后在记录本上写下最后几行字。
“好。你先在这里等着。”
他再次走出讯问室，这次没有关门。姜道赫坐在椅子上，看着走廊里来来往往的警察和来访者，听着对讲机里传出的断断续续的呼叫声。有一个人被铐在走廊的长椅上，鼻青脸肿，嘴里骂骂咧咧。有一个中年女人抱着孩子在哭，旁边站着一个不知所措的男警察。有一个穿西装的律师夹着公文包快步走过，皮鞋在地板上敲出清脆的声响。
这些画面像碎片一样涌入姜道赫的眼睛，拼凑成一个他从未想过自己会置身其中的世界。
他的手在膝盖上握紧又松开，握紧又松开。
与此同时，龙山区仁爱保育园门口。
孩子们还没有来，几个老师已经早早到了。她们站在大门外，彼此靠在一起，有人捂着脸在哭。门口的地上摆着几束白菊花，雨水把花瓣打湿了，贴在水泥地面上。
一个年轻的女老师把一张尹秀雅和孩子们的合影贴在栅栏上。照片里，尹秀雅穿着淡黄色的短袖衫，蹲在一群孩子中间，笑容灿烂，眼睛弯成两道月牙。
照片下面有人放了一张手写的纸条：“秀雅老师，谢谢你教我折纸鹤。我昨晚折了一只，放在窗台上。你能看到吗？”
保育园园长擦着眼泪，跟一个前来采访的记者说：“秀雅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她父母去世早，一个人从济州来韩城打拼，在这家保育园工作了六年。孩子们都喜欢她。她上个月才跟我说，攒够了钱，打算明年申请去瑞典进修儿童早期教育的课程……”
记者低头记录，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
在保育园对面的街角，一个穿深灰色外套的中年男人站在那里，静静地看着这一切。
他没有走过去，也没有跟任何人说话。他只是站在街对面，看着那些花、那张照片、那张纸条。
他是尹正洙。
他手里提着一个黑色布袋，布袋里装着一面巴掌大的铜镜。铜镜此刻是凉的，但过不了多久，它会变热。
雨彻底停了。韩城三月的天空灰蒙蒙的，像一块洗了太多次的旧布，拧不出颜色，也晒不透光。
姜道赫被正式拘留的第三天，韩城地方法院批准了逮捕令。罪名是过失驾驶致死及肇事逃逸。检方考虑到他自首的情节，按照量刑惯例，预计会求处三年到四年有期徒刑。
消息传出后，韩城本地新闻做了一则简短的报道。标题是：“龙山交通肇事案嫌疑人自首，系码头临时工”。报道一共四段话，提到了死者的姓名和职业，提到了嫌疑人的自首情节，最后附了一句警方提醒市民注意雨天出行安全。
在当天的报纸上，这则新闻被排在社会版最下面的位置。上面更显眼的位置，是韩进集团少东家韩泰俊接受专访的报道。
专访的标题是：“韩进二代实习法务室，坦言‘责任感是家族基因’”。配图是韩泰俊穿着白色衬衫坐在法务室办公桌前，面带微笑，一派温文尔雅的青年才俊模样。
报纸在韩城每一个便利店、地铁站和报摊上出售。
姜道赫的女儿恩秀在学校图书馆看到了那份报纸。她把报纸合上，塞进书架最里面，然后走回教室，趴在课桌上，把脸埋在手臂里。
她没有哭。从父亲离开的那天起，她就告诉自己不能哭。但她觉得很冷，一种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冷。
当天下午，一辆黑色商务车停在九龙洞五街巷口。两个穿西装的男人下车，走进姜道赫家的半地下室。不到半个小时，他们把姜道赫的母亲扶了出来，送上一辆带有韩进医疗标识的救护车。女人则帮恩秀收拾了行李，带她上了一辆校车。
邻居们探头张望，议论纷纷。有人说是慈善救助，有人说是政府安排，也有人撇撇嘴说，姜道赫那个赌鬼，撞了人坐牢去了，倒是女儿和老婆子走了狗屎运。
没有人把这一切和报纸上那两则新闻联系在一起。即使看到了，也不会有人多想。
因为这是海东国，是韩城。在这座巨大的城市里，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轨道上奔忙，没有多余的精力去注意别人轨道上的裂痕。
但裂痕在扩大。
当晚十一点四十分，尹正洙关掉了旧书店的卷帘门。他走上二楼，打开那间从不对外开放的房间。
房间里没有窗户。四面墙上贴满了发黄的符纸，中间摆着一张低矮的木桌。桌上放着那面铜镜，旁边是一盏油灯和一碗盛了半碗的清水。
尹正洙盘腿坐下，将右手食指咬破，滴了三滴血入水中。血在水中散开，像烟雾一样缓缓下沉。
他盯着铜镜，嘴唇开始翕动。那段咒文他在十二岁时学过，三十多年来从未念过。但此刻念出来，每一个音节都像从骨头里长出来一样自然。
铜镜上，他的倒影开始晃动。
水面也开始晃动。
三滴血在水中重新聚合，变成一颗暗红色的珠子，悬浮在碗底。
尹正洙看着那颗珠子，轻声说了一句话。不是咒文，而是一句很普通的、像是跟家人说的话。
“秀雅，叔叔开始了。”
铜镜的光芒闪了一下，像什么东西睁开了眼睛。然后又归于沉寂。
窗外，韩城的夜晚如常运转。霓虹灯闪烁，车流不息。没有人注意到龙山区一间旧书店二楼那扇永远紧闭的窗户里，透出了一丝极其微弱的、像萤火一样一闪而灭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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