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的庭审在两点整继续。
旁听席上的人比上午更多了。上午站在法院门口没挤进来的人，趁着午休的间隙补了进来，后排的过道上站满了人，法警不得不临时加了两排塑料凳子。有人在传上午秦牧作证的内容，关于四十二号死者手腕上的麻绳淤痕、肋骨上的刀刮痕迹、桥墩下面捞出来的工作笔记——这些细节在人群里被口口相传，每传一次就多一层情绪的厚度。当周维德被法警从侧门带进来的时候，整个旁听席忽然安静了，那种安静不是法庭纪律压出来的，是所有人同时把呼吸屏住了。
赵长青在上午的交叉询问中没有占到便宜，但他脸上的表情看不出任何挫败。他坐在辩护席上，面前摊着一本厚厚的笔记本，笔记本上用红蓝两色笔画满了标注。他旁边坐着一个年轻的助理律师，正把一份文件从案卷夹里抽出来递到他手边。赵长青低头看了一眼，微微点了点头，然后站起来扶了扶领带。
“审判长，辩护方请求继续对鉴定人秦牧进行交叉询问。”
蒋文烈点了一下头。秦牧重新走上证人席，把文件箱放在脚边，两只手自然垂在身体两侧。他看了赵长青一眼，两个人的目光在法庭的空气里碰了一下。赵长青的眼睛里没有敌意，只有一种老练猎手在观察猎物步态时的专注。
“秦法医，上午你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证——那枚在囚室地面上找到的银质戒指碎片。”赵长青走到证人席前面，手里拿着一个透明的证物袋，袋子里装着的正是那片刻着“维”字的银片，“你说这枚碎片与我的当事人周维德先生右手无名指上佩戴的戒指缺口吻合。我想请教你一个技术问题。”
“请说。”
“戒指碎片是在拾陆号囚室地面上找到的。拾陆号囚室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能进入的空间？”
秦牧看着证物袋里的银片，语调平稳地回答：“拾陆号囚室位于北山度假俱乐部地下走廊，是一间约五平方米的密闭囚室，铁门带锁，钥匙由庄先弘的哥哥和周维德本人持有。囚室内有铁环、麻绳、稻草和石灰。在我进入该囚室进行现场勘查时，地面上有两具尚未处理的遗体。”
“也就是说，那是一个严格限制进入的密闭空间。”赵长青把证物袋放回辩护席上，转身面对秦牧，“那么问题来了——戒指碎片是在地面上的什么位置找到的？”
“在距离两具遗体不到三十厘米的墙角地面上，嵌在石灰粉末和稻草之间。”
“地面上的石灰粉末和稻草有没有可能是在你到达现场之前，被其他进入现场的人踩踏、移动、甚至从别处带进来的？”
秦牧看着赵长青的眼睛。他明白对方在做什么。赵长青不是在质疑戒指碎片的真实性，而是在质疑它的原始位置。如果现场在勘查之前被人为扰动过，那么物证的位置就失去了证明力——碎片可能是在别处脱落的，被人踢到了遗体旁边。
“现场在勘查之前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扰动。”秦牧承认了这一点，但语气没有任何动摇，“十八号受害者被救出时，多名救援人员进入过拾陆号囚室。但我需要向合议庭说明两点。第一，戒指碎片被发现的位置紧贴墙角，位于一块翘起的水泥地砖缝隙里，该位置不在正常行走的动线上。第二，碎片表面的石灰附着情况与周围地面的石灰层成分一致，且碎片底面石灰的附着厚度明显大于表面，说明碎片掉落之后较长时间没有被移动过。如果碎片是被踢到那个位置的，石灰的附着状态会是完全不同的形态。”
他把这两点说完，赵长青的眉毛动了一下。那是一种很细微的、几乎看不出来的动作，但秦牧捕捉到了。他知道自己刚才的回答把对方预想的突破口堵上了。
但赵长青没有退。他把手里的笔换到另一只手上，翻了一页笔记本，换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秦法医，你做尸检的时候，从四十二号死者的肋骨上提取了一道刀刮痕迹。你上午说，这道刀痕的弧度与北山仓库外垃圾堆里找到的一把废弃屠宰刀的刀尖弧度吻合，误差在零点三毫米以内。是吗？”
“是。”
“这把屠宰刀上有没有提取到我的当事人周维德先生的指纹？”
“没有。刀身锈蚀严重，不具备指纹提取条件。”
“刀上有没有提取到任何人的DNA？”
“没有。刀身经过长时间户外暴露和雨水冲刷，DNA已降解。”
“刀上有没有任何标识、编号、或者购买记录，能够证明这把刀属于我的当事人？”
“没有。”
赵长青把这三个“没有”一字一字地摆在法庭上，每一个“没有”都像是往一个水桶上敲一颗钉子。他转过身面朝合议庭，声音提高了一点，但幅度控制得恰到好处，既不让法官觉得他在煽情，又能让旁听席上的每一个人都听清楚。
“审判长，审判员。一把找不到指纹、找不到DNA、找不到购买记录的废弃屠宰刀。一具身上有刀痕的遗体。两者之间唯一的关联，是刀尖的弧度和骨头上刀痕的弧度在零点三毫米之内吻合。这个证据链条能定谁的罪？能证明哪一只手握着那把刀？”
他停顿了一下，法庭里安静得能听见旁听席上有人在压抑地抽泣。
“秦法医，你是清江市公安局最权威的法医，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弧度比对是一种形态学鉴定方法，它不是指纹比对，不是DNA鉴定，它不能给出百分之百的排他性结论。你作为鉴定人，能不能当庭告诉合议庭，这道刀痕一定是这把刀造成的？”
秦牧看着他，沉默了三秒钟。然后他开口了，声音比之前的任何一句回答都更慢，但每一个字都更重。
“法医学上不存在‘一定’这个词。弧度比对作为形态学鉴定方法，其结论是‘高度吻合’而非‘同一认定’。我不能说这道刀痕一定是这把刀造成的。”
赵长青的嘴角露出了今天下午第一个微笑。他转身走回辩护席，边走边说：“既然如此，这把刀不能作为认定我的当事人实施了故意伤害行为的证据。请合议庭记录在案——”
“但我还没有说完。”秦牧的声音从证人席上传出来，不高，但像一把手术刀一样切断了赵长青的后半句话，“赵律师，你刚才问我的每一个问题都是关于‘哪一只手握着那把刀’。但你没有问我，那把刀上有没有被害人的血。”
法庭里的空气忽然凝住了。赵长青转过身，看着秦牧。秦牧从文件箱里抽出了一份他没有在上午作证时拿出来的补充鉴定报告。他把报告翻开，抬头看着蒋文烈。
“审判长，我在今天上午作证之后，补充调取了一份之前没有提交的鉴定数据。请允许我向合议庭出示。”
蒋文烈点了一下头。秦牧把报告举起来，法庭两侧的大屏幕上同步显示出了报告的内容。那是一组免疫层析试验的检测数据。
“这把废弃屠宰刀的刀柄与刀身连接处的缝隙里，提取到了微量的干燥血迹。血迹经免疫层析试验检测，为人血。经DNA短串联重复序列分型，与四十二号死者林根生的DNA在九个基因座上完全匹配。”
屏幕上显示出两排数字，每一组基因座的等位基因分型都一一对应。秦牧把报告翻到第二页。
“更重要的不是血是谁的。重要的是血出现在刀柄缝隙里的位置。”秦牧用手指着屏幕上的一张照片，照片是刀柄缝隙的放大影像，“这把刀的刀柄是用两颗铆钉固定的硬木刀柄，铆钉和木柄之间有细微的缝隙。血迹渗进了铆钉下方的缝隙里，也就是说，血不是抹上去的，也不是溅上去的，而是握着这把刀的人反复用力切割时，从刀刃流到刀柄、再被手掌的压力挤进缝隙里的。这种血迹沉积模式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会出现——有人握着这把刀，在同一次行为中，切割了林根生的身体，用力的程度足以让血从刀刃倒流到刀柄。这个人的手掌，在那次行为中，一直握在刀柄上。”
他把报告合上，放回文件箱里，然后抬起头看着赵长青。
“所以，赵律师，你说得对——弧度比对不能告诉你哪一只手握着那把刀。但刀柄缝隙里林根生的血可以告诉你，握着那把刀的手，曾经让那把刀在林根生身上反复切割过。而我需要向合议庭补充的是，林根生肋骨上的刀刮痕迹形成于他死亡前七至十天。也就是说，那把刀在他被囚禁期间、在拾柒号囚室里、在他的皮肉和骨头上反复使用过。能够进入拾柒号囚室、能够对一个被麻绳吊着的人进行系统性刀割的人，根据庄先弘的口供、会员名录的记载和地下走廊钥匙的持有情况——只有一个人有全部的通行权限和在场时间。”
他没有说出那个名字。但法庭里所有人都在同一瞬间把目光投向了被告席。周维德坐在那里，他的脸上终于出现了今天开庭以来第一个破绽——他的右眼眼角跳了一下。那一跳很快，快到一般人根本不会注意。但秦牧注意到了。顾夜白注意到了。坐在旁听席第三排靠过道位置的林小果也注意到了。
赵长青站在辩护席前面，手里的笔被他捏得指关节发白。他没有继续追问刀的问题。他低下头翻了几页笔记本，然后抬起头，换了一个任何人都不曾预料到的角度。
“秦法医，你对死者林根生做了完整的尸检。请问，林根生在死亡之前，有没有吸毒史？”
秦牧愣了一下。这个问题不在他的预判范围之内。他翻了一下鉴定报告。“尸体血液和尿液毒理学筛查为阴性。没有检出常见毒品成分。”
“有没有饮酒？”
“心血乙醇浓度为零。”
“有没有精神病史？”
“没有相关资料。”
“那么他是一个完全清醒、完全理智的成年人对吗？”
“是。”
赵长青把笔放下，两只手撑着辩护席的桌沿，用一种总结陈词般的语调说：“一个清醒、理智的成年人，被关在囚室里十五天，身上有旧伤，但手上没有被束缚的时候仍然可以写日记。他写了十五天的日记，却没有在日记里请求救援——根据你上午的证词，日记里没有出现‘救我’‘报警’‘找人’这样的字眼。相反，他写的是‘芝麻糖不要一次吃完’‘冷的时候要找个背风的地方蹲着’——这是一个正常人被关在囚室里、面对生死存亡的时候会写的话吗？这是不是说明，林根生的精神状况并不像鉴定报告里说的那样正常？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写的日记，能不能作为证据？”
秦牧合上了面前的文件箱。他把箱子放在脚边，直起腰，用一种比之前任何时候都更慢、更低的语速说了一句话。
“赵律师。他没有写‘救我’，是因为他知道没有人会来救他。他被关在一个地下囚室里，墙上钉着四个铁环，铁门上挂着一把锁，走廊尽头是周维德的荣誉室，头顶上是一座没有人知道真相的城市。他身边唯一能交流的人，是隔壁关着的沈仲廷——一个被绑在铁链上的检察官。他没有写‘救我’，是因为他不相信救他的人会来。但他写了‘芝麻糖不要一次吃完’，写了‘冷的时候要找个背风的地方蹲着’。这不是精神不正常的人写的胡话。这是一个父亲在被猎杀之前，把最后能留给儿子的所有生存法则，用最省的字写了下来。他没有在日记里求救。但他在日记的扉页上写了一行字——‘如果有人捡到这本本子，请把它交给警察。请务必告诉我儿子——爸爸不是自己跑掉的。’这就是他的求救。他到死都在求救。”
秦牧的声音停下来的那一刻，整个法庭静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旁听席上有人在哭，但哭声被拼命压着，听起来像是一阵从门缝里挤进来的风。赵长青的嘴唇动了一下，没有发出声音。他慢慢地坐回了辩护席，把笔记本合上，没有再提问。
蒋文烈宣布休庭十分钟。
秦牧从证人席上走下来，回到公诉人席旁边的座位上。顾夜白递给他一杯水，他用两只手接过去，手指微微发抖——不是紧张，是刚才把所有的力气都用在了那些话上。
走廊里传来一阵嘈杂声。刘亭亭从法庭侧门探进头来，对顾夜白招了招手。顾夜白起身走过去，两个人在门口低声交谈了片刻。然后顾夜白走回来，弯下腰，在秦牧耳边说了一句话。
“周维德的儿子周洛，今天下午到法院了。他在隔壁的证人等候室里，主动要求作证。他说他要替父亲辩护。”
秦牧转过头看着顾夜白，两个人都没有说话。周洛，二十五岁，维德慈善基金会的理事。庄先弘的口供里提到过他一次——庄先弘说周洛从来不出现在猎场，也从来不参与俱乐部的任何管理事务，他在基金会只负责对外宣传和媒体联络。所有人都以为他和猎场没有关系。
但现在他主动来了。在庭审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刻，在赵长青的辩护策略刚刚被秦牧的证词压下去的时候，周洛要求作证。他要替父亲辩护。谁也不知道他会说什么，但秦牧注意到一件事——顾夜白说这句话的时候，眼镜片后面的眼睛里闪过了一种他之前从来没有在顾夜白眼睛里看到过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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