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反猎

周维德被押上警车之后，秦牧在水库大坝上站了很久。

天已经全亮了，冬日早晨的太阳低低地挂在远山上面，光线薄而冷，照在水库灰绿色的水面上，反射出一层细碎的银光。省厅排爆组的人正在炸药仓库里做清点，穿着防爆服的技术员进进出出，把一箱一箱七十年代封存的乳化炸药往外搬。秦牧看着那些箱子，心里在想一件事——如果周维德真的划亮了打火机，整座水库大坝都会被掀掉一半。而周维德没有划。不是因为害怕，不是因为良心发现，而是因为他在最后一刻发现自己想见一个人。不是律师，不是记者，不是任何一个能替他辩护的人。是一个法医。

秦牧回到法医室的时候，已经是上午八点。他在更衣室的水龙头下洗了一把脸，换上干净的白大褂，然后走到解剖室隔壁的物证检验间。周维德交出的那本深蓝色会员录被放在工作台上，旁边摆着他从彩虹桥墩下面捞上来的林根生工作笔记。两本本子并排放在一起，一本烫着金字，一本磨得发毛，但它们在秦牧眼里是同一种东西——都是死者在死之前用最后的力气留下的证词。

他戴上手套，把会员录翻开。

封皮内侧贴着一张打印的目录页，页眉上印着“北山度假俱乐部会员权益手册”。目录下面是一行小字，用楷体印的：“本俱乐部实行邀请制，会员资格不得转让。会员权益包括：专属狩猎区域使用权、猎物配送服务、私人猎物定制服务。”小字下面是一个红色的方章，印章上的字是“清江维德慈善基金会”。

秦牧把这一页翻过去。第二页开始是会员名单，每一个会员的名字都用钢笔手写，旁边标注着入会日期和会员编号。编号从零零壹开始，一共二十六个。前几页的名字秦牧不认识，但他翻到编号零壹零的时候，手指停住了。

零壹零号会员：张开远。入会日期：一九九七年三月。备注栏里写着四个字——“免缴会费”。

张开远。清江市副市长，彩虹桥项目的最高行政负责人。他在赈灾晚会上穿着藏青色夹克上台讲话，眼圈发黑，左手不停地拧着麦克风线，看起来比任何人都像个被灾难击垮的官员。但他的名字出现在这本会员录里，入会日期比彩虹桥开工还早了整整一年。

秦牧继续往下翻。编号零壹伍：贾文清。入会日期：一九九七年九月。备注栏里写着“建委质检处，钢材验收”。

贾文清。荣达基建中标彩虹桥项目时的评标委员会成员，两年后调到维德基金会担任工程监理顾问，月薪八千。秦牧在笔记本上写过这个名字，后面画了两道横线。现在这个人出现在会员录里，他的职务描述被周维德用钢笔明明白白地写在了备注栏里：钢材验收。一个负责验收钢材质量的人，同时也是猎场的会员。他验收了地条钢，让它们一根一根地被浇筑进彩虹桥的主承重结构里。

秦牧把会员录从头翻到尾，二十六个人名里，他认出了至少七个——有的在建委、有的在工商局、有的在质监局、有两个是清江市最大的建筑承包商。这些人分布在清江市的各个关键节点上，像一组被精确安装进机器里的齿轮。而周维德就是那个转动齿轮的人。他给张开远免了会费，给贾文清发了工程监理的工资，给每个需要被控制的人递上了一份恰到好处的筹码。这不是贿赂，这是体系。一个用猎场作为终极利益纽带的体系。入会的每个人，都参与了猎杀。只要他们参与了猎杀，就永远不可能背叛周维德，因为他们自己也是凶手。

秦牧把会员录合上，放回证物袋。他把袋口封好，在上面用记号笔写了一行字：“物证编号023，缴获时间：一九九九年一月九日六时十分，缴获地点：清江水库一号炸药仓库门前。”然后他拿着证物袋走到顾夜白的办公室。顾夜白正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整个人像是刚从灰里刨出来的。他从水库现场回来以后就没有休息过，身上的呢子大衣还没换，袖口上沾着采石场的泥点子。

“庄先弘的口供和这本会员录，对上了。”秦牧把证物袋放在他桌上，“但这不是全部。庄先弘说真正的大人物不入册。入册的这二十六个，是猎场的普通会员。大人物用别的方式付费——他们给周维德批项目、批贷款、批环评报告、关闭调查程序。他们的名字不会出现在任何纸上。但有一件事可以确定：沈仲廷在写的那份调查报告，查的就是这些人。他被关进荣誉室，不是因为周维德一个人恨他，而是因为所有从彩虹桥项目里分了钱的人都怕他。”

顾夜白把烟掐灭，拿起证物袋看了一眼里面的会员录。他沉默了很久，然后把证物袋放下来，用一种秦牧很少听到的疲惫语调说：“张开远今天上午八点半打电话到院里，说要配合调查，主动交代问题。他的律师已经在路上了。”

“主动交代。”秦牧重复了一下这四个字，语气平得像一面不会动的天平，“桥塌的时候他左手一直在抖。不是因为难过，是因为他知道桥是用地条钢建的。他知道桥迟早要塌，但他不知道是哪一天。桥塌了以后，他在台上讲话的时候，可能心里一直在算一件事——周维德会不会把他说出来。”

顾夜白把眼镜摘下来，用手掌揉了揉眼眶。他的眼睛因为连续熬夜已经布满了血丝，但声音仍然保持着一种被训练出来的冷静。“庄先弘的口供里提到，每次围猎的日期都是周维德亲自定的。定好日期以后，他会提前三天通知建委的贾文清，让他安排工地停工、周边道路封闭。北山林场在围猎期间禁止所有非会员进入，封路的理由是工地施工。封路通知的下发人，是建委质检处。”

“也就是说，围猎不是偷偷摸摸进行的。整个清江市建委都在替猎场清场。”

“不只是建委。庄先弘说围猎结束以后的第二天，质监局的人会到俱乐部来做‘例行检查’，检查的内容是把地下囚室和焚化炉的现场整理干净，确保没有任何证据残留。质监局的检查记录我在档案室查过了，每一份都写着‘符合规范’。”

两个人同时安静下来。办公室窗外传来清江市早晨的街道噪声，早点摊的三轮车在街上咯吱咯吱地响，远处有工地开工的打桩声。这座城市正在像每一个普通早晨一样运转，但它的骨架被抽出来放在这张办公桌上——一本烫着金字的会员录，二十六个人名，每一笔都是用死者的血写的。

同一天上午，林小果坐在检察院后勤办公室里，手里捧着秦牧让人送来的那个证物袋。

证物袋是透明的，里面装着一本蓝色封皮的小本子。本子的封面上“工作笔记”四个字在塑料袋后面有些模糊，但下面“林根生”那三个字，林小果一眼就认出来了。那是他父亲的笔迹。小时候他蹲在地上用树枝写字，父亲攥着他的手教过他握笔，说写字要用力，用力才能把字写进纸里。现在那些字就在纸里，每一道笔画都压出了凹痕。

他把本子从证物袋里取出来，翻开第一页。第一行字写的是他。

“我叫林根生，四川万县人，今年四十二岁。我儿子叫林小果，十四岁，现在清江市救助站。如果有人捡到这本本子，请把它交给警察。请务必告诉我儿子——爸爸不是自己跑掉的。”

林小果把这一页反复看了好几遍。他的眼睛是干的，但嘴唇一直在抖，两瓣嘴唇碰在一起又分开，像是在无声地念什么。他把本子翻到后面，看到父亲一天一天记下来的日记——铁房间、墙上的铁环、地铺的稻草和石灰、戴方戒指的人、刀刃贴着骨头划过去的手感。每一个字他都读得很慢，像是在用眼睛把那些笔画一笔一笔地拆开，然后重新拼成一个他不认识的父亲。

他看到一月三日的最后一篇日记。父亲写的最后一句话是：“小果，如果你看到这本本子，记得爸爸跟你讲过的每一句话。芝麻糖不要一次吃完。冷的时候要找个背风的地方蹲着。不要相信穿黑色立领外套的人。爸爸没有跑掉。”

他把本子合上，放在膝盖上，两只手平放在封面上。后勤办公室的暖气片咕噜咕噜地响着，窗外的阳光从玻璃上照进来，在他的膝盖上铺了一小块长方形的光。那半块芝麻糖还在他的棉大衣口袋里，油纸已经被反复摩挲得起了毛边。他把它拿出来，放在父亲的笔记本旁边。油纸上沾着的芝麻碎屑在阳光下泛着微弱的油光。

刘亭亭推门进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个画面。一个瘦得脱了相的少年坐在椅子上，膝盖上放着一本蓝色笔记本和半块芝麻糖，脸上没有眼泪，但也没有任何别的表情。她没有说话，只是在门口站了片刻，然后轻轻地把门关上了。

就在同一天，沈仲廷在清江市人民医院的ICU里睁开了眼睛。

他的身体被各种管子和导线连着，心电监护仪在他头顶上发出有规律的蜂鸣声。他的妻子趴在病床旁边的塑料椅子上睡着了，头发散在白色的床单上，一只手还搭在他的手腕上——避开了输液针头的位置，搭在秦牧做检查时指出来的、那一圈被麻绳勒出的陈旧淤痕上。

沈仲廷的手指动了一下。他妻子的手像被电击了一样弹起来，她抬起头，看到自己的丈夫睁着眼睛，嘴唇在动。她把耳朵凑到他的嘴边，听到他用一种极微弱的声音说了一句话。

“桥墩下面，十七号，他藏了——我让他藏的。”

她用力点头，眼泪落在他脸上。“找到了。他们找到了。是一个法医找到的，他叫秦牧。你说的那个十七号，他儿子叫林小果——那孩子就在检察院里，他拿着他爸爸的笔记本。”

沈仲廷闭上了眼睛。不是昏过去了，是那种拼尽全力做完一件事之后终于可以松下来的闭眼。他的胸口起伏了两次，然后又睁开眼，这次目光比刚才亮了一点，像是有什么东西被重新点燃了。

“我要见顾夜白。”他说。

下午两点，顾夜白带着做笔录的检察官走进ICU。沈仲廷的床头被摇起来了一点，他靠着枕头，脸上的石灰粉末已经被清洗干净了，颧骨上的擦伤涂着碘酒。他的声音仍然很弱，但逻辑清晰，每一句话都像是一份已经在他脑子里写好了两个月的证词。

“九八年十一月初，我查到周维德和张开远之间的土地补偿协议。”沈仲廷说，语速很慢，说几句就要停下来喘一口气，“协议规定，彩虹桥的工程造价补偿用地由清江市规划局无偿划拨给维德慈善基金会。那块地当时的市价是工程造价的两倍。周维德不是在捐桥，是在用地置换。市政府拿地换了桥，周维德拿了地，用劣质钢材建了桥，中间差价进了基金会的账。”

顾夜白在笔录纸上飞快地记录。“还有呢？”

“还有——我在查土地置换流程的时候，发现维德基金会名下的地产项目全部使用了同一种劣质钢材。不是彩虹桥一个项目，是七个。清江市第三小学、新城养老院、西区体育馆、还有三栋商业住宅楼。”

顾夜白的笔顿了一下。第三小学。养老院。体育馆。周维德捐建的每一座公共建筑，都是用从骨头里就开始烂的钢材建起来的。他用“慈善”的名头从政府手里拿地，用慈善基金会的账本洗钱，用猎场的会员名录绑住每一个知道内情的人。然后他站在赈灾晚会的讲台上，举着一百万的支票，眼睛里含着泪光。

“你怎么被发现的？”顾夜白问。

沈仲廷闭上眼睛，像是在重新进入那个他最不愿意回忆的时刻。“十一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我在检察院加班，整理彩虹桥的钢材供货清单。有人从背后用什么东西捂住我的嘴，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醒来的时候，我已经在地下室里了。”

“他把你关了将近两个月。你靠什么活下来的？”

沈仲廷睁开眼，慢慢地转过头，看着窗外病房玻璃上透进来的冬日阳光。“靠墙上的水，和——十七号。他叫林根生，他被关在我隔壁。我们隔着墙，用手指敲了无数个夜晚。他告诉我他有儿子，十四岁，在救助站。我告诉他我在查周维德。他跟我说，如果他先出去，他会把证据带到外面去。我先出去了——不是人出去，是我写的纸条被他收到了。”

他用右手的手指——那根被麻绳绑了两个月、指甲缝里嵌着木屑和石灰、指关节已经变了形的手指——在床单上慢慢地划了一下，像是重新在石灰地面上写字。“周维德在我的囚室里放了纸和笔，他想让我写一份自白的遗书。我用纸写了两样东西。一份假的自白，另一份塞出门缝——告诉他去桥墩藏东西。”

ICU里安静了几秒钟。心电监护仪的蜂鸣声在这安静里显得格外响亮。然后沈仲廷用一种很淡的语气说了一句话，让顾夜白把笔放了下来。

“他带出去的不是证据。他带出去的是尊严。死的人死在桥上，但证据留在桥墩里。周维德以为只要把桥建塌了就能把所有东西都埋在江底。但林根生把证据藏在了桥墩下面，就在塌掉的桥的正下方。周维德杀的每一个人都在他的脚下。”

当天傍晚，清江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在北山俱乐部后面的松林里，用探地雷达进行土壤扫描。雷达屏幕上的波形在松林东南角的一块空地上出现了密集的异常反射。挖掘组用铁锹和铲子挖开冻土层，往下挖了一米左右，铁锹碰到了第一样东西。

是一根人的股骨。

然后挖出了第二根、第三根。到晚上八点钟的时候，那块不到三十平方米的空地里，挖出了至少十一个人的骸骨。大部分骸骨都不完整，有被焚烧的痕迹，骨骼表面有刀痕、砍痕、刮痕。有几个颅骨上有圆形的穿孔，边缘整齐，是弩箭造成的穿透伤。

秦牧蹲在挖掘坑旁边，戴着手套，把每一根骨头上的泥土轻轻刷掉，然后按照解剖学位置排放在铺好的白色塑料布上。他的身边堆着一堆证物袋，里面装着从尸骨周围筛出来的微量物证——烧焦的木屑、熔化的塑料纽扣、几颗被火烧过的不锈钢鞋带环。他的工作台从法医解剖室搬到了露天，天空是他的无影灯，冬日的冷风是他的空调。

但就在这个时候，他的手机响了。

电话是刘亭亭打来的。她的声音很急，急到完全没有了她平时那种利落而从容的语气。“秦法医，林小果不见了。他下午在后勤办公室里待着，我刚才去给他送晚饭，办公室里没有人。桌子上留了一张纸条。”

秦牧把手机从满是泥土的手套里换到另一只手上，站起来走到挖掘坑外面的空地上。“纸条上写什么？”

“‘去找十九号。他还活着。’十九号——十九号是沈仲廷。沈仲廷不在医院里吗？”

秦牧的后背忽然起了一层凉意。十九号是沈仲廷，沈仲廷在医院ICU里。但林小果不知道沈仲廷已经被救出来。他在检察院后勤办公室里坐了整整一天，没有人告诉他北山现场的进展，没有人告诉他十八号和十九号都已经被救出来了。他脑子里记得的，还是那个没有铝牌的铁门、门缝下面塞出来的“救”字纸条、和登记册上所有的编号。

他不相信警察能救出十九号。他要自己去。

“他走了多久？”秦牧的声音骤然提高，挖掘坑旁边的几个警察都转头看着他。

“不知道。我今天最后一次见他是在下午四点钟。现在已经快七点了。”

秦牧把手机挂断，脱下手套，跑向停在松林外面的白色面包车。他知道林小果会去哪里。北山俱乐部已经被警方封锁了，但封锁线是防不住的，尤其是对一个已经翻过两次那道围墙的十四岁少年来说。他要去找一个他已经救出来的人，他不知道这个人已经被救出来了。他会在北山，在那扇没有铝牌的铁门前面，在已经被撞开的荣誉室里，发现那里空无一人。然后他会做什么——秦牧不敢往下想。

面包车在砂石路上颠簸着疾驰，车灯把两旁光秃秃的杨树照得一片惨白。秦牧坐在副驾驶座上，把顾夜白的手机号码调出来，按下拨号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