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牧在凌晨两点十分接到了一个电话。
电话是法医室值班助手打来的，声音急促，背景音里能听见心电监护仪有节奏的蜂鸣声。助手说，十八号受害者——就是那个从拾捌号囚室里被抬出来的男人——刚刚恢复了意识。他的生命体征稳定下来了，虽然仍然严重脱水和营养不良，但他能说话了。他说的第一句话不是自己的名字，也不是家人的联系方式。他说的是一个编号。
“他说了什么？”秦牧把手机夹在肩膀上，腾出双手翻开笔记本。
“他说，‘十七号的东西在桥墩下面。’然后他就又昏过去了。”
秦牧的笔尖在纸上停住了。十七号。林根生。林小果的父亲。四十二号遗体。被登记为“已释放”，被带上彩虹桥，然后在桥塌的那个傍晚从桥面上坠进了江里。他的遗体被秦牧从江滩上挑出来，编号四十二号，放在无影灯下翻了又翻，翻出了手腕上的麻绳淤痕、肋骨上的刀刮旧伤、指甲缝里的木屑和石灰。但秦牧始终没有找到一样东西——林根生在囚室里可能留下的任何直接遗言。
现在十八号告诉他，东西在桥墩下面。
“你确定他说的是十七号？”秦牧问。
“确定。他说了两遍。第一遍是‘十七号’，第二遍是‘十七号的东西在桥墩下面’。然后他说了一个位置——‘南桥头往下数第三个桥墩’。”
秦牧把电话挂断，站在法医室的工作台前，低头看着台子上摊开的彩虹桥垮塌现场照片。照片是技术科在事发当晚拍的，从南岸往北岸拍，拍的是整座桥的残骸全景。南桥头往下数第三个桥墩——那个位置在照片里是可见的，桥墩的上半截还在水面上，下半截泡在江水里。垮塌发生时，桥面从正中央塌下去，把南侧的第三个桥墩也拉歪了，桥墩基座周围的混凝土被扯开了一圈放射状的裂缝。
他拿起座机拨了顾夜白的手机。电话响了很久，顾夜白接起来的时候，背景音里是采石场的风声和警车对讲机的电流声。西郊追捕还没有结束。
“十八号醒了。他说林根生在彩虹桥南侧第三个桥墩下面藏了东西。”秦牧直截了当地说，“我需要现在去现场。桥墩基座周围的混凝土已经裂了，如果再等几天，江水冲刷可能会把东西冲走。”
顾夜白在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秦牧能想象他站在采石场的碎石路上，一只手拿着手机，另一只手按着被风吹乱的头发，眼镜片上全是灰尘。“我现在回不去。我让刘亭亭带人陪你过去。彩虹桥的残骸还在封锁中，现场有交警支队的执勤点，你们带上工作证。”
“周维德那边怎么样？”
“还在追。”顾夜白的声音沉了一下，“他拐进水库区以后，信号断了二十分钟。重新出现的时候，车子停在了炸药仓库门口。但他不在车里。无人机在天上扫了两圈，暂时没有找到热源信号。”
“炸药仓库里有什么？”
“一九七〇年代封存的矿山乳化炸药，数量还在核实。省厅已经派了排爆组过来。如果周维德想用这个当筹码，他选了一个最坏的地方。”
秦牧握着听筒的手指微微收紧。他没有再往下问，因为他知道顾夜白此刻面对的处境——周维德手里可能握着一个足以把整座水库区夷为平地的炸药仓库，而追捕他的人必须在不能开枪、不能使用爆破装置的前提下把他从里面揪出来。这不是一场追捕，是一场对峙。
“注意安全。”秦牧说完，挂断了电话。
凌晨两点四十分，秦牧带着法医室的两个助手赶到了彩虹桥垮塌现场。封锁线还在，执勤的交警显然已经接到了通知，看到秦牧的工作证就挪开了路障。江边的探照灯还亮着，惨白的光柱打在歪斜的桥墩上，把那些扭曲的钢筋和破碎的混凝土块照得像一具巨兽的骸骨。
秦牧借了一条从消防队调来的橡皮艇，带着一个防水勘察箱和一把手电筒，和一个助手一起划到了南侧第三个桥墩的基座位置。桥墩基座是一个大约三米见方的混凝土平台，表面被垮塌的桥面砸出了一道很深的裂缝，裂缝从顶端一直延伸到水面以下。江水的流速不快，但水面很暗，手电筒的光打下去只能看到水下不到半米的地方。
秦牧让助手稳住橡皮艇，自己把袖子挽到肘部以上，趴在艇边，把手伸进裂缝的水下部分。江水冰冷刺骨，手指在碰到水面的一瞬间就麻了。他沿着裂缝的壁面一寸一寸地摸，混凝土的断面粗糙扎手，缝隙里塞满了泥沙和碎石子。他的手指在裂缝底部碰到了一样东西——不是混凝土，不是石子，是软的。
一个塑料袋。
他用两根手指夹住塑料袋的一角，慢慢往外拉。塑料袋被裂缝里的钢筋挂住了，他换了只手，让助手把手电筒的光打到正下方，然后用另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探进去，把挂在塑料袋上的钢筋断头拨开。塑料袋终于松动了，他从水里把它捞了上来。
袋子是那种很普通的透明塑料袋，袋口用一根皮筋扎着，打了两圈。塑料袋里装着一个用油纸裹着的方块。油纸是浅黄色的，表面沾着一点芝麻糖的碎屑和油渍。秦牧把油纸放在橡皮艇的干燥处，小心地打开。
里面是一本巴掌大的小本子。封皮是蓝色的，很旧，边角磨得发毛。封皮上印着“工作笔记”四个字，下面是手写的“林根生”三个字。字写得很用力，笔尖把纸面压出了凹痕。
秦牧把本子翻开。第一页上写满了字，字迹和封面上的一样，工整而用力，像是用握毛笔的方式握着圆珠笔写出来的。每一行字的间距都很均匀，但越往后字越小，越密，像是写的人知道纸张有限，想把所有东西都挤进去。
第一页第一行写的是：
“我叫林根生，四川万县人，今年四十二岁。我儿子叫林小果，十四岁，现在清江市救助站。如果有人捡到这本本子，请把它交给警察。请务必告诉我儿子——爸爸不是自己跑掉的。”
秦牧把这一页读了两遍，然后把本子翻到第二页。第二页开始，记录的内容完全变了。不再是家信，而是日记。每一篇日记的日期都写得很完整，从九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开始，一直到九九年一月三日结束。一共十五天。
十二月二十日的日记写着：“今天被关进了一个铁房间。门口站着的人穿着北山俱乐部的保安制服。他让我脱掉自己的鞋，换了一双解放鞋。解放鞋是旧的，鞋底已经磨薄了。房间墙上有四个铁环，地上铺着石灰和稻草。”
十二月二十三日的日记写着：“今天那个戴方戒指的人来了。他让我脱掉上衣，低头跪在地上。他拿了一把很薄很窄的刀，在我左胸口划了一刀。不是很疼，但我能感觉到刀刃贴着骨头动。划完以后他用手指抹了一下血，说——‘有韧性，适合长跑。’他说话的时候是笑着的。”
秦牧的手指在“戴方戒指的人”这几个字下停了一下。方形银戒指。周维德的方形银戒指。戒指上刻着“维”字的圆形印章银片，在拾陆号囚室地面上磕掉了一小块。他继续往下翻。
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日记：“今天听到了隔壁的声音。隔壁关着一个穿制服的人，他的编号是拾玖。我们在走廊里见过一面——被带出去的时候迎面碰上的。他的眼睛很亮，看了我一眼，什么都没说。但那个眼神告诉我，不要怕。”
十二月三十日的日记：“拾玖号用什么东西敲了墙壁三下，我也敲了三下。他敲得很有节奏，不像是在发泄，像是在发信号。可惜我听不懂。”
一月二日的日记：“今天有人往我门缝里塞了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桥，三号墩，藏东西，活着的证据。’纸条背面画着一个圈，圈里画着一枚方戒指，戒指上打了一个叉。”
一月三日的日记。最后一篇。字迹比前面所有的都潦草，笔尖在纸面上划出了几道刺穿的裂口。写的是：
“姓周的说，明天放我走。他说我儿子在彩虹桥等我。我知道他在撒谎。我在电视上看过他，他是清江的大善人周维德。他明天会在桥上杀我。我不知道他会怎么杀，但他一定会。小果，如果你看到这本本子，记得爸爸跟你讲过的每一句话。芝麻糖不要一次吃完。冷的时候要找个背风的地方蹲着。不要相信穿黑色立领外套的人。爸爸没有跑掉。爸爸一直在想办法把证据带出去。桥墩下面的东西，是爸爸能做的最后一件事。”
秦牧把本子合上，放在防水勘察箱的最上层。他的手指在冬天的江风里已经冻得发僵，但他的胸腔里有什么东西在烧。他把那些日记录在脑子里反复地过——戴方戒指的人、拾玖号敲墙的信号、门缝里塞进来的纸条。塞纸条的人是沈仲廷。沈仲廷在荣誉室里用牙咬着笔，把纸条写在从登记册上撕下来的纸上，塞出了门缝，塞进了十七号的门缝。他告诉林根生，去桥墩下面藏东西。这是他作为一个检察官，在被人绑在铁链上的时候，能做的最像检察官的事——指导一个证人保存证据。
而林根生照着做了。他把这本工作笔记用油纸包好，塞进塑料袋，用皮筋扎紧袋口，在“释放”的那一天——也许是在被押上彩虹桥之前的一小段时间里——趁看守不注意，把它塞进了桥墩的裂缝。他不知道自己的儿子会不会看到这本本子，但他相信桥墩是水泥做的，水泥比人可靠。
秦牧划着橡皮艇回到岸边，把勘察箱放在江滩上，掏出手机拨了林小果没有的号码。他拨的是刘亭亭的手机。
“亭亭，你让林小果在检察院等着。我有东西要给他。”
“秦法医，是什么东西？”刘亭亭的声音很轻，像是在一个不能大声说话的地方。
“他父亲留给他的信。”秦牧说完，把手机合上，仰头看着彩虹桥断裂的桥面轮廓。冬夜的天空黑得像一块铁板，没有月亮，没有星星，只有江面上的探照灯把那些扭曲的钢筋照得一根一根地数得清楚。四十条人命，一座桥，一个藏在水下桥墩裂缝里的塑料袋。林根生没有跑掉，他把证据藏在了被用来杀他的那座桥的地基里。
凌晨三点半，秦牧回到法医室，把林根生的工作笔记摊在无影灯下，一页一页地拍照存档。拍完以后，他把本子装进一个防静电的证物袋，在袋面上用黑色记号笔写了一行字：“编号四十二号遗体（林根生）生前遗留工作笔记，来源：彩虹桥南侧第三桥墩基座裂缝，提取时间：一九九九年一月八日三时二分。”
他做完这些事以后，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他已经三十多个小时没有合眼了，但他知道自己睡不着。他的脑子里反复出现林根生日记里的一个细节——拾玖号用什么东西敲了墙壁三下，他也敲了三下。敲得很有节奏，不像是在发泄，像是在发信号。沈仲廷在荣誉室里关了一个多月，他用什么敲的墙壁？墙上的铁环？铁铐？他的鞋？还是直接用手骨？
然后秦牧的手机响了。屏幕上是顾夜白的号码。他按下接听键，听筒里传出来的是顾夜白压低到几乎听不见的声音。
“周维德出来了。他站在炸药仓库门口，手里举着一个打火机。他说要和你谈。”
秦牧把手机从耳边拿开，看了屏幕上的时间。凌晨三点四十一分。周维德从采石场逃进水库区，躲进废弃炸药仓库，现在在凌晨三点四十一分走出来，举着一个打火机。一个随时能把整座仓库炸成火海的打火机。他要见的人不是顾夜白，不是省厅的谈判专家，不是任何一个拿枪的警察。他要见的是法医。
秦牧站起来，把白大褂脱下来挂在椅背上，换上了出勤用的深蓝色防护服。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证物袋放进上衣口袋——袋里装着他从拾陆号囚室地面上捡到的那片刻着“维”字的银片。他把勘察箱留在桌上，只带了一把手电筒和这个证物袋。
助手从值班室里跑出来，神色紧张地拦在走廊里。“秦法医，那个人的危险程度太高了——”
“他要跟我谈。”秦牧把拉链拉好，从助手旁边走过去，推开法医室的门，走进了凌晨清江市的深冬夜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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