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看着我！

新锦市中心医院的VIP病房在顶层，走廊里铺着和锦华大酒店一样的深红色地毯，墙上挂着复制版的油画，连空气里都弥漫着同样的消毒水和鲜花混合的气味。两个穿黑色西装的国安特工站在骆兆麟的病房门口，看见程宇走过来，同时伸出手臂拦住他。

“程队长，请交出武器。”

程宇把枪递过去。特工接过枪，推开病房门。门无声地滑开，里面是一间比审讯室大三倍的套房，落地窗正对着港口方向，可以看到龙门吊7号锈红色的钢架在午后的阳光下反射着暗沉的光。骆兆麟半躺在病床上，背后垫着两个枕头。他嘴角的伤口已经缝合了，缝针的黑色线头像几条细小的蜈蚣趴在皮肤上。左手打着点滴，透明的液体一滴滴从输液袋里坠下来。右手放在床单上，手指无意识地捻着被角的线头。

“坐。”他说，声音比在船舱里更沙哑。

程宇在床边的访客椅上坐下。椅子很软，坐垫陷下去的瞬间让人有种往下坠的错觉。两人之间隔着一张小茶几，茶几上放着一杯没喝的水、一份今天的《新锦晨报》——头版是冯仲被捕的照片——和一个牛皮纸档案袋。档案袋上没有任何标记，封口开着，里面露出几张纸的边缘。

“你看到了你师父的信。”骆兆麟说，不是问句。

“看到了。”

“他八年前寄给我那封信的时候，我正在办公室里烧文件。”骆兆麟把目光转向窗外，港口的海面在阳光下闪着碎银般的光，“实验被紧急叫停的那天晚上，纪正清打电话给我，说了一句话——‘骆副部长，历史的垃圾堆里不需要留下说明书。’然后他挂了电话。第二天我就开始烧东西，烧了整整三天，烧到办公室的烟感器都拆了。你师父的信是那三天里收到的唯一一封不是上级指令的文件。我把信抽出来，读了一遍，然后放进保险柜里。没有烧。”

“为什么？”

“因为他是唯一一个不问我要证据的人。他要的是口供。他知道证据可以被烧掉，但口供是从人嘴里说出来的，除非人也消失了，否则口供永远在。”

骆兆麟把手伸向茶几，拿起那个牛皮纸档案袋，递给程宇。

“这是我的口供。一份是给你的，一份是给检察院的。两份内容完全一样，但给你的这份多了一页。”

程宇拆开档案袋。里面是一沓写得密密麻麻的信纸，钢笔字迹潦草，有些地方被涂改过，有些地方被水渍洇开了。他翻到最后一页——多出来的那一页。那一页上不是口供，是一份名单。名单上只有七个名字，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标注了一个日期和一个地点。第一个名字是魏东明——日期：1985年9月，地点：锦海海关总署。最后一个名字是纪正清——日期：1985年6月，地点：南洋华邦首席大法官办公室。

“这是实验的全部执行者名单。从下到上，从海关到司法部，每一个人都在上面。”骆兆麟说，“我用了八年才写全。有些名字是我自己加上的——包括我自己。你师父问我要的东西，我现在给你。不是因为他死了，是因为他生前最后一封信里说了一句话，让我记到现在。”

“什么话？”

“他说——‘骆检，你不是坏人。你只是一个好人被按错了位置。’”

程宇看着名单上“骆兆麟”三个字。骆兆麟把自己也写在了名单里，他的名字排在第六位，和魏东明、郑宏达并列。他在自己名字后面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批准实验。未执行。未制止。未举报。同罪。”

“你打算在法庭上怎么说？”程宇问。

“全说。”骆兆麟把目光从窗外收回来，看着程宇，“实验的来龙去脉、每一个执行者的分工、冯仲被选中的原因、你师父被逼死的全过程。全部。我是司法部长，我比任何人都清楚这套司法程序会怎么处置我。数罪并罚，最低无期。”

“那你为什么还要全说？”

骆兆麟沉默了片刻，然后做了一件程宇没想到的事——他从枕头底下抽出了一张照片。照片很旧了，边缘卷起，颜色发黄。照片上是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扎着两个羊角辫，坐在一个老人的膝盖上。老人穿着法官袍，头发全白，但笑得很灿烂。背景是一棵开满花的树，阳光从花瓣间隙里漏下来，洒在一老一小的身上。

“骆小鱼。”骆兆麟说，“七岁生日那天。那天我迟到了。因为我被一个叫郭长海的刑警队长堵在办公室里，问了一下午的问题。他从下午两点问到晚上七点，把所有能问的问题都问了一遍。最后他站起来，说——‘骆检，我知道你上面还有人。你不说，我去查。但我查到了，你就不是人证了，你是同案犯。’然后他走了。我坐在办公室里想了很久，想不出来他为什么要在那时候告诉我这些。后来我明白了——他是在给我机会。”

“你当时没有接。”

“对。我当时没有接。我打电话给郑宏达，告诉他郭长海在查纪正清。郑宏达说，我来处理。然后你师父就死了。”骆兆麟的手开始发抖，照片在小女孩和老人之间轻轻晃动，“这八年里我每天晚上都在想，如果那天下午我接了郭长海的话，他会活下来。冯仲不会被关在地下室里两年，你不会失去师父，我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房间里很安静。输液泵发出规律的电子音，每一声都像一个微小的问号。程宇看着那张照片——骆小鱼，七岁，什么都不知道。她的外公在照片里穿着法官袍，胸前挂着勋章。她的爷爷——骆兆麟——正在给她过一个被全世界羡慕的生日。而她不知道的是，她的出生日期被写进了一个保险柜的密码盘，她的名字被刻在一个海外信托基金的受益人栏里，她的快乐童年——每一份礼物、每一个派对的彩色气球、每一个被外公抱在怀里的温暖时刻——都是用一个孤儿院男孩的整个人生换来的。

“程宇。”骆兆麟忽然叫了他的全名。

程宇抬头。

“你师父的信里还夹了一样东西。我一直没敢丢，也没敢看第二遍。”骆兆麟从枕头底下又掏出一件东西——一张折得整整齐齐的纸条，“他说，如果他死了，让我把这张纸条交给你。我保存了八年。现在给你。”

程宇接过纸条。纸条折痕很深，纸边已经磨得起毛。他展开来，上面是老郭潦草的笔迹，只有短短几行字：

“小程，如果你看到这张纸条，说明我已经不在了。不要怪任何人。我走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选了就不要后悔。我唯一后悔的事是没来得及告诉你——你是我这辈子教过的最好的学生。不是因为你枪法准、推理强、破案快。是因为你和你师父不一样。你师父看人是分好坏。你看人不分好坏——你会问为什么。这一点比什么破案技巧都值钱。别丢掉它。”

程宇把纸条折好，放进口袋。他的眼眶干涩发烫，但没有泪。老郭在八年前就替他写好了告别的话，每一个字都像是从某个平行时空寄来的。他没来得及在老郭活着的时候听到这些话，但冯仲听到了。秦处长听到了。沈曼听到了。每一个被卷入这个案子里的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听到了老郭的声音。

“还有一件事，我在船上没说。”骆兆麟把照片放回枕头底下，脸上忽然浮现出某种极深的疲惫，“纪正清八年前退休，不是因为年纪到了。是因为他知道实验要曝光了。他在一切曝光之前先把自己摘出去。他用退休换了一份豁免备忘录——由南洋华邦最高检察院签发的，白纸黑字，盖着国徽章。备忘录的内容是：纪正清在任期间一切职务行为不承担刑事及民事责任。永久有效。”

“这份备忘录是谁签的？”

“我。”骆兆麟闭上了眼睛，“我签的。他用骆小鱼的信托基金逼我。他说，你签了，你的孙女这辈子衣食无忧。你不签，你孙女明天就会在街上被车撞。我签了。”

程宇站起来走到窗边。港口方向，龙门吊7号正在被拆解。一辆大型吊车把它的吊臂一节一节地卸下来，钢架在阳光下发出刺耳的金属摩擦声。那台老吊车像一个时代的骨头被一根一根地抽掉，而“明月号”还停在那里，船身上那行白色油漆的字“给从未被看见的人”在午后的阳光下依然清晰可见。

“豁免备忘录有一个漏洞。”程宇说。

“我知道。”骆兆麟睁开眼睛，“备忘录豁免的是纪正清在任期间的职务行为。但实验不是职务行为。实验从来没有被写进任何官方文件里。它不存在。”

“所以你可以指控他。”

“我可以。但我需要人证——一个当年在实验现场、亲眼看到纪正清下达指令的人。”骆兆麟看着程宇，“那个人就是我。我上法庭指控他，我的证词可以推掉豁免备忘录。但我的刑期会加十年。我接受。”

走廊里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病房门被猛地推开，秦处长快步走进来，手机还举在耳边，脸色比任何时候都凝重。

“纪正清跑了。”他说，“今天上午，他从南洋群岛乘私人游艇出海。我们拦截到他的游艇，船上只有船员。他不在船上。他换了船——一艘没有登记船籍的快艇，方向不明。”

程宇和骆兆麟同时看向对方。窗外港口的龙门吊轰然一声，第一根钢梁被完全卸了下来，砸在码头上，溅起一片锈红色的尘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