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的车在北郊的晨光中穿行了大半个小时，最后停在一片被废弃厂房和杂草包围的空地边。空地中央堆着几座小山似的废铁和旧机器，锈迹斑斑的钢筋从废料堆里伸出来，像一头趴伏在地面的铁兽骨架。韦国柱从其中一座废料堆后面绕出来，身上穿着一件沾了铁锈灰的旧工装，手里捏着一把钳子，像个真正的废品站工人。他看到陈平的车，没有走近，只是朝旁边一个低矮的集装箱房扬了一下下巴，然后转身先走了进去。
沈念跳下车，跟进去。集装箱房里光线昏暗，一张简陋的铁桌、两把折叠椅、一盏蓄电池台灯。桌子上摊着几张海图，其中一张被红笔圈了一个小范围的区域，旁边注了一行小字：“坐标：北纬XX°XX′，东经XX°XX′。水深约38米。砂泥底。”韦国柱把钳子放在桌上，坐下，用拇指点了点那个坐标。“你父亲当年被带上‘曙光03’号的时间，是1986年12月24日晚间十点到十一点之间。那天我不在船上——我被人叫去码头办公室处理一批‘紧急单据’，等我回来的时候，船已经出港了。第二天早上船返港，我查了航行日志，记录是‘试航检修’，但燃油消耗量比正常试航多出将近一半，说明船在某个位置停留了至少一个小时。那个位置就是这里。”
沈念盯着那个坐标，目光像被钉子钉住了。他没有问“你当时为什么不报警”之类的问题——在韦国柱那个年代、那种环境里，船长向上面举报船上的黑事，等于把自己扔进绞肉机。他只是问：“当年船上除了您，还有谁？”
韦国柱低下头，沉默了很久。集装箱房外的风从铁皮缝隙里灌进来，发出低沉的嗡鸣。他终于开口，声音比之前更低哑：“大副姓马，叫马德林。轮机长姓孙，叫孙富海。还有三个船工，都是临时工，名字我不全记得，但有一个我记得很清楚——绰号叫‘铁头’，真名叫什么我不确定，别人叫他阿强或者铁头强。他是程立远的远房堂弟，上船不经我签字，是程立远直接安排来的。那天晚上船出港的时候，马德林和铁头强都在船上。”
沈念的心跳加快了一拍。铁头强——这个名字他从未在任何材料里见过，但韦国柱的语气说明这个人分量很重。“铁头强现在在哪？”
“我最后一次听说他的消息，是2005年。有人在港城南城的一个小赌场见过他，说他输了很多钱，欠了一屁股债，靠给某些人跑腿为生。后来就没消息了，可能死了，可能跑了。”韦国柱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对折的旧照片，推到沈念面前，“这张照片是1985年船员合影，右数第三个就是铁头强。留着板寸，脖子上有一道红疤。”
沈念接过照片。泛黄的相纸上站着一排穿深蓝工装的男人，右数第三个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男人，剃着极短的板寸头，左耳上方有一道斜斜的疤痕延伸至颈侧，颜色比周围的皮肤浅。他眯着眼，嘴角挂着一丝似笑非笑的表情，整个人透着一股散漫的狠劲。
沈念把照片翻过来，背面用铅笔写了一行字：“曙光03，85年夏，大屿山修船坞。”他把照片小心地收进内袋，与那些证据放在一起。“韦船长，您刚才说的坐标，能画一张详细的航迹草图给我吗？”
韦国柱点了点头，从抽屉里翻出一支铅笔，在海图复印件背面快速勾勒了一条曲线，标注了几个转向点和时间节点。他把草图递给沈念。“这条航迹我记了二十年，每一个转折我都背得出来。如果将来有人打捞，让潜水员沿着航迹最后一段的西南方向搜索，那个位置的海底有一道沟槽，东西掉下去不容易被洋流带走。”
沈念接过草图，叠好放进口袋。他站起身，向韦国柱点了点头，没有说谢谢——那个词在这一刻太轻了，轻得像一片纸屑落在铸铁上。他转身走出集装箱房，陈平靠在车门旁等着，看到他出来，什么也没问，只是拉开了车门。
“滨海茶楼，现在去？”陈平问。
“现在去。路上我跟你说铁头强的事。”
车沿着北郊公路往南开，窗外的景色从废铁堆和野草地逐渐变成新建的住宅区和商业街。沈念把韦国柱告诉他的全部内容复述了一遍，包括铁头强的特征和2005年的线索。陈平一边开车一边用蓝牙耳机打了两个电话，一个让人查港城南城赌场的旧记录，一个让人调取“铁头强”或者“阿强”这个绰号在户籍系统里的匹配档案。
“如果这个人还活着，并且愿意开口，他的证词可以直接证明程立远指使了船只离港和人命处置。”陈平挂断电话后说，“但前提是找到他，并且让他愿意说话。”
沈念沉默了一会儿。“今天下午约我茶楼见面的那个人，也许就是铁头强。”
“你也这么想？”
“他有沉海坐标的信息，这个信息除了韦国柱、程立远和当年船上的人，不会有别人知道。韦国柱今天才给出坐标，程立远不会用这个信息来钓我——他有更直接的手段。所以剩下的只有当年船上的人。如果铁头强还活着，他欠了赌债、给人跑腿，说明他日子不好过。也许他想用这个秘密换一条生路。”
陈平没有反驳，只是微微点了一下头。“如果是他，那我陪你上去。我在楼下，你在二楼。如有异常，你发短信‘茶凉了’，我带人上去。”
车在中午时分到达南郊滨海路。这条路沿着海岸线蜿蜒，一侧是沙滩和防护林，另一侧是新建的度假公寓和餐饮商铺。滨海茶楼是一栋三层的仿古建筑，红柱白墙，门脸不大，二楼临窗的阳台可以俯瞰海景。沈念下车前把内袋里的证据全部留在了车上的背包里，只带了手机和那枚“曙光航运”的胸牌。他推开茶楼的木门，上了二楼。
二楼只有三桌客人，两桌靠里，一桌靠窗。靠窗那桌坐着一个人，面对着海面，后脑勺对着楼梯口。那人穿着一件灰褐色的旧夹克，夹克的领子竖起来，遮住了部分脖颈。他的头发剃得很短，几乎贴着头皮，后脑勺正中央有一小块淡白色的旧疤。沈念走过去，拉开对面的椅子坐下。
那人转过头来。一张瘦长的脸，颧骨突出，眼窝深陷，鼻梁上有一道弯曲的旧裂痕，像是被重物砸过后没有及时矫正。他的左耳上方果然有一道斜斜的浅色疤痕，从太阳穴延伸到颈侧，与那张旧照片上的特征完全吻合。他的年纪看上去比韦国柱年轻一些，五十出头，但面容的磨损程度像是被生活碾过了许多次。
“沈医生。”他开口了，声音干涩，带着一种沙哑的鼻音，“你没有带别人？”
“楼下有朋友等我。”沈念说，没有撒谎，也没有把陈平的身份点明。
那人微微点了一下头，像是预期到了这个回答。他把手放在桌面上，十指交叉，指关节粗大，指甲缝里有洗不掉的黑色污渍——那是长年跟机油和锈铁打交道留下的痕迹。“我叫何强。韦国柱叫我铁头强。1986年12月24号晚上，曙光03号离开老码头的时候，我是船上的机工。”
沈念盯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没有挑衅，也没有恐惧，只有一种很淡的、像海雾一样的疲倦。“你约我来，是想说什么？”
何强把目光转向窗外，看着那片在正午阳光下泛着碎光的海面。他沉默了很久，久到茶楼的空调风声都变得明显起来。然后他转回视线，用一种异常平静的、没有波动的声音说：“那天晚上，程立远让我和马德林带一个人上船，说送到指定位置后把人交给‘买家’的接应船。但到了那个坐标位置，没有接应船。程立远在无线电里说了一句‘按原计划处置’。马德林问了一句‘怎么处置’，程立远说‘你觉得呢’。马德林就让人把那个人绑上锚链，从船舷放下去了。”
何强说这段话的时候，没有任何情绪的起伏，像在复述一段读了太多遍的旧卷宗。他说完之后，端起面前的茶杯喝了一口，茶水大概已经凉了，但他没有皱眉。
沈念坐在对面，双手在膝盖上慢慢攥紧了。他等了五秒钟，让自己的声音保持稳定。“你自己动的手吗？”
“我没有。我是机工，操作船舷吊机的是马德林和另外一个船工。我在机舱里听着上面的动静，听到链条响，听到落水声。”何强的目光垂下去，落在桌面上自己的十指上，“我后来很多年都做那个梦。链条声。水声。然后什么都没有。”
“你为什么现在来找我？”
何强抬起眼，眼白上布满了血丝。“2005年我在南城赌场输光了，程立远让人给我送了一笔钱，条件是让我离开港城，永远不要再出现。我去了外省打了八年工，去年查出肝上有东西，医生说剩下的时间不多。我想在死之前把这件事说掉。”他停了一下，“我没有什么可以拿来换的。我不要钱，不要保护。我只是不想让我孩子将来从别人嘴里听到他爸杀过人。我没有杀。但我看着它发生。那种看着，跟杀了一样重。”
沈念坐在那里，窗外的海风把阳台的竹帘吹得微微晃动，光影在他脸上一道一道地移动。他看着对面这个瘦削的、被生活和疾病碾得只剩一副骨架的男人，知道他说的是真的——那些细节、那个语气、那个对链条声和水声的描述，无法被编造出来。
“你能出庭作证吗？”沈念问。
何强慢慢地点了一下头。“能。但我只有一件事要提前说清楚——程立远前天让人来找过我，问我还记不记得那天晚上的坐标。我说不记得了。他信了，但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再查。如果他在我出庭之前找到我，我可能就没法开口了。所以如果你要录我的证词，最好今天、现在。”
沈念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按下了录音键。“你说吧。从1986年12月24号傍晚开始，从头说。你叫什么、在什么船上、谁给了什么指令、你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
何强看着那部手机，咽了一口唾沫，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然后他开口了，声音依然干涩沙哑，但每一句话都清晰地、缓慢地、不带修饰地流出，像一条被堵了二十年的管道终于被通开，水流挟裹着锈渣和砂砾，一股一股地涌出来。
窗外的海面上，一艘白色的客轮正缓缓驶过，汽笛声从远处传来，低沉而绵长。沈念坐在那里，指在录音键上，一动不动地听着，把每一个字都收进那枚看不见的铜币里——那枚最终将落下的、让秤杆平衡的铜币。
录音大约持续了四十五分钟。当何强说到最后一个字“然后我就回到机舱，把门关上了”的时候，他的嘴唇干了，端起那杯早就凉透的茶一口喝尽。沈念按下停止键，把录音文件加密保存，然后将手机放回口袋。
“谢谢你。”他这次说了这两个字。
何强没有回答。他只是站起身来，把旧夹克的领子重新竖起来，慢慢走向楼梯口。走到台阶边缘的时候他停了一步，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句：“沉海的位置，请你把它找到。我在地面上等不到那一天了。”
然后他走下了楼，脚步声在木楼梯上越走越远，最终被楼下茶客的谈笑声和茶具碰撞声淹没了。
沈念独自坐在窗边，海风把竹帘吹起一角，一束阳光落在他放在桌面上的手背上，暖的。他低下头看了一眼那道金色的光斑，过了很久才起身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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