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港城在一夜之间入了冬。
傅慎行记得很清楚，那天是十二月三号。他早上推开宿舍门的时候，走廊里的冷空气像一堵墙迎面撞上来，把他的呼吸直接凝成了白雾。窗户的玻璃上结了一层薄霜，透过霜看出去，外面的银杏树一夜之间掉光了叶子，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白色的天空，像某种求救的手势。
他在水房洗漱的时候，听到两个隔壁宿舍的人在议论——方文同的家长又来了。这次不是来学校闹，是直接去了市警察局。据说方文同的母亲拿着一个信封，里面装着儿子生前写的信，信里提到了一些名字。
傅慎行把嘴里的牙膏沫吐在水池里，拧开水龙头冲掉。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嘴角沾着一点没冲干净的白色泡沫，下巴上冒出了几根胡茬，眼睛下面的阴影比上周更深了。他凑近镜子，扒开下眼睑，眼球上的血丝像一张红色的蛛网。他昨晚又没睡好。不是失眠，是每次快要睡着的时候，就会听到一个声音。不是沈浪的声音，是自己的声音——他在说梦话，说的内容他不知道，但每次醒过来的时候嘴唇是湿的，像是刚刚说过很多话。
他洗了脸，回到宿舍。陈波已经起来了，正坐在床上穿袜子，动作很慢，像一个需要加油的老机器。刘骏的位置空着——床帘拉得严严实实，但能从帘子下面看到他脱下来的拖鞋，一左一右，间距刚好。
“刘骏昨晚几点回来的？”傅慎行问。
陈波抬起头想了想。“不知道，我睡着了。怎么了？”
“没什么。”
但傅慎行注意到一件事：刘骏的拖鞋摆放方向和平时不一样。刘骏习惯把拖鞋鞋头朝外，方便下床的时候直接穿。但今天鞋头朝里。这个细节很小，小到除了他之外大概没有人会留意。但他现在对细节有一种近乎病态的敏感——自从发现自己记忆中有那么多黑洞之后，他就开始依赖外部的物理痕迹来重建事实。记忆会撒谎，但物体不会。拖鞋不会自己调转方向，除非有人动过。
上午的课是《流体力学》，在第四教学楼。傅慎行坐在后排，把笔记本摊开，却没有记一个字。教授在讲台上推导纳维-斯托克斯方程，粉笔在黑板上刮出一道道白线，每个符号都像是在写给他看的暗号。他在笔记本的空白处画了一张关系图，和昨晚那张不一样——这一次他把所有人都放上去了。
洪斌。死了。廖凯。死了。方文同。死了，一年前。刘骏。活着，沉默寡言，书包被人翻过，拖鞋方向不对。陈波。活着，迟钝，似乎什么都不知道。邵正阳。活着，手里握着他不知道的证据，像一个猎人坐在暗处等着猎物自己走进陷阱。沈浪。死了，但活在他的身体里，像一个没有实体的房客。
最后是他自己。傅慎行。活着，但不完整。他的记忆像一块被虫蛀过的木板，表面看还算完整，但内部已经布满了空洞。每一个空洞里都可能藏着一个事实，而每一个事实都可能把他推向一个他不愿意承认的结论。
他在自己的名字下面画了一条线，线的另一端写了一个新名字——马骏。这个名字是从方文同的旧新闻里找出来的。当时他复印那篇坠楼简讯的时候，只关注了正文，没有留意旁边另一个栏目的内容。今天早上他在报刊室翻到了同一份报纸的原版，发现简讯旁边有一条更小的消息：方文同生前所在课题组由一名叫马骏的博士生带领，该课题组在方文同出事前两周曾发生过一次实验室安全事故，涉及化学品泄漏。
这条消息和方文同坠楼之间有没有关系？他不确定。但他确定一件事：方文同出事前两周的化学品泄漏，方文同坠楼，洪斌被杀，廖凯被杀——这四个事件被一根看不见的线串在一起。线的一头攥在什么人手里，另一端正一圈一圈地往他脖子上绕。
中午，他去了化学楼。
化学楼在明智大学西区，是一栋六层的灰色建筑，外墙爬满了已经枯死的爬藤。一楼大厅的公告栏里贴着各个课题组的成员名单和导师照片。他找到了马骏所在的课题组——有机化学方向，实验室在三楼东侧。公告栏上的照片里，马骏看起来三十出头，戴着一副金属框眼镜，嘴角微微上扬，看起来温和而自信。那种温和和沈浪照片里的温和是同一种东西——不是善意，是一种对自己能力的确信。确信自己可以掌控一切，包括人。
傅慎行站在公告栏前看了很久。他在想一个问题：如果方文同的死是人为的，那么一个能让这件事看起来像意外坠楼的人，必须具备两样东西——化学知识，和对明智大学宿舍楼结构的熟悉。马骏是化学博士生，他具备前者。如果他和方文同之间有矛盾，那动机也成立。但他缺一个环节：马骏和洪斌、廖凯之间的关系。
这个环节在下午三点被他找到了。
他在学生活动中心地下一楼的旧档案室里翻了一下午。这里堆满了学生社团的历年资料、校刊合订本和各种没有人整理的活动记录。他在一份两年前的校际辩论赛报名表上找到了三个并排的名字：洪斌、廖凯、方文同。他们三个曾经是同一个辩论队的成员。带队老师的名字栏写的是——马骏。
他把报名表摊在桌上，盯着那四个名字看了很久。洪斌、廖凯、方文同，加上带队老师马骏。四个人，一个死了，两个死了，剩下一个还活着。他是带队老师，他带过的三个学生全部出了事。这个概率有多低？低到除非有人在系统地清除这个名单上的人。
但他自己不在名单上。他不是辩论队的成员。为什么照片里会有他？为什么“三个人一起扛”里面有他？
答案只有一个：方文同坠楼那天晚上，他也在场。
他不记得自己在场，但他相信证据。证据比记忆可靠。记忆是软的，证据是硬的。证据告诉他，他在洪斌和廖凯身边，在方文同坠楼的那栋宿舍楼下面，在某个他到现在都想不起来的时间里，做了一件他到现在都不知道的事。
然后他的手机响了。
来电显示是一个他不认识的号码。他接起来，对面是一片嘈杂的背景音，像是风声，又像是车流。然后一个声音响起来，很轻，像是用手捂着话筒在说话。
“别查了。”
傅慎行握紧手机。“你是谁？”
对面没有回答。过了大概五秒钟，那个声音又说了一句话：“方文同的事，你不记得，不代表你没做。你想知道真相，就去找你枕头下面的东西。”
电话挂了。
傅慎行把手机从耳边拿下来，屏幕上的通话记录显示这通电话持续了三十三秒。他拨回去，对方已经关机。他把手机塞进口袋，站起来就往外跑。从学生活动中心到宿舍，他用了一路狂奔的速度。跑过操场，跑过图书馆，跑过那条他曾经在里面等待过洪斌的绿植大棚小路。他的呼吸在冷空气里烧成一团团白雾，鞋底打在碎石路面上发出急促的声响。
宿舍门被他一把推开的时候，陈波正在吃泡面，被他的动静吓得差点把面碗打翻。傅慎行没有理他，直接冲到自己的床铺前，把手伸到枕头下面。
牛皮纸信封还在。剪报还在。笔记本还在。但多了一样东西。
一盘磁带。
他把磁带拿出来。磁带是普通的盒式录音带，外壳是灰色的，没有任何标签，没有标注日期，没有任何能说明来源的标记。他的手指微微发抖——不是冷的，是某种预感。他翻出抽屉里那个从旧货市场买的旧随身听，把磁带塞进去，戴上耳机，按下播放键。
磁带里先是一段空白，只有磁头转动的沙沙声。持续了大概十秒。
然后一个声音出现了。
是他的声音。
但那个声音用一种他不熟悉的语调说话——冷漠的，带着一种残酷的耐心，像是手术台上的外科医生在向助手讲解切口的位置。
“方文同的事情，我可以帮你处理。他在课题组里针对你的事，我知道。他在辩论队里让你下不来台的事，我也知道。你不需要亲自动手。你只需要告诉我他住哪间宿舍，他几点回房间，他有没有起夜的习惯。剩下的我来安排。”
录音在这里断了大概三秒。然后出现了第二个声音。那个声音是马骏的——傅慎行在化学楼公告栏上看到了他的照片，现在他的声音从磁带里传出来，冷静而笃定。
“你确定不会查到我？”
“不会。我会让这件事看起来像意外。你在实验室的安全记录我可以帮你改掉。化学品泄漏的事故报告我会重新写一份。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方文同出事那天晚上，你在实验室待到十二点，让监控拍到你。”
磁带又断了。然后是最后一句话，还是他自己的声音。但这次的语气不像傅慎行，不像他认识的任何一个自己。那个语气冷到了骨头里，像是从某个更深处、更原始的地方直接掏出来的。
“洪斌和廖凯可以帮我做人证。他们已经答应了。代价是方文同死后，课题组的位置空出来，洪斌顶上。廖凯要钱。你要的是干干净净的前途。我要的东西——你不需要知道。”
咔嚓。磁带停止了。
傅慎行把耳机摘下来，放在桌上。他的手在发抖，但不是手指，是更深层的、像是从骨骼内部传出来的震动。他盯着那台旧随身听，盯着里面还在缓慢旋转的磁带盘，脑子里一片空白。
他曾经以为自己是沈浪的模仿者。后来他开始怀疑自己就是沈浪——或者至少是沈浪的一个容器。但现在这盘磁带告诉他，事情比那更早，比他第一次读到沈浪的报道还要早。在沈浪进入他的意识之前，他就已经做过类似的事了。他策划了方文同的意外坠楼，利用洪斌和廖凯做人证，和马骏交换利益。他不是从沈浪那里学来的，他本来就有这个能力。
沈浪只是一个借口。一个让他可以把自己做过的事重新归类为“模仿”的借口。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的银杏树还在风里摇，光秃的枝丫擦着玻璃发出细碎的声响。他把磁带从随身听里取出来，翻来覆去地看。这是谁录的？是谁把它放进他枕头下面的？马骏？刘骏？还是那个他一直不愿意承认的自己——那个可以消失整整两个小时去做一件他永远想不起来的事的自己？
走廊里响起了脚步声。不是一个人的脚步，是三个人，节奏均匀，目标明确。
门被推开的时候，他还在盯着手里的磁带。进来的是邵正阳，身后跟着两个穿制服的警员。
“傅慎行。”邵正阳的语气和往常不一样，这次没有试探，没有惋惜，只有一种冷硬的、公事公办的味道，“我们找到了马骏的尸体。今天早上在化学楼后面的蓄水池里发现的。死亡时间初步判断是昨晚十点到十二点之间。”
傅慎行没有说话。他慢慢地转过身，手里还拿着那盘灰色的磁带。邵正阳看到磁带的时候，眉头皱了一下。
“还有一件事。”邵正阳往前走了一步，“马骏出事之前，他的手机里有一条已发送的消息，收件人是你。”
傅慎行抬头看着他。邵正阳把手机举起来，屏幕上是一行字，发件时间是昨晚十一点四十分。
“东西在你枕头下面。听完你就知道你是谁了。”
宿舍里的空气像被抽空了。陈波的泡面碗放在桌上，热气已经散尽。刘骏的床帘拉得严严实实，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人。窗外的风停了。整个世界安静得像一盘正在等待播放的磁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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