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安到岭南，三千四百里路。
陈昭平是在走到第十天的时候才开始数里程的。前面九天他没有数，因为他一直在想别的事——想阿蘅在终南山脚下被截下来时是什么表情，想慕容恪以后一个人在长安怎么活，想母亲收到流放文书时会不会把手里磨豆腐的石磨摔碎在地上。他想了很多，每一件都像钝刀子割肉，不致命，但疼。
第十天开始他不再想了。不是想通了，是脑子里的力气用完了。人饿着肚子赶路的时候，什么念头都转不动，只剩下一个本能——迈左脚，迈右脚，别摔倒。
押送队伍不大。领头的是吴差役，手下四个解差，轮班押着陈昭平和慕容宝节两个囚犯。吴差役这个人很有意思，他不凶，也不善，该打鞭子的时候毫不手软，但打完会多给你半块胡饼。陈昭平私下里琢磨过这个人——能在押送流放犯这种苦差事里干到领头的，多半是个把世道看透了的人。
慕容宝节走在队伍最前面，木枷比陈昭平的重一倍。这是郑仁裕特别交代的——慕容宝节武将出身，徒手能搏虎，轻枷锁不住他。但陈昭平看慕容宝节走路的样子，觉得这副重枷其实是多余的。这个人从出长安那天起就像被抽掉了脊梁骨，走路的时候低着头，肩膀塌着，脚步拖沓，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曾经那个站在慕容府正堂台阶上睥睨天下的大将军，在戴上木枷的那一刻就消失了。
第十三天，队伍进了商州地界。秦岭的余脉在这里变成连绵起伏的丘陵，官道两旁长满了密密匝匝的毛竹，竹林深处偶尔露出一角灰瓦土墙，是当地山民的房子。吴差役说今天要翻过前面那座岭，到岭那边的驿站过夜。
岭不高，但路陡。慕容宝节走到半山腰时忽然脚下一滑，整个人栽倒在碎石路上，木枷磕在石头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巨响。陈昭平走在后面几步远的地方，看见他挣扎了好几次都没爬起来，膝盖上洇出一大片血，把灰白的囚裤染成了暗红色。
解差们停下来看着他，没有人伸手。吴差役啐了一口，说别装了，起来。慕容宝节又挣了一次，胳膊撑起来一半又塌下去，木枷磕在碎石上又发出一声响。
陈昭平走上去，把自己肩上的木枷挪了挪，弯下腰，伸出一只手。
慕容宝节没有接。他趴在地上抬起头，用那双浑浊了的眼睛看了陈昭平一眼。那一眼里没有感激，没有愤怒，只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是在看一个他曾经认识但现在已经不认识了的人。
“你不用扶我。”慕容宝节的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铁，“你扶我，我也不会谢你。”
陈昭平没有收回手。他蹲下来，把慕容宝节的一条胳膊架到自己肩上，用力把他从地上拽了起来。慕容宝节站起来时身体晃了好几下，膝盖上的血顺着小腿往下淌，但他咬着牙没有出声。
“我不是要你谢我。”陈昭平松开手，退后一步，看着慕容宝节的眼睛，“我只是觉得，你要是死在这里，太便宜你了。”
慕容宝节愣了一下，然后嘴角扯了一下。那不是笑，是某种比笑更复杂的东西，在他那张已经被风霜和屈辱打磨得面目全非的脸上转瞬即逝。
翻过岭之后，驿站出现在山坳里。那是一排破旧的土坯房，房顶上的茅草被风掀掉了一大片，露出下面黑黢黢的房梁。吴差役说今晚就歇这里，让两个解差去驿站后面的溪里打水，另外两个去卸囚车上的干粮。
陈昭平被安排在最靠边的一间屋子里，门板烂了半扇，窗户没有窗纸，山风从洞里灌进来，吹得墙角那堆发霉的稻草四处飞散。他把稻草拢了拢堆成一个窝，把行囊放在草窝里当枕头，然后靠墙坐下来，透过没有窗纸的窗洞往外看。
慕容宝节被关在隔壁。两间屋子之间的墙是薄薄一层夯土，隔音很差，他能听见慕容宝节在那边翻身的动静——木枷磕在地上，一声一声，像某种笨拙的更漏。
天彻底黑下来之后，吴差役在驿站院子里生了一堆火，烤了几块胡饼分给大家。陈昭平领到自己那一块，掰成两半，一半藏在怀里留着明天吃，另一半放在嘴里慢慢嚼。胡饼硬得像石头，嚼了半天还是满口渣。
他正在嚼饼的时候，听见隔壁传来一阵很奇怪的声音——不是翻身，不是咳嗽，而是一种压抑的、断断续续的呜咽，像是有人在用被子捂住嘴哭。
陈昭平停下咀嚼的动作，侧耳听了一会儿。确实是哭声。
慕容宝节在哭。
这位曾经让整个长安城都敬畏三分的大将军，在一个连窗纸都没有的破屋里，把脸埋在木枷和稻草之间，像一头受伤的老狼一样低低地呜咽着。哭声被夯土墙滤掉了一半，剩下的一半从缝隙里挤过来，落在陈昭平耳朵里，像一把细针。
陈昭平没有动。他靠在墙上，手里捏着半块胡饼，静静地听着隔壁的哭声。他忽然想起赵老兵转告的那句话——“他说让他恨总比让他谢好。”现在他明白了，慕容宝节不是不需要别人谢他，是不敢要。他一辈子没被人真心谢过，也没被人真心恨过，他不知道这两样东西的区别，但他知道这两样东西都比他应得的东西更重。
哭声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山坳里的夜很静，只有风穿过毛竹林的声音，沙沙的，像无数只手在翻书。
陈昭平正准备闭眼的时候，门外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
马蹄声由远及近，在驿站门口戛然而止。然后是一声马嘶，接着是沉重的脚步声。陈昭平听见吴差役在外面喊了一声“什么人”，然后是一个气喘吁吁的声音回答了什么，听不太清。
门被推开了。
站在门口的是吴差役，他身后跟着一个披着黑斗篷的人。斗篷的兜帽遮住了大半张脸，只露出一截尖尖的下巴和两片抿得很紧的嘴唇。那人走进来时带进一股山里的寒气，火堆的光在她身后晃动，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
她摘下兜帽。
是阿蘅。
陈昭平手里的胡饼掉在了地上。
阿蘅瘦了一圈，颧骨更高了，眼眶更深了，嘴唇上全是干裂的口子。她穿着一身灰布男装，头发用一根粗布条扎在脑后，脚上的布鞋磨穿了底，露出里面缠着破布的脚趾。她站在那里，胸口剧烈起伏着，显然是一路骑马追过来的。
吴差役看了看两人，没说话，把门带上退了出去。
阿蘅走到陈昭平面前，蹲下来，从怀里掏出一封信。信封上歪歪扭扭地写着“洛阳陈母托人捎”，信封已经揉皱了，边角被汗水洇得模糊不清。
“娘的信。”阿蘅的声音是哑的，像是很久没有喝过水，“你流放之前就寄到洛阳了。娘不识字，托人写了回信。信上说——她等你回家。”
陈昭平接过信，没有拆。他把信贴在胸口上，隔着囚衣，隔着皮肉，压在心跳最响的位置。他低下头看着阿蘅磨穿的鞋底和缠着破布的脚趾，喉咙里像是堵了一团浸了水的棉花。
“你怎么找到这里的？”他问。
“慕容恪帮我弄了一匹马。赵老兵给了我吴差役的名字，说这个人不坏，可以信。”阿蘅说着从怀里又掏出一包东西，打开是一双新布鞋和一小袋炒面，“鞋是我在路上缝的，面是临走时在蓝田买的。你带着。”
陈昭平接过鞋和面，放在膝盖上。他看着阿蘅的脸，忽然发现她左脸颊上有一道新的伤疤，从颧骨斜拉到耳根，已经结了痂，但痂下面还能看见粉红色的嫩肉。
“这个怎么弄的？”
阿蘅别过脸去，声音很轻：“赵姨娘被带走之前摔了东西，碎瓷片飞的。不碍事。”
两个人面对面蹲在破屋里，中间隔着半块胡饼、一包炒面、一双布鞋和一封没有拆开的信。窗外山风呜呜地吹，把毛竹的叶子吹得哗啦啦响。
过了很久，陈昭平开口了。
“你回去吧。回洛阳，照顾娘。我到了岭南就想办法写信。”
阿蘅没有回答。她站起来，走到门口时回头看了他一眼，然后说了一句话。
“吴差役跟我说，岭南那边也有代写书信的摊子。”
说完她拉开门走了出去。
马蹄声再次响起，由近及远，渐渐消融在山谷的夜风里。陈昭平坐在原地没有动，手里攥着那双新布鞋，鞋底密密麻麻的针脚硌着掌心，每一针都缝得很紧很密。
隔壁传来一声低沉的咳嗽。
然后慕容宝节的声音从夯土墙那边传过来，沙哑而疲惫。
“你媳妇走了？”
陈昭平嗯了一声。
墙那边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慕容宝节又说了一句话，声音比刚才更沙哑，像是用了很大力气才从喉咙里挤出来的。
“你有这样的媳妇，比我在长安有十个姨太太都强。”
这句话落在黑暗里，没有人接。
陈昭平拆开母亲的信。信是一个代书先生写的，字迹潦草但一笔一划都尽量写得端正。信里只有三行字——第一行说他寄回去的五两银子收到了，藏在米缸里，够花很久；第二行说洛阳今年不旱了，豆子便宜了些；第三行说，娘等你回家。
最后那个“家”字的最后一捺拖得很长，像是代书先生写到这一笔时手忽然被什么东西碰了一下。
陈昭平把信折好，和那双布鞋一起塞进行囊里。行囊里那盆文竹的叶子在黑暗中无声地舒展着，第七根新芽已经完全展开了，嫩绿的针叶密密匝匝地挤在一起，像七把撑开的小伞。
他靠在墙上闭上眼睛。
山风还在吹，毛竹林的声音还在响。远处驿站厨房里传来两个解差低低的说话声，他们在赌明天翻的岭叫什么名字，一个说是老君岭，一个说是青石岭，谁也不让谁。
陈昭平听着这些声音，忽然觉得很累。不是走了十三天路的累，是更深处的累，像有一样东西在他身体里一直绷着，绷了快两个月，现在终于松了。不是断了，是松了。松了之后才发现，原来那根弦一直在抖。
他睁开眼，伸手从行囊里摸出那盆文竹，放在窗台上。月光从没有窗纸的窗洞里漏进来，照在针叶上，每一根针叶都泛着淡淡的银光。
他想起阿蘅刚才说的最后一句话——“岭南那边也有代写书信的摊子。”
这意味着她会等他。
不是等他回去，是等他的信。
对于一个被判流放、永不叙用的人来说，有一个人愿意等你的信，已经比天还大了。
他重新闭上眼睛。
这一次，他真的睡着了。
窗台上，文竹的第八根新芽在月光下悄悄破开了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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