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弃子之寒

五月初三，距离杨思训之死已经过了二十一天。长安城的雨早就停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黏糊糊的闷热，像一块湿透的绸布捂在整座城上。陈昭平在这二十一天里去过大理寺三次，每一次都答得滴水不漏，每一次回来都觉得自己被扒了一层皮。

但真正让他感到恐惧的，不是大理寺。

是慕容宝节开始疏远他了。

起初的征兆很细微——慕容宝节召集幕僚议事时不再叫他，书房里的机密文书不再让他经手，就连每日清晨的应卯也从原来的单独召见变成了和另外三个幕僚一起。孙管事看他的眼神也变了，从前那种似笑非笑的敷衍变成了一种冷冰冰的沉默，像在看一件已经用完了的工具。

陈昭平试着向赵老兵打听情况。赵老兵犹豫了很久，最后压低声音告诉他——将军说了，姓陈的在大理寺挂了号，再让他沾手要紧事，万一哪天郑仁裕把他提去审，他嘴再硬也架不住酷刑。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闲着，让他变成一个无足轻重的人。

陈昭平听完没有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走回了耳房。

他坐在床沿上，两只手搁在膝盖上，一动不动地坐了很久。他忽然想起当初进慕容府时慕容恪说过的话——“我爹这人用人极狠，他用你的时候你就是他手里的刀，不用你的时候，刀鞘都不给你留一个。”现在他明白了，刀鞘不是不留，是根本没必要留。因为一把刀如果没有用了，它就不再是刀，只是一块废铁。

而废铁的下场只有一个。

他开始暗中留意府里的动向。他注意到慕容宝节最近频繁地和兵部的人会面，谈的都是岐州驻防的事。他注意到孙管事悄悄把他经手过的那批文书重新誊抄了一遍，理由是他“字迹潦草”。他还注意到一个更危险的信号——慕容宝节开始在外人面前改口，说他当初招揽陈昭平进府，不过是因为“看在恪儿的面子上”。

这是要切割了。

五月初五，端午节。慕容府里挂满了艾草和菖蒲，厨房煮了一大锅粽子，分给各房各院。阿蘅端着一盆粽子从厨房往外走，在回廊拐角处和人撞了一下，粽叶散了一地。撞她的人是孙管事手下的一个家丁，膀大腰圆，不但没有道歉，反而劈头盖脸地骂她没长眼睛。阿蘅蹲在地上捡粽子，那家丁抬脚踩碎了一个，粽米黏在他的鞋底上，他嫌恶地在廊柱上蹭了蹭，扬长而去。

阿蘅蹲在地上继续捡，一个一个地捡，手在抖，但脸上没有表情。有个小丫鬟路过看见了，小声对她说去告诉陈先生吧。阿蘅摇了摇头，说不用，他够难的了。

这话当天夜里就传到了陈昭平耳朵里。他在黑暗中睁着眼躺了很久，然后爬起来，点上油灯，铺开纸笔，给母亲写了第三封家书。这封家书和前面两封一样，报喜不报忧，说自己在长安一切都好，阿蘅也好，嘱咐母亲保重身体。写完之后他把信折好放进信封，然后在信封上写的寄件地址不是慕容府，而是崇仁坊那间破屋的地址——虽然他已经搬走快两个月了，但他跟房东说好了，若有信来替他收着。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只是觉得留一条不连着慕容府的线索，也许将来有一天会派上用场。

端午后的第三天，大理寺来了第四封传唤文书。这次的传唤对象不是陈昭平，是慕容宝节。

消息传回慕容府时，陈昭平正在耳房里翻那本右卫花名册。他听见院子里忽然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然后是几个幕僚压低嗓门的议论声。他推开窗户听了一会儿，听清了内容——大理寺少卿郑仁裕以“查询案情”为由，请慕容宝节到大理寺问话。

请的是“查询案情”，不是“对质”，也不是“审讯”。但这个姿态本身就已经足够震撼了——大理寺请禁军大将军去问话，这在长安官场上几乎闻所未闻。

慕容宝节去了，带着四个亲兵和一个随行的幕僚。他去的时候神色自若，还特意换了一身簇新的紫色官袍，腰间系着金带，脚上蹬着乌皮六合靴，从头到脚一丝不苟。陈昭平站在耳房门口远远地看着他上了轿子，心想这个人就算是被押上刑场，大概也会把衣冠整得一丝不苟。

慕容宝节在大理寺待了一整个下午，黄昏时分才回到府里。他回来时脸色平静，但一进书房就把门关上了，连孙管事都没让进去。陈昭平隔着两重院子看见书房窗户上透出的烛光，从天黑一直亮到三更。

第二天早晨，赵老兵悄悄来告诉陈昭平一件事——郑仁裕在大理寺问了慕容宝节什么问题他不知道，但郑仁裕还传了一个人去问话，那个人不是慕容府的，是孙管事手下的那个胖家丁，就是端午节那天踩碎阿蘅粽子的那个。

陈昭平心里一跳，问赵老兵那胖家丁在大理寺说了什么。赵老兵摇了摇头，说那家丁回来后就被孙管事调去了岐州的前哨营，天不亮就走了，走得极急，像是被人从被窝里揪出来塞上马车的。

事情到这里开始变得微妙了。

郑仁裕传了慕容宝节，又传了一个慕容府的家丁，问完话之后人就被火速调走了。这说明两个问题——第一，郑仁裕盯上的人不只慕容宝节，还有慕容府里每一个可能知情的人；第二，那个胖家丁被调走，说明慕容宝节怕他说出什么。

他怕他说出什么？

陈昭平开始回忆那个胖家丁在府里的职事。他是孙管事手底下的，平时负责正堂的卫生和布置。四月十二日那天设宴，正堂的布置就是他负责的。陈昭平越想越觉得心惊——如果那胖家丁知道些什么，那一定是和那天宴席上发生的事情有关。而慕容宝节把他调走，与其说是保护他，不如说是把他送到了岐州前哨营那种随时可能死人的地方。

死人不会说话。

想通这一层的那个瞬间，陈昭平忽然觉得浑身发冷。五月的长安已经热得让人出汗，他却从骨头缝里往外冒寒气。他用力搓了搓自己的手臂，想让那股寒气散掉，但它不散。

傍晚时分，慕容恪忽然闯进了他的耳房。这位将军府的纨绔公子已经很久没来找他了，自从那天带他看斗鸡之后，两人见面的次数一只手都数得过来。慕容恪今天没有笑嘻嘻的，脸上带着一种陈昭平从未见过的表情——焦虑。

他进门也不寒暄，劈头就是一句：“你赶紧走。”

陈昭平愣了一下，问他什么意思。慕容恪压低声音说今天下午他在父亲书房外面偶然听见了一段话——慕容宝节在和孙管事商量，说大理寺的人盯得太紧了，姓陈的留在府里迟早是个隐患。孙管事说可以把他调到岐州的前哨营去，和那个胖家丁一样。慕容宝节想了想，说再等等，岐州也太近了，要送就送远一点。

送远一点。

这三个字从慕容恪嘴里说出来的时候，陈昭平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在耳朵里轰隆隆地响，像是有人在远处擂鼓。他问慕容恪为什么要告诉他这些，慕容恪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句让他意外的话。

“你救过我。而且你媳妇给我姨娘梳头的时候，从来没抱怨过一句。我见过的人多了，好人坏人我分得清。”

说完他站起来就走了，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陈昭平一眼，那眼神里有愧疚，也有无奈。那是一个从小被父亲权威压着长大的少年，第一次试图违抗父亲，却发现自己什么都做不了时才会有的眼神。

陈昭平送走慕容恪，在门口站了很久。晚风从院子里吹过来，廊下的灯笼晃动着，把地上的影子摇得粉碎。

他转身回到屋里，开始收拾东西。他先从床板下面的暗格里取出那只封着红蜡的青瓷瓶，又取出那张他默写的右屯卫大营布局图，还有那张慕容府院落布局图。他把这三样东西放在桌上，盯着它们看了很久。

青瓷瓶是罪证，也是慕容宝节留在他手里的刀。布局图是他给自己攒的退路。这些东西哪一样都不能丢，但哪一样都可能让他死得更快。

最后他把青瓷瓶用布包好塞进靴筒里，把两张布局图折成指甲盖大小的方块塞进腰带内侧的暗缝里，然后从暗格里取出那包五两银子，揣进怀里。做完这一切，他出了耳房往后院走去。

阿蘅正坐在小屋门槛上缝补衣裳，手里那件是他唯一一件襕衫的袖口，袖口磨破了，她用一块颜色相近的蓝布细细地补。看见他来，她抬起头，还没说话，陈昭平便在她面前蹲下来，把事情简单说了一遍。

他说的是实话，没有隐瞒，也没有粉饰。他说自己帮慕容宝节做了不该做的事，现在慕容宝节要把他弄走，也许比弄走更糟。他说他得想办法给自己找条活路，但他需要阿蘅继续留在赵姨娘身边，因为后院里的消息只有她能递出来。

阿蘅听完，手里的针停了一下，然后继续缝。她的手指很稳，一针一线缝得不紧不慢，仿佛刚才听到的不是生死攸关的话，而是一段无关紧要的闲话。

缝完最后一针，她把线头咬断，抬起头看着他。

“你去吧。”她说，声音很平，像冬天结了冰的湖面，“赵姨娘那边我会替你盯着的。”

陈昭平看着她的脸，忽然发现她和当初在洛阳嫁给他时已经大不一样了。那时候她的脸上还有少女的圆润和红润，现在脸颊凹陷了，颧骨突出来了，嘴唇干裂了，眼角的细纹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格外深。短短三年，她从一个豆腐坊里手脚麻利的姑娘，变成了一个人形暗桩。

他伸手握了一下她的手，那只手冰凉的，粗糙的，掌心全是洗衣裳磨出来的茧。她被他握住的那一刻身体僵了一下，像是很久没有被人碰过一样。

然后他松开手站起来，转身走了。

走回耳房的路上他一直在想一件事——慕容宝节说“送远一点”。多远算远？岭南？凉州？还是比这些地方更远更黑的地方？他不知道。但他知道的是，如果他不主动做点什么，等慕容宝节把他的去向安排好了，他连选择的余地都没有。

夜渐深了。陈昭平坐在桌前，面前摊着大理寺少卿郑仁裕的传唤记录——他去大理寺三次，每次都把郑仁裕问他的话和他说的话默写下来，回到耳房后再整理成册。这是他为慕容宝节做的事情，也是他为自己留的底牌。

他翻开册子，一页一页地看，看到某一页时忽然停下了。

那一页上记着郑仁裕第二次传他时问的一个问题——“杨将军席间用的酒杯，府里一共收走了多少只？”他当时的回答是记不清了，约莫有七八只。郑仁裕没有继续追问，但他在那个问题旁边画了一个小小的墨点。

为什么画墨点？当时他觉得郑仁裕问这个问题的语气有些特别，但没有深想。现在他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忽然想到一种可能——郑仁裕可能在酒杯的数量上发现了矛盾。如果杨思训用过的那只酒杯失踪了，那么收走的酒杯总数就和上桌的酒杯总数对不上。而这种数量上的出入，本身就是一种证据。

陈昭平合上册子，闭上眼睛。他在脑子里把四月十二日那天晚上的所有细节又过了一遍——酒杯的数量、酒壶的样式、杨思训倒地的位置、慕容宝节从正堂走到前院花的时间。每一个细节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因为那些东西早就刻在他脑子里了，刻得比墓碑上的字还深。

过到某个细节时他忽然睁开眼睛，手指在桌上划了一个字。

那个字是“证”。

他不确定这意味着什么，但某种直觉告诉他，只要他还活着，只要他还能说话，他就是那场宴席上唯一一个能把慕容宝节和杨思训的死联系在一起的人证。慕容宝节想把他“送远一点”，不是因为他知道太多，而是因为他这个人本身就是一个不可消除的证据。

想通这一层，陈昭平忽然觉得胸口有什么东西被抽走了，空落落的，凉飕飕的。他低头看着桌上那盆文竹——第四根新芽已经长成了完整的针叶，第五根嫩芽刚刚冒出头来，嫩得几乎透明。

他伸手轻轻碰了碰那根嫩芽，然后站起来，吹灭油灯，重新躺回床上。

黑暗中他做了一个决定。

他要见郑仁裕。

不是被传唤的时候去，是自己去找。他要赶在慕容宝节把他送走之前，把该说的话说出来，把该交的东西交出去。

至于说出这些话之后他是死是活，那不是他现在能考虑的问题。

他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墙壁很冷，灰浆粗糙，贴在脸上像砂纸。他闭上眼睛，听着窗外走廊里巡逻亲兵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

脚步声消失之后，他听见了一个更远的声音，是后院那边传来的，隐隐约约听不清楚，像是有人在唱歌，又像是在哭。

那是赵姨娘屋里传来的声音。

不是笑，是哭。

这是陈昭平进慕容府以来，第一次听见赵姨娘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