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十五日,周峻生的百日法事。
按青城的风俗,人死百日要做一场像样的法事,请和尚念经、烧纸扎、放焰口,把亡灵从阳世彻底送走。周太太为这场法事准备了整整半个月——请了城外慈云寺的三个师父,订了满满一车纸扎的元宝、金条、纸马,还特意让人扎了一栋三层的纸楼。纸楼的样子是按照周家老宅缩比做的,青砖墙、红瓦顶,连天井里那两盆铁树都用绿纸剪了一模一样的摆进去。苏瑾帮着把纸楼搬上车的时候,盯着那两盆纸铁树看了好一会儿。纸叶子剪得很像,但轻飘飘的,风一吹就在车斗里簌簌地抖。
法事地点在慈云寺后山的往生堂,离青城市区大概十里路。周家包了一辆面包车,早上八点出发。周世昌坐在副驾驶座,周太太、孙姐、周峻平坐在后排,徐慧芳陪周峻伟坐另一辆车——周峻伟是跟医院请了四个小时的假,挂完两瓶点滴才出的院门,整个人靠在车座上,脸色蜡黄得像一面旧铜镜。
苏瑾最后一个上车,怀里抱着一个白布包袱。包袱里是周太太让她准备的供品——馒头、水果、香烛和一瓶新灌的灯油。她把包袱放在膝盖上,坐在中排靠窗的位置,旁边是孙姐。面包车开动的时候,孙姐压低声音对她说了句:“今天不管出什么事,你都别往前凑。人多眼杂,和尚们嘴巴又不牢。”苏瑾点了点头,把目光转向车窗外。青云巷的梧桐树一棵接一棵地往后退,春天的阳光打在树叶上,绿得像假的。
往生堂在半山腰,是一座灰砖砌成的旧式殿堂,堂前有一个不大的土坪,土坪边沿长着几棵歪脖子松树。面包车在土坪上停下来的时候,苏瑾看见殿门口已经摆好了一排纸扎和一张供桌,三个穿灰布僧袍的和尚正在供桌前焚香。香烟被山风吹得往一边倒,像一条看不见的河往山谷里淌。
法事从上午十点开始。和尚们敲着木鱼念《地藏经》,周家人按长幼顺序跪在蒲团上一一磕头上香。苏瑾站在人群最外围,离供桌大概十步远,后背靠着一棵松树。她在周家八个月,已经学会了一个厨娘在这种场合该站的位置——既能随时上前添茶续香,又不会进入主人家的视线中心。从她站的位置看过去,周家所有人的侧影一字排开。周世昌跪在第一个蒲团上,背挺得笔直,磕头的时候腰弯得比任何人都浅,像是在给菩萨行一个敷衍的见面礼。周太太跪在他旁边,佛珠攥在手里,嘴唇不停地翕动,比和尚念得还快。周峻平跪在第三位,姿势端正而克制。周峻伟被徐慧芳扶着跪在第四位,膝盖还没挨到蒲团,额头上已经冒出了一层虚汗。
苏瑾的目光在周峻伟身上停了一下。他在病号服外面套了一件宽大的藏青色中山装,袖口卷了两道,露出手腕上一排密密麻麻的针眼。他从医院出来之前打的那两瓶点滴里,有一瓶是葡萄糖,另一瓶是护肝的药。没有一个医生知道,他每天早上喝的那碗白粥里,在她昨天最后一次送饭时已经掺了最后一剂秋水仙碱。
这最后一剂不是用来杀他的——是用来把他彻底钉在病床上的。她计算好了剂量,让他在法事上还能勉强支撑,但回到医院之后肝功能会再一次急剧恶化。这一次恶化会和“环境因素”挂钩——医生会认为,是他擅自离开医院、在山风里跪拜了一上午导致了病情反弹。没有人会往中毒的方向再想了。省厅的毒理报告把嫌疑锁在了那把勺子上,勺子已经在她看不见的地方被检测了无数次,而她已经不再碰那把勺子。她换了一个新的投毒途径——周峻伟每天必用的搪瓷漱口杯内壁,用秋水仙碱溶液提前浸泡后晾干,残留的药物在热水漱口时重新溶解,透过口腔黏膜直接进入血液。
法事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和尚们开始放焰口。木鱼声和诵经声忽然拔高了调门,三个和尚围着供桌转圈,一边转一边把供桌上的馒头掰成小块往山下扔,意思是施食给孤魂野鬼。周太太在这时候忽然哭出了声——不是小声抽泣,是那种从胸腔深处挤出来的嚎啕大哭,声音在山谷里回荡着,把树上的几只鸟惊得扑棱棱飞了起来。她一边哭一边喊峻生的名字,喊得嗓子都劈了。孙姐赶紧上前去扶她,被周世昌一个眼神制止了。周世昌站在旁边,面无表情地看着自己的妻子瘫在地上哭嚎,像在看一场早就知道会发生的演出。
苏瑾看着这一幕,从口袋里摸出了那个小布包。布包里就是那封她几个月前写好的“遗书”。蜡封完好,信封上的字迹依旧潦草而焦躁,和周峻伟在焦虑状态下写出来的字迹如出一辙。她在法事前半段的某个间隙——当所有人都在供桌前磕头、后院空无一人的时候——已经进过一次往生堂的后殿,把这封信塞进了供桌底下那个堆放香烛纸钱的旧木柜抽屉最底层。抽屉里全是陈年旧物——断掉的佛珠、烧了一半的蜡烛、发霉的黄纸。一封信塞在里面,不会有人立刻发现,但也不会永远不被发现。她只需要等一个时机。这个时机不是由她来制造的,而是由周峻伟的病情来制造的。当他再一次被推进急救室、当医生再一次给周家下达病危通知、当周家的恐慌达到顶点的时候,一定会有人开始在周家的每个角落里翻找线索。到时候,这封信会自己浮出水面。
法事在下午两点结束。周家人收拾供品,送和尚下山,把纸扎堆在土坪上点火烧化。纸楼在火里烧得很快,火苗舔上纸做的青砖墙、红瓦顶,几秒钟之内就把整栋楼吞噬了。那两盆纸铁树是最后烧完的,在火焰中心蜷缩成一团绿色的纸灰,然后散开,被山风卷到半空中,飘飘扬扬地往山谷里落。周太太站在火堆旁,眼泪把脸上的粉冲出了两条沟。周世昌站在她身后两步远的地方,手里拄着伞,没有去扶她。
回到青城市区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苏瑾在巷口下了车,跟孙姐打了声招呼说去菜市场买明天早上的菜。她其实没有去菜市场。她沿着江口路走了很远,一直走到副食品商店门口。那家店已经关了门,铁栅栏拉得严严实实,门口的地面上丢着几片烂菜叶和一张被风吹皱的晚报。她站在门口的水泥台阶上,弯腰坐下去,把双手放在膝盖上。六年前的九月十二日下午五点半,姐姐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回头冲她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停在1979年秋天的傍晚,再也没有走过一步。
她从台阶上站起来,走到江口路与临江路交叉口——当年周峻生和他的同伙就是从“老正兴”饭馆里摇摇晃晃走出来的。饭馆还在,招牌换了一块新的,霓虹灯管在暮色里闪着红红绿绿的光。她站在马路对面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往回走。
回到周家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她推开厨房门,点亮了灶台上的煤油灯。然后她蹲下去打开衣柜底板,把藏在底下的那个小木箱拖出来。开锁,掀盖。里面的东西都还在——林巧珍的半张毕业照、沈月娥留给她那张假身份证、翻烂了的《中草药手册》、快写满了的工作手册、几根针灸用针、几个空的玻璃小瓶。她把工作手册拿出来,翻到新的空白页,用圆珠笔写字。
“周峻伟。1985年4月16日。第三阶段投药已全部完成。累计剂量足够在两周内引发肝功能崩溃。当前状态:仍在市人民医院住院,每日接受护肝治疗,但治疗本身已无法逆转秋水仙碱造成的细胞损伤。预期他将在4月下旬进入肝昏迷阶段。届时,遗书将随周家内部恐慌的蔓延而被发现。发现后,遗书的指向性需满足:1. 将中毒归因于周峻伟本人的精神状态(疑病、焦虑、自杀倾向);2. 呼应他出院后反复表达过的‘不想活了’的言论;3. 将投毒工具不可追溯化——信中将不提具体毒物,只表达‘吃了什么自己也不清楚’的混乱感。遗书被发现的时间点必须在他的死亡之前、但在医生宣告不可逆之后。太早,他还能说话反驳;太晚,遗书就成了毫无价值的废纸。”
写完,她把本子搁在膝盖上,仰起头,在煤油灯昏暗的光线里闭上了眼睛。厨房的窗外传来铁树叶子在夜风中相互摩擦的声音,像许多细小的牙齿在轻轻磕碰。
就在同一天晚上,青城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二楼,柯正明的办公室里亮着一盏台灯。他面前的桌面上摊着从省厅寄回来的全部毒理检测报告,他用红笔把一行数据圈了出来——秋水仙碱残留,阳性。检测物品:青花瓷勺(物证编号085-01),残留浓度:釉面微裂纹内层检出0.17mg/kg。
他摘下眼镜,用拇指和食指捏着鼻梁。然后他从抽屉里拿出那份被局长退回来的报告,翻到最后一页,看着那行批语——“江口路事件已经办结归档,不宜重新启动调查。如发现新的刑事案件线索,可另案处理。”他在这行字下面用红铅笔画了两道加重线,然后拿起桌上的电话,拨通了省公安厅的号码。
电话响了很久,那头有人接起来了。“喂?”
“老马,是我,柯正明。上次请你做的笔迹鉴定,还有那本《中草药手册》上的指纹比对,结果到底什么时候能出来?”
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老马用一种谨慎的、压低了的声音说:“指纹报告其实前天就出来了。书上除了沈月娥的指纹,还有另一个人的指纹——完整清晰,十枚里有六枚对得上林婉清在棉纺织厂档案里的存底。”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
“我昨天给局长打了电话。”老马的声音又压低了一度,“局长让我先把报告放一放。”
柯正明握着话筒,手背上青筋暴了一下。他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然后用一种比平时更低、更慢、更冷的声音说:“老马,你把报告锁好。除了我本人,谁都不能碰。听见了吗?”
“听见了。”
他挂掉电话,在椅子上坐了很久。台灯的光圈罩着他的笔记本,笔记本摊开的那一页上,他昨天晚上用铅笔写了三个名字。第一个是“周世昌”,旁边画了一个箭头,指向“权力网”。第二个是“林婉清”,旁边画了一个箭头,指向“苏瑾”。第三个名字是“周峻伟”,旁边打了一个问号,问号下面写了一行小字——“他是第一个受害者还是最后一个?”
他拿起笔,在“周峻伟”的名字下面又画了一个新的箭头,箭头指向了四个字——“正在发生”。
然后他把笔记本合上,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青城市公安局的院子,几棵梧桐树在路灯下投下长长的影子。春天已经过半了,风从半开的窗缝里吹进来,带着一种温润的、泥土苏醒的气息。他站在窗前,把刚才那通电话里老马的话在心里翻来覆去地过了好几遍。
局长让他把报告放一放。这说明周世昌的人已经把手伸到了省厅。不是说省厅里有人彻私枉法,而是周世昌在青城官场经营了三十年的那张网,仍然足以让某些人在程序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拖延时间。
他想到了周峻平。他在周家门口碰到那个戴着黑框眼镜的年轻人时,对方说过一句话——“如果查到了什么,不要先跟我父亲说。先跟我说。”当时柯正明以为那只是一个对家族不满的儿子的情绪化表态。但现在回头看,那可能是一个他还没有完全理解的重要提示。也许周峻平掌握着某种他需要的信息——不是关于谁是凶手,而是关于周家内部正在发生的变化。那些变化,或许比毒理报告更能解释为什么这个家里的人一个接一个地倒下。
他回到办公桌前,拿起笔,在笔记本上“周峻平”的名字旁边画了一个星号。明天他要去一趟计委。
而此刻,在青云巷周家厨房那扇紧闭的木门后面,苏瑾把工作手册锁回了小木箱,吹灭煤油灯,在竹床上躺下来。她双手交叠放在腹部,呼吸平稳,眼睛在黑暗中睁着。窗外,月光透过铁树的叶片照进来,在天花板上投下破碎的银色光斑。她看着那些光斑,心里默默计数——距离周峻伟最后一次喝她用搪瓷杯泡的药茶,已经过去了整整二十四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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