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江口血夜

江口路的夜来得特别迟。1979年9月12日，下午五点半的光景，天色还亮着，但江口路与临江路交叉口已经聚起了一团不同寻常的阴影。

林婉清永远记得那个时刻。她站在马路对面的副食品商店门口，手里攥着半斤肉票和一张被汗水浸软的钞票。姐姐林巧珍走在她前面三步远的地方，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回头冲她笑了一下。

那笑容还挂在嘴角，那群人就出现了。

他们像是从路边的梧桐树影里长出来的，又像是从江口路那个有名的“老正兴”饭馆里飘出来的酒气凝结而成。领头的是个穿的确良军便服的年轻人，脸很白，眼睛细长，嘴角叼着一根没有点着的香烟。他身后跟着七八个人，年龄都在二十出头，有的穿着工作服，有的敞着衬衫领子，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一种懒洋洋的、什么都不怕的神情。

林婉清后来才知道，那个领头的叫周峻生。他父亲叫周世昌，是青城市革委会的常委，母亲是市纺织工业局的副局长。在那个年代，这个出身足以让他在青城市的任何一条马路上横着走。

“呦，这小妞不错。”周峻生身边一个矮胖的年轻人先开了口，他嘴里喷着酒气，步子有些摇晃。他们刚从“老正兴”喝完酒出来，正愁着无处消遣。

林巧珍低下头，想绕过他们走过去。那年她二十二岁，在青城棉纺织厂做挡车工，长得像一株清秀的铃兰，纤细、干净，带着一点怯生生的安静。她的人生经验告诉她，碰到这种人，最好的办法就是低头快走。

但周峻生横跨一步，挡在了她面前。

“急什么？聊两句。”他把那根没点着的烟从嘴角拿下来，用烟蒂那端挑起林巧珍的下巴。

林婉清在马路对面看见了这一幕。她的手指骤然收紧，肉票的边角刺进了掌心。她想冲过去，但脚像是被钉在了水泥路面上。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恐惧像冰水一样从头顶浇下来，让她浑身僵硬。

“放开我。”林巧珍的声音很轻，轻得几乎听不见。

周峻生没放。他反而凑近了，笑着说了一句什么。林婉清没听清那句话，但她看见姐姐的脸一下子涨红了，然后猛地抬手打了周峻生一个耳光。

那声脆响在傍晚的空气里炸开，像一根细树枝被踩断了。

“嘿，这娘们儿还挺烈！”矮胖子怪叫起来。

然后一切就像溃堤的洪水一样，再也收不住了。

周峻生的脸色变都没变，只是伸手抹了一下被打的地方，然后一把揪住了林巧珍的头发。林巧珍发出一声尖叫，整个人被拽倒在地。衬衫领子被扯开了，扣子崩落，掉在柏油路面上弹了两下。

“敬酒不吃吃罚酒。”周峻生说。

周围开始有人围过来了。那个年代，青城市的街道上什么都有可能发生。革委会的高音喇叭天天喊着“安定团结”，但年轻人们心里窝着一团说不清的火。下乡知青大批回城，没有工作，没有前途，只有过剩的精力。而江口路一带，本来就是个三教九流混杂的地方。

围过来的人越来越多，从十几个变成几十个，从几十个变成上百个。他们把林巧珍和周峻生围在中间，像看一出不要钱的戏。没有人出来制止。有几个人甚至开始起哄，吹口哨，叫好。

林婉清站在人群外围，像一只被潮水冲上岸的鱼，张着嘴却发不出声音。她看见姐姐在地上翻滚、挣扎，衬衫被撕裂了，露出里面的白色背心。周峻生的几个同伙冲上去，有人按手，有人按脚，有人拿着一瓶从饭馆带出来的啤酒往她身上浇。

“叫啊，再叫啊。”周峻生蹲下去，用一种慢悠悠的语调说，“叫你那个在厂里当工会主席的老子来啊。”

他知道林巧珍的父亲是棉纺织厂的工会副主席。那个信息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但他说的时候带着一种有恃无恐的轻蔑。一个工厂的工会副主席，在他眼里大约只是一个笑话。

林婉清终于喊出了声。但那声音被淹没在人群的嘈杂里，像一根针掉进了海里。她拼命往人群里挤，却被一层又一层的脊背弹回来。有人推了她一把，骂了一句难听的话。她跌坐在人行道上，膝盖磕在水泥地上，血渗了出来。

人群的中心，林巧珍的挣扎渐渐弱了下去。她的碎花衬衫已经完全被撕烂了，裸露的肩膀和手臂上布满了抓痕和淤青。她的眼睛睁得很大，望着天空，嘴角有一丝血迹。那个矮胖子正在解她的裤腰带，动作粗鲁而熟练，像是做过无数次一样。

就在这时，一辆13路公交车沿着江口路开了过来。

司机姓王，是个四十多岁的老实人。他看见前方路口堵了一堆人，就踩了刹车，按了两下喇叭。喇叭声在嘈杂的人声中显得很刺耳，人群暂时安静了一瞬。

周峻生直起身子，朝公交车的方向看了一眼。然后他对身边的同伙使了个眼色。几个年轻人立刻朝公交车走过去，其中一个捡起路边的一块砖头，砸向公交车的挡风玻璃。

玻璃“哗啦”一声碎了。王司机吓得从座位上跳起来，乘客们开始尖叫。有人想下车，但车门被那些年轻人堵住了。砖头又砸了几下，车窗一扇接一扇地碎裂。一个老太太被碎玻璃划破了额头，鲜血顺着皱纹流下来，像一张红色的网。

然后有人点着了火。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火，林婉清没有看清楚。她只看见火光从公交车的尾部窜起来，橙红色的，在渐暗的天色里格外醒目。乘客们发疯一样从车窗往外爬，有人摔在地上，有人被踩踏，哭声和骂声混成一片。

公交车烧起来了。浓烟滚滚，带着刺鼻的橡胶燃烧的气味，弥漫了整条江口路。

这时候，治安执勤队的哨子声才响起来。

三个戴红袖章的中年男人从街道尽头跑过来，手里拿着哨子拼命吹。他们是街道组织的治安执勤队，平时负责处理邻里纠纷和抓小偷小摸。面对眼前上百人的混乱场面，那三声哨子微弱得像三只蚊子在嚎叫。

矮胖子放开了林巧珍的裤腰带，抬起头朝那三个执勤队员看了一眼，然后慢慢站起身来。另外几个同伙也跟着站起来。周峻生从兜里摸出一根烟，这回他点着了，深深吸了一口。

三个执勤队员挤过人群，走到了中心。他们看见了地上的林巧珍——头发散乱，衣衫破碎，满身是伤，像一只被拆碎的布娃娃。年龄最大的那个队员蹲下去想把她扶起来，手指还没碰到她的肩膀，周峻生就开了口。

“别动。”

两个字，很轻，像在跟熟人打招呼。

老队员抬起眼睛看着周峻生，脸色变了几变。他认出了这个年轻人。半年前，这个年轻人在街道办砸了一个干部的办公室，事后什么事都没有。两个月前，他带着一帮人在人民公园打架斗殴，把三个人打进了医院，最后是对方家属去赔礼道歉。

“这是怎么回事？”老队员的声音有些发颤。

“没事。”周峻生吐出一口烟，“这娘们儿偷了我的手表，被我们抓了现行。”

人群里有人发出笑声。那笑声很短促，像是被什么压住了，但确实是笑声。老队员的嘴唇哆嗦了一下，他低头看了看林巧珍——她正在用一种细弱到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没有……我没有……”

“听见了？”周峻生说，“她说没有。那就算了吧，我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他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碾灭，然后拍了拍手上的灰，“走了，兄弟们。”

他转过身，朝人群外走去。同伙们跟在后面，有的还在嘻嘻哈哈。矮胖子走过林巧珍身边时，低头朝她啐了一口唾沫。

人群自动给他们让开了一条路。上百个人，像摩西面前的红海一样分开了。周峻生走出去几步，忽然又回过头来，对着地上蜷缩着的林巧珍说了一句话。

“下次出门看着点路。”

然后他走了。那些同伙跟着他，像一群吃饱了肉的鬣狗，懒洋洋地消失在江口路的暮色里。

三个执勤队员这才敢把林巧珍扶起来。她已经站不住了，两条腿像面条一样软。老队员脱下自己的外套裹在她身上，外套很短，遮不住多少地方。

林婉清终于冲到了姐姐面前。她跪在地上，双手捧起姐姐的脸。林巧珍的眼睛还是睁得很大，眼珠在转动，看见了妹妹，嘴唇翕动了一下，想说什么，但只发出一声气音。

“姐。”林婉清的声音是哑的，“姐，是我，是我。”

林巧珍的嘴唇又动了动。这回林婉清听清了。她说的是：“别告诉爸。”

然后她的头往旁边一歪，晕了过去。

公交车还在燃烧。围观的人渐渐散去了，像退潮一样，留下满地的碎玻璃、踩烂的鞋子和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腥臭味。有人踩灭了烟头匆匆离开，有人推着自行车快步走过，每个人都低着头，每个人都急着回家吃晚饭。

没有一个人留下来。

那天晚上，林巧珍被送进了青城市人民医院。诊断结果是：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左侧三根肋骨骨折，右臂脱臼，颅脑外伤，以及——下体撕裂性损伤。

林婉清坐在急诊室走廊的塑料椅子上，膝盖上的伤口已经结了痂。她不记得自己是怎么来医院的，也不记得是谁帮忙叫的救护车。她只记得从急诊室的门缝里看见姐姐的身体被白色的床单盖住，只露出一截手臂，手腕上还挂着被扯断的表带。

那是父亲送给她的上海牌手表，21钻的，攒了半年的工资和工业券才买到的。表带被扯断了，表盘裂了，秒针停在下午五点半。

五点半。那是姐姐回头看她的时间。

走廊尽头传来脚步声。林婉清抬起头，看见一个穿灰色中山装的中年男人大步走过来。他个子不高，但肩膀很宽，走路的姿态带着一种车间里才有的笃实和稳重。他身后跟着一个脸色苍白的女人，女人的手里还攥着一条来不及叠好的围裙。

“爸，妈。”林婉清站起来，声音碎成了渣。

林正邦——青城棉纺织厂的工会副主席——没有看小女儿。他径直走到急诊室门口，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门，走了进去。林母跟在后面，围裙从手里掉在地上也没察觉。

不到一分钟，急诊室里传出林母的一声哭喊。那声音不像人的声音，像某种被踩断了脊梁的动物的哀嚎，尖锐、绝望，穿透了医院走廊的每一寸墙壁。

林婉清站在门外，靠着冰冷的墙壁，慢慢滑下去，蹲在地上。她想哭，但眼睛里干得像一口枯井。她只是蹲在那里，听着母亲不间断的哭声和父亲沉默的呼吸声，觉得胸腔里有什么东西正在一点点地碎裂。

那是一种从内而外的撕裂感，像一根生了锈的钉子，慢慢地、慢慢地旋进她的心脏。她说不清那是什么感觉。过了很多年，当她坐在警察面前平静地叙述这一切的时候，她才找到了那个词。

嫉妒。

是的，她在那一刻感受到的，是一种无比纯粹、无比滚烫的嫉妒。

她嫉妒周峻生可以那么轻松地走掉。她嫉妒那些围观的人可以那么轻易地离开。她嫉妒这个世界给他们准备了那么宽阔的退路，而给她姐姐的，只有一张窄窄的急救床。她不想要任何补偿，不想要任何道歉，她想要他们尝尝她现在正在品尝的一切——这种被人踩在泥里、毫无尊严、求助无门的感觉。

这种嫉妒不求任何获益。

它只求毁灭。

那一夜，林婉清在医院的走廊里坐到了天亮。当第一缕晨光照在走廊尽头蒙了灰的玻璃窗上时，她站起来，走到洗手间，用冷水洗了一把脸。镜子里的她面容苍白，眼睛红肿，但目光是干的。

她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轻得连她自己都差点听不见，但每一个字都像是从胸腔最深处榨出来的。

“周峻生。我记住了。”

洗手间的水龙头还在滴水。滴答，滴答，像一只走得极慢的表。

她没有回家，也没有再去那间急诊室。她走出医院大门，沿着江口路走了两站路的距离，在路边的公用电话亭里拨了一个号码。电话那头响了很久，终于有人接起来。

“喂？”

“表姨，是我，婉清。”她的声音恢复了平静，甚至带着一点点久别重逢的暖意，“我想去你那边住一段时间。”

电话那头的女人沉默了几秒，大概是从这平静里听出了什么不平静的东西。但她没有追问，只是说：“来吧。我给你铺床。”

林婉清挂掉电话，推开电话亭的门。清晨的江口路上已经有了行人，早班的公交车轰鸣着碾过那些还没来得及清扫干净的碎玻璃，发出细碎的噼啪声。

没有人注意到昨天这里发生过什么。

一切都在照常运转。

她站在路边，等去长途汽车站的公交车。秋风把路边的梧桐叶吹得沙沙响，有几片叶子落在她的脚边。她低头看了一眼——那片叶子的形状，像一只张开的手掌。

公交车来了。她上车，投币，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车窗外，青城市的街景一帧一帧地向后退去，江口路的梧桐树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最后消失在清晨的薄雾里。

她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手腕上那个空荡荡的位置——姐姐的表停在了下午五点半。

而她的表，刚刚开始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