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夜之后，界河边起了风。不是白天那种从山谷里吹上来的暖风，是从河面上刮过来的冷风，带着水腥气和腐烂芦苇的味道，灌进吊脚楼的竹帘缝隙里，吹得煤油灯的火苗东倒西歪。
老廖又点了一盏灯。两盏灯的光把屋子照得半明半暗，墙上的人影随着火苗的跳动不停地变形。岩光在门口铺了一张草席，盘腿坐在上面，手里握着一串已经被磨得发亮的佛珠，嘴唇微动，不出声。赵小伟在里屋睡着了——老廖给他铺了一张行军床，他躺上去不到一分钟就沉进了连梦都没有的黑暗里。
陈常之坐在桌前，把岩温的内存卡重新插进执法记录仪，一个一个地翻看那些视频文件。七个视频，横跨一年半的时间，拍摄地点从修车铺到三号卡点，从派出所后院到一间他从未见过的办公室。每一个视频都标注了日期和时间，每一个视频都拍到了不该被拍到的东西。
第四个视频放完的时候，老廖从藤椅上站起来，走到他身后。
“你在找什么？”
“找一个人。”陈常之把视频暂停，画面定格在那间陌生办公室的铜牌上。铜牌上的字被阴影遮住了一部分，只能看到“省公安厅”三个字和后面的一个“监”字。“这间办公室是刘锦堂的。但岩温不可能进过刘锦堂的办公室——他在省厅，岩温在边城，中间隔着四百公里。”
“有人替他拍的。”老廖说。
陈常之把视频往前倒。这个视频的拍摄角度很低，镜头从办公桌侧面斜着拍过去，像是拍摄者把设备放在了膝盖上或者放在一个低矮的台面上。画面里出现了一只手——正在给拍摄者倒茶。那是一只女人的手，手指细长，指甲修得很整齐，手腕上戴着一只银色的手镯，款式简单，不是值钱的东西，但被擦得很亮。
“这个人是谁？”陈常之问。
老廖凑近屏幕，盯着那只手看了很久。然后他走到柜子前，从最下层的抽屉里翻出一本泛黄的相册。相册的塑料膜已经老化发脆，翻页的时候发出细碎的碎裂声。他翻到中间一页，抽出一张旧照片，放在桌上。
照片上是三个人的合影。左边是老廖，年轻了二十岁，穿着白大褂，站在县局门口。中间是一个中年人，国字脸，浓眉，陈常之认出了那张脸——马卫国。右边是一个女人，二十多岁，穿着那个年代的碎花连衣裙，左手腕上戴着一只银手镯。
“她是马卫国的妻子？”陈常之问。
“马卫国的遗孀。”老廖纠正了他的用词，“马卫国死后，她在县局做保洁。不是编制内的，是临时工。刘锦堂当时在县局当副局长，把她安排进了省厅的后勤部门。说是照顾遗属。”
“她现在在哪里？”
“还在省厅。后勤科的临时工，负责打扫办公楼。”老廖把相册合上，“马卫国的遗孀，在刘锦堂的楼下扫地倒了八年茶。每次刘锦堂办公室来了客人，都是她进去倒水。”
陈常之重新看向屏幕上那只手。银手镯，细长手指，熟练的倒茶动作。拍摄角度很低——如果拍摄者是把设备放在膝盖上，那拍摄者当时正坐在刘锦堂办公室的沙发上，以客人的身份喝着一杯茶。
马卫国的妻子在倒茶的时候，用藏在膝盖上的手机拍下了刘锦堂办公室里的谈话。
她不是后勤工。她是马卫国死后被安插在省厅的幽灵。她等了八年，等的也许就是一个能把这段视频带出省厅的人。而岩温——一个边境小镇的修车铺老板，不可能是这个人。中间还有一个人。
“林警官。”陈常之说，“岩温和小林之间有联系。小林和马卫国的妻子之间，是不是也有联系？”
老廖没有回答。他重新坐回藤椅上，点了一支烟。烟雾在煤油灯的光里缓慢地翻卷，像一个正在思考的人。
“马卫国的妻子叫什么？”
“方雅琴。”老廖说，“她进省厅后勤科的第二年，小林被从边城派出所调到了县局档案室。调令是刘锦堂签的。”
“刘锦堂把小林调到档案室，是为了把他放在眼皮底下看着。但他没想到，小林在档案室里反而能接触到更多的东西。”陈常之把视频关掉，屏幕暗了下来，“方雅琴在省厅拍了视频，交给小林。小林把视频交给岩温保管。而岩温——他在收到这些视频之后不到半年就死了。”
“他没有马上交出去。”老廖说，“他也怕。”
“每个人都怕。”陈常之说，“但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往下传。”
他站起来，走到窗户边。竹帘外面一片漆黑，界河的水声在黑暗中显得格外响亮。河对岸，三辆越野车的轮廓已经融进了夜色，只剩下三对暗红色的尾灯在远处的丛林边缘闪烁，像三对正在耐心等待的眼睛。这六只眼睛的位置从傍晚到现在几乎没有移动过——他们停在了一处废弃的伐木场旁边，那里有一座当年林业局修的简易码头，正好对着老廖吊脚楼下游不到两公里的河段。
“他们在找渡河的点。”岩光忽然开口了。他不知什么时候站了起来，站在陈常之身后，也望着对岸。“那个码头，枯水期可以从对面直接走过来。现在不是枯水期，但如果有船，三分钟就能过河。”
“他们有船吗？”
“有。伐木场里有一只铁壳船，是当年运木材用的。只要加满油就能开。”岩光停了一下，“如果他们选那个码头渡河，上岸之后的第一个房子——就是这里。”
老廖把手里的烟按灭在烟灰缸里，动作很慢，像是在碾碎一个不愿意承认的结论。
“他们今晚不会动。”老廖说，“三辆车，至少十五个人。他们从缅甸那边过来，需要协调中方这边的配合。如果他们想无声无息地过河抓人，必须有人在这边接应。”
“刘锦堂。”陈常之说。
“刘锦堂在省厅，不可能亲自来。”老廖站起来，走到墙上贴的那张手绘地图前。地图上的界河被画成一条弯曲的黑线，老廖用手指在黑线上点了几个位置，“这些是适合渡河的点。伐木场码头、下游浅滩、还有我们上面两公里的旧渡口。如果刘锦堂要安排接应，接应的人必须熟悉这三个点的地形。这个人得是本地人，得是警察，得是能在半夜出现而不引起任何人怀疑的人。”
“周兴。”陈常之的声音很轻，但很确定。
周兴熟悉每一个渡口。周兴是本地人。周兴能在半夜出现在任何地方而没有人会问为什么——他是派出所副所长。如果他今晚接到一个电话，要求他配合接应对岸过来的人，他不会拒绝，因为他已经没有拒绝的资格了。赵怀节死了，岩温死了，孙正海躺在医院里。现在这张网上还活着的、还能动的、还愿意动的蜘蛛，只剩周兴一个。
陈常之从口袋里掏出老廖给他的诺基亚直板机，拨了林警官的号码。这次响了三声就接了。
“是我。”陈常之说，“情况有变化。对岸来了三辆车，缅甸那边的。他们可能会在今明两天渡河。”
林警官沉默了两秒。“目标是谁？”
“老廖家。或者任何可能藏证据的地方。”
“明天赵小伟还来不来？”
陈常之转过头，看向里屋。赵小伟睡在行军床上，侧着身子蜷成一团，眉头紧皱——也许在做梦，也许连梦都顾不上做了。这个十六岁的少年明天要穿着校服走进县局的大门，经过楼梯口的镜子，走进走廊尽头的档案室。如果周兴今晚在为对岸的武装人员接应，那明天县局的便衣会比今天多一倍。
“来。”陈常之说，“但不能让他一个人。我跟他一起去县城。”
“你疯了。”林警官的声音骤然拔高，“你的通缉令今晚应该已经发到县局了。”
“通缉令上的照片是我穿警服的样子。”陈常之说，“我换一身衣服，戴个帽子，低着头。县局走廊里每天来来往往上百号人，没有人会注意一个穿便服的低着头走路的人。”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林警官说:“明天上午十点。老规矩。档案室门口废纸篓在左边，就是安全。在右边，你们就撤。”
电话挂断。陈常之转过身，发现老廖已经在翻柜子了。他从最下层拽出一个布包袱，打开，里面是一套洗得发白的旧工装、一顶灰扑扑的鸭舌帽，还有一双半旧的解放鞋。
“这是我在县局上班时候穿的。”老廖把衣服放在桌上，“你穿可能大一号，但能穿。”
陈常之接过衣服。布料已经被洗得柔软发毛，但干净，叠得整整齐齐。他把外套抖开，衣服上有一股淡淡的樟脑丸味道——那是放了很久、等了很久的味道。老廖在那本尸检笔记上写下真相的时候，在煤油灯下看着刘锦堂签字的时候，大概就已经准备好了这一切——等着有一天，有人需要这身衣服，需要从他不曾熄灭的灯下走出去。
“我明天走后，如果对岸的人渡河——”
“我知道怎么做。”老廖打断了他，语气平静得像在交代今晚吃什么，“我在河边住了三十年。这条河每一块礁石的位置我都知道。他们想在我的河口上岸，得先问问我。”
岩光从门口站起来，把佛珠缠在手腕上，说了一句很简单的话:“我也留下。”
陈常之看着这两个人。一个满头白发的退休法医，一个刚失去亲弟弟的修船匠。他们手里没有枪，没有权，没有任何能跟武装人员对抗的东西。但他们选择留下，就像马卫国的妻子在刘锦堂办公室里倒了八年茶，就像小林在档案室里扫了三年灰，就像赵怀节在沼泽里泡了十七年，在最后一刻从污泥里伸出手来。
“明天下午，不管赵小伟扫出来的文件有没有发出去——我回来。”陈常之说，“如果下午四点钟之前我没有回来——”
“你不会不回来的。”老廖说，“你还没见到马卫国的妻子。”
陈常之看着老廖的眼睛，点了点头。老廖转过去，从墙上取下那根他自己带来的旧警棍，放在门边的竹椅旁——就在他手一伸就能拿到的地方。界河上的风声灌进来，吹得竹帘一掀一掀，把那根警棍的影子投在地上，长长的，像一根时针指向午夜。
暂无评论，来抢沙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