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河的水声从山下传来,越来越清晰。陈常之沿着山坡往下走,左腿每一步落地都像踩在一把钝刀上。碎玻璃扎进手掌的伤口已经不再流血,但凝固的血块和泥土混在一起,让他的手指弯曲时发出细微的嘎吱声。
他走了一个多小时才下到河谷。界河在这里拐了一个大弯,水流被山势挤压得湍急起来,白色的浪花在礁石上撞得粉碎。沿着河岸往上游走两公里就是老廖的吊脚楼,但他现在必须先处理伤口。
他在河滩上找了一块平整的石头坐下来,脱掉外套。左边肋骨的部位肿起了一块,按下去没有骨折的钝痛——应该是翻滚时撞伤的软组织。左小腿的伤更严重一些,裤腿已经被血浸透了,掀开一看,一道大约五厘米长的口子横在小腿外侧,边缘外翻,但血已经凝固了。
他从司机口袋里拿的那把折叠小刀派上了用场。他把自己的T恤下摆割成布条,用河水浸湿,擦掉伤口周围的泥土和碎石子,然后用干的布条紧紧包扎起来。包扎的时候他的手很稳——七年的边境巡警不是白干的,他处理过的外伤比镇上卫生院的值班医生还多。
包扎完小腿,他把剩下的布条塞进口袋,站起来试了试腿。疼痛还在,但被压紧的绷带固定住之后,走路不再一瘸一拐了。
河面上起了风,吹得岸边的芦苇沙沙作响。他抬头看了看天色——雾已经散了大半,太阳从云层里透出几道苍白的光,照在河面上像是碎了的镜子。时间大约是上午十点。
他沿着河岸往上游走。河滩上的鹅卵石被河水冲刷得光滑圆润,踩上去发出沉闷的碰撞声。
走了大概一里地,他忽然停下了脚步。
河滩上有一串脚印。
不是他的。这些脚印从河边的水线上延伸过来,一直通向岸边的芦苇丛。脚印很新鲜,边缘清晰,没有被风吹过的痕迹。最重要的是——这些脚印的尺寸很小,不像成年男性的脚印。
他蹲下来仔细看了看。运动鞋的鞋印,鞋码大概三十七八码,鞋底花纹是波浪形的——那种路边摊上几十块钱一双的廉价运动鞋常见的花纹。脚印的方向是从河边过来,然后在芦苇丛前面忽然变了方向,朝着一块大石头后面去了。
陈常之握紧了口袋里的小刀,朝着大石头走过去。
石头后面蹲着一个人。一个年轻的男孩,大概十五六岁,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T恤和一条卷到膝盖的牛仔裤,脚上蹬着一双湿透了的运动鞋。他蹲在地上,双手抱膝,正在发抖——不是冷的发抖,是害怕的发抖。
“别过来。”男孩的声音发颤,但他还是从地上捡起了一块石头,举在半空中。
陈常之停住了脚步。他打量了一下这个男孩——脸很瘦,颧骨高高凸起,皮肤黑黄,典型的本地山里孩子的长相。但他的眼睛不像山里孩子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一种过了头的警觉,像一只被人追过的野狗。
“我不是来抓你的。”陈常之说。
“你是谁?”
陈常之低头看了看自己——一身被碎玻璃划破的衣服,血迹斑斑的绷带,没有警服,没有肩章。他现在的样子不像警察,像一个逃命的。
“我叫陈常之。”他说了真名。在这个地方,真名假名对这个男孩来说没有区别。
男孩盯着他看了很久,手里的石头慢慢放了下来,但没松手。
“你是警察。”男孩说。
“你怎么知道?”
“你的皮带。警察的皮带。”男孩指了指他腰间那条黑色的皮质腰带,腰带的金属扣上有一个已经磨损得几乎看不清的警徽压印。
陈常之点了点头。“你是从哪里来的?”
男孩没有回答。他的目光从陈常之身上移开,扫向了河对岸。界河对岸就是缅甸,山上的树林比这边更密,密得发黑。
“你是偷渡过来的?”陈常之又问。
男孩还是没有说话,但他的沉默就是回答。陈常之在边境待了七年,见过无数偷渡者——有从缅甸往中国跑求活路的,也有从中国往缅甸跑躲债的。这个男孩明显是后者。他跑的方向是从中国去缅甸,但他被界河拦住了——这条河看起来不宽,水流却急得很,没有船根本游不过去。
“你多大了?”
“十六。”
“叫什么?”
“赵小伟。”
陈常之愣了一下。赵。这个姓在边城镇不少见,但在这个特定的时间点,出现在界河边的每一个姓赵的人都会让他心头一紧。
“你爸是谁?”
男孩抬起头,眼睛里第一次出现了恐惧之外的东西——恨。“我爸死了。”
陈常之在他面前蹲下来,保持视线平齐。“你爸是不是赵怀节?”
男孩的身体猛地绷紧了。他重新举起石头,这次举得更高。
“你认识我爸?你是不是跟周兴一伙的?”
“不是。”陈常之说,“我是你爸的朋友。”
“我爸没有朋友。”赵小伟的声音忽然变得尖锐起来,“我爸在所里一个朋友都没有。他回家从来不提所里的人,从来不请人来家里吃饭。他唯一一次提起同事,是昨天晚上打电话给我妈的时候——”
他停住了,嘴唇在发抖。
“他打电话说了什么?”陈常之问。
“他说——他对我妈说——如果今晚他回不来,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赵小伟从裤袋里掏出一样东西。
不是手机,不是纸。是一部黑色的便携式执法记录仪,边角磨损,显示屏上有一条裂纹,但整机完好。陈常之接过那个执法记录仪,翻过来看背面。设备标签上写着一行手写的字——“赵怀节,编号0507。”
这是他自己的记录仪。所里发的,人手一台,但从来没有人真正用过——每次出去执勤,回来问起来,都说没电了、坏了、忘了开机。
“他什么时候给你的?”陈常之握着记录仪,声音控制得很平静。
“昨天晚上。”赵小伟说,“大概十点多。他从派出所后门跑出来,骑了摩托车到家里。他把这个东西塞给我,说让我连夜走,去下游找廖爷爷。”
“你为什么没去?”
“我走到半路,听见了警车的声音。”赵小伟的眼睛红了,但他咬着牙没让眼泪掉下来,“我爸在家里还没出来。我怕警车是去我家的。”
陈常之的脑子里有什么东西轰然作响。昨天晚上十点多——周兴宣布赵怀节在卫生间上吊的时间是会议中途,大约晚上八点半。但赵小伟说,十点多赵怀节还回家了一趟,骑着摩托车,从派出所后门跑出来的。
这中间至少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差。周兴在撒谎。
但更重要的不是周兴撒谎。而是赵怀节知道自己会死——所以他才会在死之前赶回家,把记录仪塞给儿子,让儿子连夜走。
“你爸回家的时候,状态怎么样?”
赵小伟咬着嘴唇,用力到嘴唇发白。“他很急。他把我从床上拉起来,东西塞给我,就说了两句话。一句是让你去找廖爷爷。另一句是——”
他的声音终于撑不住了,碎成了断断续续的字句。
“另一句是——别让他们抓住你妈。”
陈常之站起来。他看着界河对岸黑色的丛林,握着那部记录仪的指节发白。赵怀节不仅知道自己会死,他还知道自己死后会发生什么——他的老婆会被抓走审问,他的儿子会被追捕,他的家会被翻个底朝天。
而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在死的间隙里赶回家,把证据交到儿子手上。
“你妈现在在哪儿?”陈常之问。
“被带走了。”赵小伟低下头,“警车来了,我在山上躲着。我隔着窗户看见我妈被两个穿便衣的人带走的。不是所里的人——是陌生的脸。我妈走后,有三个人在我家翻了一整夜。天亮才走。”
陈常之闭上了眼睛。所以周兴在开整顿会议,所以刘锦堂在派出所坐镇,而孙正海的人去了赵怀节家里——他们在找这个。找这部执法记录仪。
“你知道这里面录了什么吗?”陈常之拿起记录仪。
“不知道。我爸说不能看。看了会死。”
“你爸说得对。”
陈常之按下记录仪的开机键。屏幕亮了起来,系统启动的动画闪过,然后进入了文件列表。上面只存了一个视频文件。文件名是系统自动生成的日期和时间——“20250823_2047”。
今年八月二十三号,晚上八点四十七分。这是赵怀节录制的最后一个视频。
他抬头看了看四周。河滩开阔,没有遮蔽,任何从山上看下来的人都能一眼看到他们。他把记录仪收进口袋,抓住赵小伟的胳膊。
“跟我走。现在。”
“去哪儿?”
“你爸让你去的地方。”
他们沿着河岸往下游走。赵小伟的个子刚到陈常之的肩膀,走起路来脚步很轻,像一只在山里长大的麂子。他跟在陈常之身后一言不发,只是时不时回头看一眼——不是看追兵,是看河对岸。缅甸。那个他差一点就游过去的地方。
“你昨晚想过游过去?”陈常之问。
“试了。”赵小伟说,“水太急,下去就被冲回来了。腿还在石头上撞了一下。”他拉起裤腿,膝盖上果然有一块青紫色的淤青。
“你爸不让你偷渡。所以才让你去找老廖。”
“老廖是谁?”
“一个退休的老法医。你爸的托付都在他那里。”
赵小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用很轻的声音问了一句:“我爸是不是拿了别人的钱?”
陈常之没有停下脚步,但他转头看了赵小伟一眼。这个十六岁的少年脸上没有愤怒,没有羞耻,只有一种被压碎了的困惑——他在试图理解他的父亲,在父亲死后用最后的一点力气拼凑出一个完整的画像。
“你爸拿过不该拿的钱。”陈常之说,“但他用这些钱买了让你和你妈活下去的时间。在他能开口说话之前,他必须在所有人面前装成同谋。”
赵小伟没有再问下去。他把头转向前方,加快了脚步。
老廖的吊脚楼出现在前方。竹子和铁皮搭起来的房子在河边的晨光中显得又旧又矮,但陈常之看到它的时候,胸口却涌上一种在派出所宿舍里从未有过的东西——安心。
门虚掩着。陈常之敲了敲门,门自己开了。老廖不在屋里。
煤油灯还点着,火苗已经缩成了黄豆大小。桌上放着两杯茶,一杯是满的,一杯只剩一半。茶还是温的。
窗台上放着一张纸条,用一支钢笔压在下面。纸条上写着一行字,笔迹苍劲有力:
“常之,我去界河上游找一个东西。下午回来。厨房锅里有粥。你到的时候可能会有别的客人——别怕,他不是来抓你的。”
纸条的最后一行,字迹比前面更用力,几乎刻穿了纸面:
“他说他认识赵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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