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兰达驶过收费站之后，车速明显提了起来。盘山公路沿着山势蜿蜒而上，一侧是陡峭的岩壁，另一侧是深不见底的山谷。晨雾还没散尽，从山谷里翻涌上来，像一锅煮沸了的灰汤。
陈常之透过后视镜观察着后面的银灰色轿车。刘锦堂的车跟得不紧不慢，始终保持着五十米左右的距离，转弯时不加速，直道时不减速，精确得像用尺子量过。
“孙队，后面那辆车跟了我们一路了。”副驾驶座上吃槟榔的便衣也注意到了。
孙正海没有回头。他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然后说:“那是省厅刘主任的车。他来县局办事，顺路。”
顺路。陈常之在心里重复了一遍这个词。从边城镇到县城只有一条路，刘锦堂要回县城确实是“顺路”。但他在派出所待了一整夜，早不走晚不走，偏偏在陈常之被带上车的同时出发。
这不是顺路。这是押送。
车子拐过一个急弯，车厢里的人同时往一侧倾斜。陈常之被两个便衣夹在中间，肩膀撞到了右侧便衣的肋骨。那个人闷哼了一声，但没有说话。
“陈常之。”孙正海从前座转过头来，“你昨晚去哪儿了？”
“找地方睡觉。”
“派出所宿舍不能睡？”
“周所说要开整顿会议。我不想参加。”
“为什么不想参加？”
陈常之看着孙正海的眼睛。那双眼睛不大，单眼皮，眼角微微下垂，给人一种忠厚老实的错觉。
“赵怀节死了。”他说，“我不想坐在会议室里听人讲他的死因。”
孙正海转回头去。车里安静了几秒钟，只有引擎的嗡鸣和轮胎碾过砂石路面的沙沙声。
“赵怀节的死，我们都很痛心。”孙正海的声音平稳得像在念一份悼词，“他是老民警了，在所里十七年，没有出过差错。但最近他被查出来跟走私团伙有经济往来，心理压力太大，走了极端。”
“谁查出来的？”
“省厅监察室。刘主任这次下来，主要是为了核实赵怀节的问题。”
陈常之的手指在大腿侧面轻轻敲了一下。这是他和赵怀节在审讯时约定的暗号——当对方说出一个明显的谎言时，敲一下手指表示“收到”。
“赵怀节跟走私团伙有经济往来，有证据吗？”
“有。”孙正海从手套箱里抽出一个文件夹，递给后座，“你自己看。”
陈常之接过文件夹，翻开。里面是一份银行流水打印件，户名是赵怀节，上面用荧光笔圈出了几笔大额入账——每笔两万，每月一次，时间跨度长达两年。
分成明细上的数字。每月两万。一模一样。
“这笔钱，赵怀节从来没有申报过。”孙正海说，“正常工资以外的收入，按照纪律规定必须向组织说明。他没有说明。这意味着什么，你比我清楚。”
陈常之合上文件夹。他知道这份流水是真的——赵怀节确实每月从走私分成里拿两万块。但孙正海不知道的是，赵怀节之所以拿这笔钱，是为了在这张网里活下去。而在拿钱的两年里，他同时秘密收集了这张网里所有人的犯罪证据。
“赵怀节拿这些钱，你们是今天才知道的？”
“刘主任上周就掌握了。”
陈常之的手指又敲了一下。
上周。赵怀节的举报信寄到省厅监察室是九天前。刘锦堂“掌握”赵怀节的经济问题是“上周”。也就是说，刘锦堂收到举报信之后，第一件事不是查周兴，而是查举报人。
“所以你们先查了举报人，而不是被举报的对象。”陈常之说。
这句话一出口，车里的气氛瞬间凝固了。吃槟榔的便衣停下了咀嚼的动作。夹在陈常之两侧的便衣同时绷紧了身体。
孙正海慢慢地转过头。这一次他看陈常之的眼神变了——不是公事公办的审视，而是一种重新评估对手的警惕。
“你怎么知道他是举报人？”
陈常之意识到自己说漏了。但话已经出口，收不回来。他必须在零点几秒内做出反应。
“小刘告诉我的。”他说，“昨晚小刘哭着打电话给我，说赵怀节死之前跟他说过，他给省厅写了举报信。”
这个谎话编得不算完美，但足够合理。小刘是值班民警，也是赵怀节在出事前最后接触的人之一。把消息来源推到小刘身上，孙正海无法核实——至少短时间内不能。
孙正海盯着他看了几秒，然后转回头去。
“赵怀节的举报内容，我们调查过了。”他的语气恢复了平静，“大部分是失实的。他在所里被边缘化多年，心里有怨气，把正常的工作安排和纪律处分都当成了针对他的迫害。”
“那分成明细呢？名单上其他人的经济往来呢？”
“没有分成明细。”孙正海说，“我们在赵怀节的遗物里找到了一份他手写的名单，但上面只有他一个人的银行记录。所谓的‘分成明细’，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精神科医生说，这叫被害妄想。”
陈常之闭上了嘴。他不是无话可说，而是终于看清了孙正海的策略。这个策略简单而有效——死人不会说话。赵怀节死了，岩温死了，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死人身上，让他们承担所有的罪名，而活着的人继续坐在原来的位置上，继续走货，继续分钱，继续理直气壮地把走私称为“维持平衡的必要之恶”。
汉兰达又拐过一个弯。路边的指示牌显示距离县城还有三十公里。
“陈常之，我跟你说句实在话。”孙正海的语气忽然变得推心置腹起来，“你是个好警察。周兴跟我说过，你在所里七年，没拿过一分钱不该拿的钱。现在这样的年轻人不多了。但你想过没有，赵怀节为什么不让你看他的那些‘证据’？”
陈常之没有回答。
“因为他不敢。他知道那些东西经不起查。你跟着他查下去，最后倒霉的是你自己。”孙正海顿了顿，“岩温死了，赵怀节死了。这个案子已经结了。你配合我们把程序走完，回所里好好上班。一切都会过去的。”
“然后像马卫国一样，在档案室管几年仓库，再去界河边散步？”
孙正海的肩膀微微动了一下。那是一个极其细微的反应，但陈常之捕捉到了。
“你听谁说的马卫国？”孙正海的语气冷了下来。
“边城镇每个人都知道马卫国。”陈常之说，“他在界河边淹死了。死因是意外落水。”
孙正海没有接话。他伸手拧开了收音机，一段刺耳的广告声填满了车厢。这个动作的意思是——这个话题到此为止。
陈常之把目光转向车窗外。盘山公路还在往上攀升，雾气越来越浓，能见度降到了不到二十米。汉兰达的雾灯在白色的浓雾中照出两团模糊的光晕，车子开得慢了下来。
就在这时，车载电台里传来一阵嘈杂的电流声，然后一个急促的声音响起:
“各单位注意，边城至县城国道十七公里处发生山体滑坡，路面被泥石流阻断。目前双向车道均已封闭，请过往车辆原地等待或选择其他路线。”
孙正海关掉了收音机。他对司机说:“绕路。走老路。”
老路。那条路陈常之知道——是一条废弃多年的砂石路，沿着山脊翻过去，比国道远一倍，路面窄到两辆车错车都困难。当地人称它为“阎王路”，因为每年都有人在上面出事。
“孙队，前面是三岔路口，往左是国道，往右是老路。现在调头还来得及。”司机说。
“不调头。往前走。”
汉兰达继续往前开。三岔路口出现在雾中，往左的路被路障封死了，一个养路工站在路障旁边，挥着红旗示意车辆绕行。车子拐上了老路的岔口。
陈常之透过后视镜看了一眼。那辆银灰色轿车也跟着拐了进来。
老路的路况比记忆中更糟。柏油路面已经碎成了大大小小的坑，车轮碾上去颠簸得像在坐碰碰车。路的一侧是山体，另一侧是没有护栏的悬崖。雾在山脊上更浓，浓到从车窗往外看什么都看不见，只有一片无边无际的灰白色。
陈常之感受着车身的每一次颠簸，在心里默默计算着路线。这条路他走过两次，是刚来边境那年跟着老民警巡山时走过的。他记得这条路在中段有一个急转弯，弯道外侧是深不见底的山谷，转弯前有一段相对平缓的直道。
那个弯道，距离这里大概还有五公里。
如果他要在车上做什么，那个弯道是唯一的机会。过了那个弯道，再往前开十五公里就到县城了。到了县城，进了县局的大门，他就再也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
他不动声色地活动了一下手腕，感觉到老廖给他的警棍还别在腰后，硬邦邦地顶着脊椎。左右两侧的便衣都系着安全带，而他没有。这是他们疏忽的地方——两个便衣习惯了把嫌疑人夹在中间，却忘了让中间的人也系上安全带。
车身的颠簸越来越剧烈。路面上的坑越来越大，司机的注意力全在方向盘上。副驾驶座上吃槟榔的便衣已经收起了槟榔，双手紧握着扶手，脸色发白——他可能晕车了。
陈常之把目光转向前方。雾中隐约能看到前方有一个路牌，上面的字在雾气中模糊不清，但他知道那个路牌写的是什么——“前方急弯，请减速慢行”。
他深吸了一口气，让整个后背贴紧座椅。
车子驶上了弯道前的最后一段直道。司机踩了一脚刹车，准备减速入弯。
就在这时，车后传来一声巨响。
那不是引擎声，也不是轮胎爆胎的声音。是金属撞击的声音——像是有人从后面猛撞了一下汉兰达的保险杠。
“妈的，后面的车追尾了！”司机惊叫了一声。
孙正海猛地回头，透过车后窗往外看。浓雾中，那辆银灰色轿车的大灯在汉兰达后挡风玻璃上投下两道刺目的白光。但白光的距离太近了，近到不正常——几乎是顶在汉兰达的后保险杠上。
“加速！”孙正海冲司机吼了一声。
但已经来不及了。银灰色轿车第二次撞上来，力道比第一次更大。汉兰达的右后轮滑出了路面，碾到了松软的碎石。车身剧烈倾斜，车厢里响起了刺耳的金属摩擦声。
陈常之的身体被惯性甩向左侧，他趁机用左手护住头部，右手摸到了腰后的警棍。
车子在悬崖边缘摇摆了两下，然后停住了。
后轮悬在半空中，前轮还挂在路面上。车身倾斜了将近三十度，任何人动一下都可能导致重心偏移，让整辆车滑下去。
“谁都别动！”孙正海的声音里第一次出现了惊恐。
然而后方的银灰色轿车并没有停。它的引擎声在浓雾中轰鸣，然后第三次撞了上来。
汉兰达滑下了悬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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