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嘉树在南洋生活了七年，从来不在深夜接陌生号码的电话。
但今天晚上，他的手机在凌晨两点钟响了。屏幕上跳动的是一串南宛的号码，他盯着看了五秒钟，还是接了。
“喂。”
电话那头没有人说话，只有呼吸声。很轻，很急促，像一只被追到墙角的小动物。
“哪位？”顾嘉树又问了一句。
“是我。”一个沙哑的女声，“苏晚晴。”
顾嘉树从床上坐了起来。他打开床头灯，看了一眼身边熟睡的女友，然后拿着手机走到了阳台上。南洋的夜风温热而潮湿，带着海水的咸味。远处的城市灯火在黑暗中铺成一片闪烁的星河。
“你怎么打出来的？”他压低声音问。
“看守所里有公用电话。我求了管教很久，她看我可怜，给了我五分钟。”苏晚晴的声音在发抖，但努力保持着镇定，“顾嘉树，我没有多少时间了。”
“什么意思？”
“你父亲的人已经进过看守所了。”苏晚晴说，“不是来见我的，是来见管教的。我不知道他们谈了什么，但从那天开始，我的饭菜里多了一道单独的汤。我不喝那碗汤，从来不喝。但我不敢想，如果有一天他们把药下在别的东西里——”
顾嘉树握着手机的手指收紧。
“你在怀疑什么？”他问。
“你比我更清楚你父亲是什么样的人。”苏晚晴的声音忽然变得很冷，“我给你寄的那个硬盘，你收到了吗？”
顾嘉树沉默了三秒钟。
“收到了。”
“打开过吗？”
“没有。我用蜡封了，放在了银行保险柜里。”
“打开它。”苏晚晴说，“里面的东西，能证明青河金控所有的非法操作都是顾长生授意的。能证明我只是一个傀儡。能证明你的父亲——”她停顿了一下，像是在积蓄最后的勇气，“是一个罪犯。”
顾嘉树没有回答。他靠着阳台的栏杆，仰头看着漆黑的天幕。南洋的天空看不见几颗星星，云层很厚，压得人喘不过气。
“你为什么要把这东西给我？”他问，“你不怕我把它交给我父亲？”
苏晚晴沉默了很久。久到顾嘉树以为电话断了，她才重新开口。她的声音比之前更轻了，但比之前更坚定。
“因为你是整个顾家唯一一个对我说过‘不’字的人。”
顾嘉树的记忆被这句话拉回了四年前。
那是2003年的除夕夜。顾长生在新港市半山别墅举办家宴，苏晚晴作为青河金控的新任CEO也受邀出席。那顿饭吃得很热闹，顾长生频频举杯，许暮云亲切地给苏晚晴夹菜，在座的商界名流们纷纷称赞苏晚晴是南宛金融界的未来之星。
只有顾嘉树一直沉默。
他刚从伦敦政经学院毕业回来，骨子里带着英式教育养成的理想主义。他学的是国际法，最崇拜的是纽伦堡审判的检察官们。他坐在餐桌的最末端，看着父亲和那些大亨们推杯换盏，看着苏晚晴在众人的恭维中笑得花枝乱颤，忽然觉得很陌生。他不认识这些人，更不认识这个家。
宴席散后，苏晚晴在门口等车的时候，顾嘉树走了出来。
“苏小姐。”他叫住她。
苏晚晴回过头，酒精让她的脸颊微微泛红，笑容还挂在嘴边。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顾嘉树问她。
苏晚晴的笑容僵了一下。
“青河金控百分之十五的年化回报率。”顾嘉树说，“你知道这已经超过了南宛金融监管局规定的合法利率上限吗？你知道我父亲的资金都是从哪儿来的吗？你一个南洋理工大学的高材生，不可能不知道这些。”
苏晚晴看着眼前这个二十三岁的年轻人，愣住了。
“你不是在做金融。”顾嘉树说，“你是在走钢丝。走我父亲的钢丝。从那条钢丝上掉下去的人，你不是第一个。”
苏晚晴的酒意被这句话浇醒了一半。她勉强维持着笑容，说了一句“你想太多了”，然后转身上了车。但她关上车门的那一刻，她看见顾嘉树站在门口的灯光下，眼神里不是嘲讽，不是敌意，而是一种深刻的悲哀。
那个眼神，她记了整整四年。
现在，在看守所的公用电话旁，她对着话筒重复了那句话：“你是整个顾家唯一一个对我说过‘不’字的人。所以我把硬盘寄给了你。因为我知道，你会打开它。”
顾嘉树深吸了一口气。
“如果里面的东西是真的，”他说，“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我知道。”
“你会把我父亲送进监狱。也有可能——”他顿了顿，“是送进刑场。”
苏晚晴的声音平静得近乎残忍：“你父亲二十三年前就应该进刑场了。”
顾嘉树的心猛地一沉：“你说什么？”
但苏晚晴没有机会回答了。电话那头忽然传来了杂音，像是有东西被碰倒了，然后是一个严厉的女声在喊她的名字。电话断了。
顾嘉树站在阳台上，听着话筒里传来的忙音，很久都没有动。然后他回到卧室，从衣柜最底层的抽屉里找出了一把钥匙。
那是南洋商业银行保险柜的钥匙。
第二天一早，顾嘉树独自开车去了银行。
保险柜在地下三层。他用自己的指纹和钥匙打开了那个冷冰冰的铁抽屉。里面只有一个信封，信封里装着一个黑色的加密硬盘。信封上用透明胶带贴着一张便签纸，上面是苏晚晴秀丽的钢笔字：
“顾嘉树，如果有一天我出事了，把这个打开。密码是我的生日。你不需要为任何人伸张正义。你只需要知道真相。”
顾嘉树握着硬盘，在银行地下的冷气中坐了很久。然后他回到家，把硬盘接上电脑，输入了苏晚晴的生日。
屏幕上弹出了密密麻麻的文件列表。PDF、Excel表格、音频文件。他随便点开了一个音频。
苏晚晴的声音从电脑里传出来，略微失真，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
“顾先生，这六笔账目虽然经过了正规的账务处理，但在国际审计标准下属于关联交易，需要向董事会披露——”
然后是顾长生的声音。
那个声音顾嘉树从小到大听了无数遍。温和的，包容的，永远透着恰到好处的慈爱与权威。但这一次，他用一种完全不同的语气说话。那个语气冷淡、坚硬，像一块冰压在喉咙底下。
“晚晴，你干得很不错。但有些事我不希望让太多人知道。你把账目改一改，做成正常的放贷。六笔汇总成一笔，理由写‘境外战略资产收购’。我已经让老赵把所需材料都备好了。”
“可这六笔加在一起超过八亿南元，万一——”
“没有万一。我把青河金控交给你，就是让你来处理这些事的。只要账面上天衣无缝，没有人会查。”
“可是——”
“你要记住，晚晴——没有我，就没有青河金控。没有青河金控，就没有你现在的一切。照我说的做。”
音频结束了。顾嘉树坐在电脑前，手指冰凉。
他关掉音频，又打开了一份Excel表格。表格里密密麻麻地列着资金的流转记录，每一笔都带着日期、金额、来源账户和去向账户。其中至少十个去向账户的最终受益人，都指向了同一个地方——昌隆集团下属的控股公司。
苏晚晴给每一笔异常转账都做了红色标注，旁边附着她手写的批注：“疑似洗钱”“去向不明”“顾先生私人指令”“无合同依据”。这些红色标注密密麻麻地爬满了整张表格，像是一道道渗血的伤口。
顾嘉树把所有的文件都看了一遍。从上午一直看到了黄昏。当他关上电脑的时候，窗外的夕阳已经把整个天空烧成了暗红色。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这座南洋都市的天际线。高楼林立，霓虹初上，一切都和南宛新港市那么相似。在这两座城市的某栋大楼里，他的父亲正坐在皮椅上，俯瞰着属于自己的商业帝国，脸上挂着那个永远无懈可击的微笑。
然后他拿起手机，拨了一个南宛的号码。
电话响了很久，对方才接起来。
“喂？”
“妈。”顾嘉树的声音沙哑，“是我。”
电话那头，许暮云的声音忽然哽咽了。她已经快一年没听到儿子的声音了。
“嘉树，你在哪儿？你还好吗？你爸爸一直找你——”
“妈，我在南洋，一切都好。”顾嘉树握紧了手机，“我想问你一件事。”
“什么事？”
“二十三年前，我爸把昌隆商行开起来的时候——”他顿了顿，“他从哪儿弄来的第一笔钱？”
电话那头忽然安静了。安静得能听见电流的滋滋声。
“你问这个干什么？”许暮云的声音变了。
“我想知道。”
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许暮云说了一句话。她的声音在发抖，像是想起了什么她几十年来都强迫自己忘记的事情。
“那笔钱是你爸自己带来的。他说是老家亲戚凑的。但他从来不让我问是哪个亲戚。有一次我在他的旧箱子里翻到了一块怀表，上面刻着一个‘马’字。他看到之后大发雷霆，把那块表锁进了老宅二楼的书房里。我后来再也没有见过那块表。”
顾嘉树闭上了眼睛。
马。那个名字在干河滩的卷宗里出现过。马队长，23年前在干河滩上被石头砸死的那个民兵队长。
“妈，那块表还在老宅吗？”
“老宅早就空了，里面的东西有些被你爸搬到了半山别墅的阁楼里。你想做什么？”
“没事。”顾嘉树说，“妈，你保重。”
他挂了电话。
然后他打开了订票网站，订了一张三天后从南洋飞往新港市的机票。
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只知道，二十三年前有一个人死在干河滩上，二十三年来没有人为他交代。他只知道，他的父亲可能杀过人，也可能正在杀人。他只知道，如果他什么都不做，总有一天，那个硬盘里的红色标注会变成真正的血。
而他姓顾。
这个姓太重了。重到他必须亲手来解。
但他不知道的是，就在他订完机票的同一时刻，在新港市半山别墅的书房里，顾长生正对着电脑屏幕，看着一封刚从银行安保系统里调出来的邮件通知。
“尊敬的顾嘉树先生，您于今日上午九时四十七分打开了您在编号A-3072的保险柜。如有异常，请联系本行。”
顾长生关掉邮件，按下了内部通话器。
“阿坤，嘉树三天后回新港。”
“顾少要回来？”阿坤的语气里带着意外的惊喜。他是看着顾嘉树长大的，对这个从小叫他“坤叔”的少爷多少有些感情。
但顾长生的语气里没有喜悦。他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比任何愤怒都更让人害怕。
“他不是回来探亲的。”顾长生说，“他拿了苏晚晴的硬盘。”
阿坤沉默了。
“阿坤，”顾长生站起来，走到窗前，望着窗外沉沉压下来的夜色，“安排人去机场接他。不要让他乱跑。”
“顾先生，您是打算——”
“他是我儿子。”顾长生打断了他，声音里忽然多了一丝微不可察的颤抖，“不管他做了什么，他都是我儿子。但我不能让他毁了我。你懂吗？”
阿坤没有回答。他只是低声说了一句“明白”，然后退出了书房。
夜色沉沉地压在整座半山别墅的上空。阁楼的角落里，一个老旧的木箱里，一块刻着“马”字的怀表静静地躺着，表面的玻璃已经碎了，时针永远地停在了十一点二十三分。
那是二十三年前马队长停止呼吸的时刻。
那块表等了二十三年。现在，终于有人要来找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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