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民路对面那栋居民楼比顾敏之住的十七号更旧，建于八十年代初，外墙的白色马赛克瓷砖已经脱落了大半，露出底下灰黑色的水泥。楼道里没有灯，祁宏宇和方淑梅用手机照着台阶往上走，每一层的拐角处都堆着杂物，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陈年的油烟和樟脑丸混合的气味。六楼，六零二室。门是老式的绿色防盗门，漆面已经起泡生锈，门框上贴着的春联褪成了淡粉色，字迹模糊不清。
祁宏宇没有敲门。他伸手推了一下门把手，门没锁，无声地往里滑开了。客厅里亮着一盏落地灯，灯罩是米黄色的，光线昏暗而温暖。一个老人坐在落地灯旁边的藤椅上，双手放在膝盖上，面朝着门口，像是在等他们。
于海涛比孟宪章老得多。他瘦得厉害，颧骨高耸，眼窝深陷，头发全白了，稀稀拉拉地贴在头皮上。他的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在微微发抖，不是紧张，是病态的震颤。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衬衫，领口的扣子扣得一丝不苟，袖口的扣子也扣着，遮住了手腕。
“我听到了你们在对面楼下的脚步声。”于海涛的声音沙哑而缓慢，像是在用最后一口气说完一段背了很久的台词，“这栋楼的隔音不好。二十五年了，我能听到为民路上每一个人的脚步声。我能分辨出顾敏之的步子——轻，慢，每一步都踩得很稳。”
祁宏宇在他对面的旧沙发上坐下来。方淑梅站在门口，把录音笔打开，放在茶几上。
“于海涛，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来。”
“知道。”于海涛把手从膝盖上抬起来，放在茶几上。他的手指还在抖，但声音很稳，“孟宪章交代了。你们从他那里过来的，对不对？他上个月跟我喝过一次茶。他问我——老于，你每天晚上坐在窗户前面看什么？我跟他说，我在看我的刑期。二十五年，每天晚上坐在同一扇窗户前面，看着同一盏灯亮起来、灭掉——这不是监视，这是服刑。”
他慢慢地站起来，走到窗边。窗户上挂着一层深灰色的薄窗帘，窗帘边缘有一道缝，刚好够一个人从缝隙里看到对面的三楼。窗台上放着一只旧茶杯、一包拆开的香烟和一个笔记本。笔记本的边角都卷起来了，封面上用圆珠笔写着一行字——“观察记录”。
“你记录了什么？”祁宏宇问。
“每一天。从一九九八年四月十八号开始，到昨天晚上。记录她什么时候开灯，什么时候关灯，什么时候出门，什么时候回来。谁来找过她——赵卫国来过三次，林素音来过一次，孙浩然来过两次，俞建民来过很多次。”于海涛把笔记本拿起来，放在茶几上，推到祁宏宇面前，“最后一行是昨天写的——‘今天她没有开灯。可能是忘了。’”
祁宏宇翻开笔记本。每一页都是同样格式的记录——日期、天气、时间、事件。字迹从一开始的工整拘谨，到中间的潦草匆忙，到最后的颤抖歪斜。墨水的颜色换了四五种，但记录从来没有断过。
“苏振邦死后，你还在记录。”祁宏宇把笔记本翻到最后几页，“他已经死了，没有人再给你发安抚费了。你为什么还在看？”
于海涛低下头看着自己放在膝盖上的手。他的手指在剧烈地抖，指节上的皮肤干裂发白，指甲缝里嵌着陈年的烟渍。
“因为我怕。”他说，“不是怕她把带子交出去。案子翻了，我也认了。我是怕——怕她死在我前面。”
他抬起眼睛。那双浑浊的老眼里蓄满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不是恐惧，不是悔恨，而是一种被压在心底太久、已经变质了的、扭曲的牵挂。
“我守了她二十五年。我知道她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七点下楼买豆浆，八点坐在写字台前面写东西，写到中午十二点吃午饭，下午看书，晚上听收音机，十一点关灯。她不知道我知道这些。我从来不敢让她知道。但我比任何人都清楚——她这辈子，除了那桩案子，什么都没剩下。她没结婚，没孩子，没朋友，没社交。她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往写字台前面一坐，写那些她寄不出去的举报信。她寄了二十年，石沉大海。然后她就不寄了。她还是写，但不再寄了。她只是在等——等有人来敲她的门。”
方淑梅的笔停在纸上，没有记。她看着于海涛，表情里有一种极为复杂的东西——不是同情，不是憎恶，而是一个办案人员面对一个做了二十五年恶行、却在恶行的尽头变得不像恶人的人时，那种无法归类的茫然。
“四月十五号那天晚上，”祁宏宇把话题拉回来，“你去了二号仓库外面。你在车里听到了什么？”
于海涛把烟从口袋里掏出来，抽出一根，没有点，放在鼻子下面闻了一下。
“赵卫国进去之后，我先听到的是两个人的说话声。声音不大，听不清具体内容，但语气都很激动。然后是重物敲击的声音——三下。很闷，不像电影里那种清脆的响声，是闷的，闷得像用锤子砸在一个沙袋上。然后就没声音了。过了很长时间——可能十分钟，可能更久——赵卫国推门出来，手里拎着一根帆布包着的长杆子，在月光下站了一下。他的脸上没有表情。不是凶狠，不是恐惧，是空的。像一个人做完了一件不得不做的事之后，还没想好接下来该做什么。”
“然后呢？”
“他走了之后，我下了车，推开仓库门看了一眼。魏东亭趴在地上，脸朝下，后脑勺上有一个很大的凹陷，血从凹陷里往外流，在水泥地上淌了一大片。他的手指还在动——不是在挣扎，是那种停了呼吸之后，末梢神经的反射性抽搐。我以前在刑侦队见过很多次。我看到他无名指上的戒指还在。赵卫国忘了拿。或者说他太紧张了，忘了最后一步。”
祁宏宇和方淑梅同时抬起了头。
“你说什么？赵卫国忘了拿戒指？”
“忘了。”于海涛把没点的烟从鼻子上拿下来，放在茶几上，“他后来想起来，又回去拿的。但那是更晚的事了。我进去的时候戒指还在魏东亭手上。我退出来，没动现场任何东西，关好门，给苏振邦打了电话。我跟他说：‘搞定了。’他问：‘赵卫国干净吗？’我说：‘戒指还在死者手上。他没拿。’苏振邦在电话里骂了一句脏话。然后他说：‘你回去拿。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戒指在死者手上。’”
方淑梅的手在发抖，钢笔尖在纸上戳了一下，洇开一小团墨迹。
“所以戒指不是你拿的？”
“我没拿。我不敢再进去。我跟苏振邦说我太紧张了，拿不了。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句‘废物’，就挂了电话。”于海涛把茶几上的香烟拿起来，又放下去，“后来赵卫国自己回去拿的。他应该是被苏振邦骂了一顿，然后赶回去的。他回去的时候，顾敏之已经进去过了。顾敏之看到了尸体手指上的戒指——但戒指还在那里。她没拿。她什么都没拿。她只拿走了摄像机。”
祁宏宇靠到沙发背上。他感觉自己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费尽周折找到了这桩案件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件证据、每一个证人，把一张被撕碎了二十五年、散落在海澜港和鹭洲市每个角落的拼图一片一片地拼回了原样。但于海涛最后这段话，把其中一片他以为已经拼对了的拼图重新翻了一面——戒指不是赵卫国在杀人时扯下来的。是他在杀人之后被苏振邦骂了、返回现场扯下来的。而在他返回之前的那个窗口里，顾敏之进来了。她看到了戒指还在死者手上。她什么都没拿。
他忽然想起了顾敏之在法庭上作证时的表情——平静，克制，每一个字都精确得像手术刀。她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份证词里提到“戒指当时还在死者手上”。她只说她进来的时候魏东亭已经死了，戒指被赵卫国拿走了。她把“戒指被拿走”的时间模糊了。不是因为她记不清。是因为她知道自己如果说出“赵卫国返回现场拿戒指”这个事实，等于告诉所有人——于海涛也在现场。而于海涛，是她这盘棋里最后的一枚棋子。她留着他，不是为了保护他，是为了在最关键的时刻，让他自己走出来。
“你今天为什么不跑？”祁宏宇问。
于海涛抬起眼睛。他的手指终于停止了颤抖。
“往哪儿跑？”他说，“我守了二十五年的窗户，今天晚上终于不用守了。她不用再开灯，我也不用再看了。我坐在这里，等她关灯——等了二十五年。她昨天晚上没开灯。我想，大概是到头了。然后你们就来了。”
他把双手从茶几上拿起来，手腕并拢，伸向祁宏宇。他的动作和赵卫国在被逮捕时一模一样。
祁宏宇没有拿出手铐。他示意方淑梅把笔录拿过来，让于海涛签字按指印。于海涛签完字之后，把茶几上的观察记录笔记本往前推了一下。
“这个本子，你们帮我交给她。不用解释。她看了就知道。”
方淑梅接过笔记本，看了一眼封面上那行字，然后把笔记本放进了证物袋里。
从于海涛家里出来之后，祁宏宇和方淑梅站在为民路的路灯下，两个人都沉默了很久。对面十七号三楼的窗户还亮着台灯，昏黄的光透过窗帘，在雨后的空气里晕开一圈柔软的光斑。
“他把笔记本交给她——是什么意思？”方淑梅问。
祁宏宇没有立刻回答。他抬头看了一眼六楼那扇还亮着灯的窗户，然后转过身往十七号的方向走。走到楼下的时候，他停住了。
“他不是交给顾敏之。他是交给魏东亭。”祁宏宇的声音很低，“他以为自己守了顾敏之二十五年。实际上，他守的是他自己犯下的罪。他需要把罪过交给一个他信得过的人，然后才能松手。”
楼道里的声控灯亮了。三楼的房门虚掩着，台灯的光从门缝里漏出来。顾敏之还坐在写字台前面，钢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在安静的楼道里沙沙地响着。方淑梅把证物袋里的观察记录笔记本放在她的写字台上，没有说话，退了出去。
顾敏之放下钢笔，低头看着那本卷了边的笔记本。她看了很久，然后把笔记本打开，翻到第一页。那是一九九八年四月十八号——“晴。为民路十七号。目标人员今日未出门。窗口无灯光。”
她翻到最后一页——昨天——“多云。目标人员今日未开灯。可能是忘了。”
她把笔记本合上，放在铁皮书柜最下面的抽屉里。然后她重新拿起钢笔，在摊开的笔记本上继续写了下去。窗外的为民路安静得像一条干涸的河床。对面六楼的灯在她写下第一个字的同时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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