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猫的再审开庭定在了一个星期二。海澜港的雨季已经过去了，法院门口台阶上的积水干了，苏铁被太阳晒得发亮。老猫到的时候比开庭时间早了将近一个小时，他在马路对面的早点摊上吃了一碗素面，吃完之后坐在塑料凳子上看着法院大楼的灰色花岗岩外墙发呆。孙浩然坐在他旁边，把录音笔的电池换了两节新的，又把笔记本翻到空白页，在页眉上写了日期。
“紧张？”孙浩然问。
“不紧张。”老猫说，然后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手指在膝盖上微微发抖。他把手揣进口袋里，攥住了那把铜钥匙。金属的凉意从掌心传上来，让他的手指慢慢安静了下来。
法庭比上次听证会时小了一号，是刑二庭的常规审判庭，旁听席只有四排。但四排全坐满了——林素音坐在第一排靠墙的位置，周海生和陈锋挨着坐在第二排，韩炳坤穿着一件洗得笔挺的白衬衫坐在第三排，邱建国从鹭洲赶过来，坐在最后一排最边上，手里还拎着那个旧帆布包。顾敏之坐在第一排靠走道的位置，灰色翻领外套，金丝眼镜，膝盖上放着一个牛皮纸文件袋。魏晓棠坐在她旁边，穿着幼儿园的浅蓝色工作服，胸前还别着那个卡通考拉的胸针。
审判长周维平宣布开庭。公诉人席上坐着祁宏宇和方淑梅，辩护人席上坐着一位老猫不认识的中年律师——是祁宏宇帮他申请的法律援助律师，姓郑，戴着一副无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但每一句话都咬得很准。
“海澜市中级人民法院现在对俞建民走私普通货物罪一案进行再审。”周维平的声音平稳而庄重，“本案再审申请人俞建民，以原判决量刑过重、量刑系受到非法干预为由，申请撤销原判、重新量刑。现在请公诉人陈述。”
祁宏宇站起来。他没有拿稿子，手里只捏着一支笔。
“原审被告人俞建民，于一九九九年被海澜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原审认定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俞建民本人对此亦无异议。”他顿了一下，把笔放在桌上，“但本案的问题不在于定罪——而在于量刑。原审判决书认定的加重情节为‘拒不交代犯罪事实’。经本院重新调查，该加重情节系时任专案组组长苏振邦为掩盖魏东亭案真相，向法院施加不当影响的结果。苏振邦本人在其遗书中明确承认：俞建民被顶格量刑，是因为他‘不肯配合专案组对魏东亭案的统一口径’。”
祁宏宇把苏振邦遗书和账本的复印件投到屏幕上，翻到那一页——“俞建民，刑期十五年，系苏某人为加码，以儆效尤。”
“这不是量刑。这是迫害。一个坐了十五年牢的人，今天站在这里不是要求国家赔偿——他还没来得及提。他今天站在这里，是要一个说法。”
旁听席上有人用手帕擦眼睛。老猫坐在被告席上，双手放在膝盖上，头低着，看不清表情。
郑律师站起来，做补充陈述。他的声音不高，语速不快，但逻辑严密得像一把手术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走私普通货物罪的量刑幅度为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原审判决认定俞建民涉案金额属‘情节严重’，但适用了‘情节特别严重’的刑罚——十五年，顶格。唯一支撑这一量刑的加重情节，现在已被证实系非法干预。请求法庭撤销该加重情节，依法重新量刑。”
周维平翻完了手里的材料，然后抬起头，目光落在被告席上。
“俞建民，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老猫站起来。他的手指在裤子两侧蹭了一下，把掌心的汗擦掉。
“我坐牢的时候，同监舍有一个老头，六十多岁，贪污罪，判了十二年。他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对着墙壁念一段话——念他的判决书。判决书上写他贪污了八万块钱。他跟我说，他是被冤枉的，他只拿了两万，另外六万是领导拿去让他顶的。我说你为什么不申诉？他说申诉没用，领导还在台上。他念判决书念了八年，念到后来连标点符号都不会错了。第八年他死在牢里，死的时候脸冲着墙，嘴上还挂着判决书的最后一句话——‘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老猫的声音很平稳，没有哭腔，没有颤抖，像是在说一个和自己无关的故事。
“我跟他不一样。我不念判决书。我不服。我坐了十五年，从来没服过。不是不服我犯了罪——我犯了，我认。我帮温锦昌管过账，每一笔账我都经手过，该我负的责我都负。但我不服的是——他们让我多坐了五年，不是因为我有罪，是因为我挡了他们的路。”
他停了一下，把口袋里的铜钥匙掏出来，放在栏杆上。
“这把钥匙是周海生保管了二十五年的二号仓库备用钥匙。我拿它去找了陈锋，找了韩炳坤，找了顾敏之。每找一个人，就多一块证据。我不是什么英雄。我就是一个从牢里出来的老犯人，没钱没权没背景。但我有这把钥匙。它让我相信了一件事——锁住真相的门，迟早会被打开。”
周维平在审判席上沉默了几秒钟。然后他敲了法槌。
“法庭认为，原审判决量刑所依据的加重情节不成立，量刑过重。现裁定撤销原判量刑部分，改判俞建民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鉴于俞建民已实际服刑十五年，超过改判刑期五年，当庭释放。俞建民可在本裁定生效后向有关部门申请国家赔偿。”
法槌落下。声音不大，但整个法庭都听到了。
林素音第一个站起来鼓掌，被法警制止了。她的手停在半空中，没有放下去，就那么举着。周海生把脸埋在双手里，肩膀剧烈地抖动。陈锋摘下了老花镜，用袖子擦镜片，擦了很久。韩炳坤坐在椅子上，眼睛直直地盯着审判席上方挂着的国徽。邱建国拎着帆布包站起来，对着被告席的方向深深地鞠了一躬。魏晓棠握着顾敏之的手，握得很紧，两个人的手指都在发抖。
老猫从被告席上走出来。他走到法庭中间的时候停了一下，转过身，对着审判席鞠了一个躬。然后他转过身，对着旁听席鞠了一个躬。直起腰的时候他看到了顾敏之——她在旁听席第一排靠走道的位置，正透过金丝眼镜看着他。她的表情很平静，平静得像一面刚刚解冻的湖。但她摘下眼镜擦镜片的动作，和陈锋一模一样。
法院门口，台阶上的阳光很好。老猫站在台阶最上面，把口袋里的释放证明掏出来看了一眼——纸质很新，上面印着今天的日期，公章还是湿的。他把证明折好放回去，然后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那把铜钥匙，放在掌心里看了很久。
“这把钥匙你要还给周海生吗？”孙浩然站在他旁边。
“不用了。”老猫把钥匙攥在手心里，“仓库都拆了。”
马路对面，祁宏宇靠在检察院的公务车旁边，手里夹着一根没点的烟。他看到老猫走过来，把烟收进烟盒里。“赔偿申请的程序，等你准备好了我帮你递。”
老猫点了点头。祁宏宇把车门打开，又回头说了一句：“你的事还没完。苏振邦干预量刑的事，我们要追到所有相关人员。你愿意继续作证吗？”
“愿意。”老猫说，“我在牢里等了十五年，不差这几天。”
祁宏宇的车开走之后，老猫和孙浩然沿着海澜港老城区的街道往回走。经过老方旧物店的时候，老猫停了一下。店铺门口的帆布棚底下，那堆发霉的录像带还在，老方还是趴在柜台上看手机。老猫走进去，在柜台前站了一会儿。
“老板，上次我在你这里买了一盘DV带，一块钱。带子里拍到的东西，值二十五年。”
老方抬起头，茫然地看了他一眼。
“什么带子？我这堆统货全是没人要的垃圾，你拿走就行。”
老猫笑了笑，从口袋里掏出那一块钱硬币，放在柜台上。“还给你。那块五毛钱的东西，我不要了。”
走出旧物店之后，老猫的手机响了一声。不是电话，不是短信，是邮件。发件人还是那串没有意义的字母数字组合。邮件正文比以往任何一次都长——“今天不用去码头烧纸了。我今天烧的是你的判决书复印件。你妈如果在天有灵，让她看看——她儿子不是罪犯。顾。”
老猫站在旧物店门口，把邮件看了三遍。然后他把手机收进口袋，抬起手，用手背擦了一下眼睛。孙浩然站在旁边，假装在看街对面的路牌，没有出声。海澜港的汽笛又响了，低沉、悠长，像是穿透了二十五年光阴的回声，从码头方向一路传过来，穿过老城区的每一条街道，穿过为民路十七号三楼的窗户，穿过海景幼儿园门口那幅手绘的向日葵，穿过渔港村灰砖楼里亮着灯的窗口，穿过港务局旧楼院子里齐腰高的野草，穿过所有被这片海水泡过、被这段历史碾过的人——然后消失在四月末温暖的阳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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