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卫国被批捕之后的第七天，祁宏宇在检察院召开了一次案件推进会。参会的人不多——方淑梅、两名反渎局的办案骨干、书记员，加上老猫和孙浩然。会议室里的白板上写满了人名和箭头，每一个箭头都指向同一个圆心——苏振邦。祁宏宇站在白板前面，用马克笔在“苏振邦”三个字上画了一个圈。
“我们现在的证据链可以证明三件事。第一，赵卫国在四月十五号晚上用货钩收杆杀害了魏东亭，DNA和录像证据确凿。第二，苏振邦在案发前直接授意赵卫国采取极端手段，康秀兰的证词和赵卫国的供述相互印证。第三，苏振邦在案发后利用专案组组长的权力系统性销毁、篡改证据，包庇真凶，陷害无辜——梁志诚改了尸检报告，陈锋的鉴定被压，周海生的证词被标为次要材料，顾敏之的举报信被没收，俞建民被顶格量刑。”
他把马克笔放下，转过身来看着所有人。
“但我们还差最后一块拼图。”
“苏明远。”方淑梅把一份文件夹推到桌子中央，“苏振邦的账本上记了他从查封资产中截留的每一笔钱，其中至少有六笔直接转给了苏明远——留学费用、购房首付、婚礼开支。这些钱是苏振邦利用专案组组长职务便利侵吞的涉案财物，性质上属于贪污。苏明远作为受益人，即使当时不知情，在苏振邦死后拿到账本的第一时间就应该主动上交。他没有。他把账本藏了整整六天。这六天里他有没有转移资产、有没有销毁其他证据，我们目前还不掌握。”
“他的秘书邱晓东呢？”一名办案骨干问。
“邱晓东是邱建国的儿子。邱建国是当年第一个进入案发现场的保卫科长，也是苏振邦用‘安抚费’封口的人之一。”方淑梅翻开文件夹的另一页，“苏振邦给邱建国每年发五千块，连续发了二十五年。邱晓东大学毕业后直接被安排进了市政府，给苏明远当秘书。这不是巧合。这是苏振邦用公权力为私人封口费做的后续安排。”
祁宏宇在“苏明远”下面又画了一个圈，连到“邱晓东”，再连到“邱建国”。白板上的箭头越来越密，像一张正在收紧的网。
“邱建国已经做了证人笔录。他承认当年进入案发现场时看到二楼有摄像机在运转，也承认事后向苏振邦报告了这件事，然后被要求沉默。他愿意出庭。”方淑梅说，“但他儿子邱晓东的态度很强硬——他坚称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只是正常工作调动。我们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他参与了任何违法犯罪活动。”
“那就先从苏明远突破。”祁宏宇敲了敲白板，“明天上午传唤苏明远。以涉嫌贪污和包庇两项罪名正式立案。”
第二天上午九点，苏明远准时出现在检察院一楼大厅。他没有带律师，穿了一件深灰色的夹克，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依然挂着那种被精心管理的疲惫。他在传唤证上签了字，然后跟着办案人员走进了三号讯问室。
祁宏宇和方淑梅已经坐在里面了。讯问室的布置和上次赵卫国受审时一模一样——不锈钢桌子，四面浅灰色墙壁，两个亮着红灯的摄像头。苏明远坐下来之后，祁宏宇没有寒暄，直接开始。
“苏明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现依法对你进行讯问。你涉嫌的罪名有两项：第一，贪污罪——你父亲苏振邦利用专案组组长职务便利侵吞查封资产，部分赃款直接用于你的留学、购房和婚礼开支，你在知情后未主动上交。第二，包庇罪——你在二零零五年祁宏宇提交重新调查申请时，以‘维护社会稳定’为由向检察院施加压力，阻挠案件重启。你是否听清楚了？”
“听清楚了。”
“你对上述指控有什么要说的？”
苏明远把手放在桌上，十指交叉。他的手很白，指甲修剪得很整齐，无名指上戴着一枚银色的婚戒。老猫在观察室里透过单向玻璃看着这双手，想起了赵卫国手上那三道自己抓出来的血痕，想起了苏振邦遗书上力透纸背的红字，想起了邱建国手指间的劣质烟卷。三代人的手，每一双都在同一个案子里留下了不同的印记。
“我爸的账本我交出来了。”苏明远的声音很平稳，“账本上记的每一笔钱我都认。他转给我的钱，我可以退还。他替我铺的路，我可以不走。但你们说我包庇——我要问一句：二零零五年祁宏宇的调查报告，不是我压下去的。我当时只是市政府办公厅的一个副处长，我没有权力对检察院施加压力。”
“那你做了什么？”
苏明远沉默了几秒钟。然后他抬起眼睛，直直地看着祁宏宇。“我给我爸打了一个电话。我说有人要翻你的旧案。我爸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话：‘不用你管，我会处理。’一个星期之后，祁宏宇就被调到了档案科。”
讯问室里安静了下来。书记员的键盘声停了，墙上的电子屏还在无声地跳着秒数。祁宏宇把笔放下，身体微微前倾。
“你知道你父亲会怎么‘处理’吗？”
“我当时不知道。”苏明远的声音忽然变低了，低到几乎被电子屏的嗡嗡声盖过去，“但我后来知道了。他把祁宏宇调到了档案科，把顾敏之的举报信压了二十年，把陈锋的鉴定报告标了‘无效’，把周海生的证词标了‘次要材料’。他做的每一件事我都知道——不是当时知道，是后来知道。账本上写得清清楚楚，每一笔安抚费后面都对应一个被他压下去的人。我拿到账本的那天晚上，从头到尾翻了一遍，翻完之后我坐在书房里，坐了一整夜。”
“那你为什么不立刻交出来？”
“因为我怕。”苏明远把手从桌上放下来，攥住了膝盖上的裤子。他的指节泛白，动作和赵卫国在讯问室里如出一辙。“我怕的不是坐牢。我怕的是——我这辈子所有的东西，房子、车子、职位、学历，全是他用赃款堆出来的。如果我把账本交出去，我就得承认我整个人都是赃款的一部分。这个承认，比坐牢更难。”
祁宏宇没有追问。他翻开面前的一份文件，是苏振邦遗书的复印件。“你父亲在遗书最后一段写了你。他说你对九八年案子不知情。他这是在保护你。”
“他是在骗自己。”苏明远的嘴角浮现出一个极其苦涩的笑，“他从来不知道——二零零五年那个电话，是我这辈子最恨自己的一个电话。我当时完全可以不给他打。我打给他，不是因为他是我爸。是因为我也想压住这个案子。我不想失去那个靠走私案死人堆起来的副市长位置。”
讯问室里又安静了。祁宏宇示意书记员把笔录打印出来，放在苏明远面前让他核对。苏明远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然后拿起笔，在笔录最后一页的空白处主动写了一段话：“本人苏明远，自愿补充供述——二零零五年获悉祁宏宇提交重新调查申请后，本人主动向苏振邦通风报信，导致祁宏宇被调离调查岗位。此行为构成包庇。本人认罪。”
他签了名，写上日期。
祁宏宇接过笔录，看了一眼那段补充供述，然后抬起头看着苏明远。他的目光里没有胜利，没有鄙夷，只有一种职业性的审视。
“你还有没有其他需要交代的？”
苏明远沉默了一会儿。“有一件事。我爸死之前，除了账本和遗书，还给了我一个U盘。U盘里存着几段音频。是他自己在专案组开会时的录音——不是正式的会议记录，是他自己用录音笔偷录的。录音里有他和赵卫国讨论怎么布置现场的对话，也有他和梁志诚讨论怎么改尸检报告的对话。他把这些东西全部录了下来，存了二十五年。我不知道他是想保护自己，还是想在死之前留一个交代。”
祁宏宇的手指在桌上按了一下。“U盘在哪里？”
“在我家书房的保险柜里。和账本放在一起。密码是我爸的生日。”
当天下午，办案人员在苏明远家中起获了那个U盘。方淑梅把音频文件导入电脑，戴上耳机听了一个多小时，然后摘下来，脸色发白。
“全部属实。每一段录音都有日期和时间戳，能对应上案卷里的每一处证据矛盾。苏振邦不仅留了遗书，还把整个犯罪过程用录音的方式记录了下来。他可能从一开始就不相信赵卫国。他要保自己的命，就要攥着赵卫国的把柄。”
祁宏宇把U盘里的音频文件全部转存到证物服务器里，在证物清单上编了号。然后他站起来，走到白板前面，在“苏振邦”三个字旁边用红笔加了一行字——“录音证据，完整保存。”
他转过身，看着会议室里的所有人。“现在证据链完整了。命案、包庇、贪污、伪造证据——所有的环节都闭环了。我明天向市政法委提交结案报告。”
散会之后，老猫走出检察院大楼的时候，孙浩然在台阶下面等着他。孙浩然手里拿着一张刚打印出来的纸张，边缘还有打印机的余温。
“祁宏宇帮我申请的记者证恢复，批下来了。”他把那张纸递给老猫看，纸张抬头印着“海澜市新闻出版局”，正文只有几行字——“关于恢复孙浩然同志记者资格的批复”。落款日期是今天。
老猫把那张纸接过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U盘——不是苏振邦那个，是他自己的，里面存着这半个多月来他收集的所有材料：DV带的转存视频、韩炳坤的鉴定报告、顾敏之的涉私名单、赵卫国的供述录音、苏振邦的遗书照片、苏明远的补充供述。他把U盘放在孙浩然手心里。
“你写吧。你是记者。”
孙浩然攥住U盘，攥得很紧。然后他从挎包里掏出一个旧笔记本，翻开第一页。笔记本的纸已经发黄了，第一页上写着一个标题——“魏东亭案调查笔记”，日期是“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日”。第二十五页是空白的，他翻到那一页，用圆珠笔在上面写下了第一行字。
老猫没有看那行字。他站在检察院的台阶上，看着海澜港码头方向，忽然想起了一个人。不是魏东亭，不是赵卫国，不是苏振邦。是温锦昌。这个走私大亨在一九九九年刑场上做的最后一件事，不是喊冤，不是求饶，是在自己的笔记本最后一页写了一句话——“魏知道得太多。有人要他永远闭嘴。不是我们。”
温锦昌到死都不知道，那个要他闭嘴的人，从来就不是走私集团的任何一个对头。那个人穿着制服，坐在专案组组长的椅子上，在结案报告上签下“同意”两个字的时候，手里的钢笔和杀人的收杆是同一个颜色。
老猫把铜钥匙从口袋里掏出来，放在掌心里看了一眼。钥匙被两个人的体温焐了二十五年，铜面已经氧化发黑，边缘磨得光滑圆润。他把钥匙放回口袋，走下台阶。身后，检察院大楼的灯光在暮色中一盏一盏地亮起来，像一面被点燃的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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