鹭洲市湖里区。邱建国的住址在户籍系统里登记的是湖里区滨海新村十二栋三单元四零二室，但祁宏宇派去的办案人员扑了个空。邻居说他半年前就搬走了，搬到了哪里没人知道，只知道他每周二和周五下午会去湖里区老年大学教书法课。今天是周五。
老猫和孙浩然赶到老年大学的时候，下午的课刚散。教学楼走廊里三三两两地走出拎着塑料袋的老人，塑料袋里装着毛笔、字帖和练字用的米字格纸。老猫在人群里一眼就认出了邱建国——他和苏振邦遗书里描述的一模一样：高个子，微微驼背，脸上有一块淡淡的色素缺失的白色斑块，位置在左颧骨，硬币大小。他拎着一只旧得起了毛边的帆布包，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是在用脚掌丈量地面的平整度。
“邱老师。”孙浩然上前一步，把声音放得很温和，“我们是海澜港来的，想跟您聊聊。”
邱建国抬头看了他们一眼。他的眼睛很浑浊，眼白泛黄，但瞳孔深处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不是惊讶，是一种被叫到了名字的狗才会有的本能警觉。他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身后，走廊里只有几个慢吞吞往外走的老人，没有人注意到他们。
“我不认识你们。”邱建国说。
“您不认识我们，但您认识魏东亭。”老猫从口袋里掏出那把铜钥匙——二号仓库的备用钥匙，周海生给他的那把。他把钥匙托在掌心里递到邱建国面前，“这是周海生保管了二十五年的东西。他说您当年是第一个进入现场的。”
邱建国盯着那把钥匙，脸上的那块白斑周围的皮肤微微抽动了一下。他没有接钥匙，也没有转身走开。他站在走廊里，帆布包从肩膀上滑下来一寸，他也没有去扶。
“周海生还活着？”他的声音沙哑而低沉。
“活着。陈锋也活着。韩炳坤也活着。顾敏之也活着。”老猫一个一个地报名字，每报一个，邱建国的肩膀就往下沉一分，像是在被一只无形的手往下按，“苏振邦死了。他死前写了一封遗书，里面提到了您。”
邱建国闭上了眼睛。走廊里的声控灯灭了，三个人站在越来越暗的暮色里，谁也没有动。然后邱建国睁开眼睛，把帆布包重新挎上肩膀，说了一句：“跟我来。”
他带他们去了老年大学后面一个废弃的门球场。门球场的草皮早就干枯了，球门锈得不成样子，四周种着一圈矮柏树，把场地围成一个半封闭的空间，像是专门为不能被别人听到的谈话准备的。邱建国在一张石凳上坐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红双喜，抽出一根点上，吸了一口。
“你们想问什么？”
“四月十六号凌晨，您是第一个进入二号仓库的人。”孙浩然把苏振邦遗书的那一页复印件递过去，“苏振邦写的是您在赵卫国离开后大约一刻钟进入现场。准确的时间是什么？”
邱建国接过复印件看了一遍。他把烟夹在指间，烟雾从他的指缝里升起来，被海风吹散。
“十点零二分。我看过手表。”
老猫的心跳停了一拍。十点零二分。赵卫国的DV拍到他在九点五十二分离开仓库。顾敏之的DV拍到她自己在九点五十二分进入仓库，待了不到一分钟离开。邱建国是在顾敏之离开之后大约十分钟进来的。那魏东亭的手表为什么停在十点零八分？那六分钟里，还有谁在仓库里？
“您进去的时候，现场是什么样的？”
“跟我这辈子见过的所有现场都不一样。”邱建国弹了一下烟灰，目光落在远处锈迹斑斑的门球球门上，像是在透过那扇球门看另外一个时空，“魏东亭趴在地上，血从后脑淌出来，在水泥地上积了一小滩。但他的身体不是瘫倒的——是被人翻动过的。他的脸原本应该是朝下的，但我看到他的时候，他的脸是朝上的。他的左手——苏振邦遗书里没写——他的左手是摊开的，手指自然张开，无名指根部的皮肤有撕裂伤，戒指是被扯掉的。这个细节我连苏振邦都没有说。”
“为什么没说？”
“因为我不敢。我进来的时候，除了看到尸体，还看到了一样东西。”邱建国把烟头掐灭在石凳边上，手指在微微发抖，“仓库二楼的检修平台上，有一台摄像机在转。红灯亮着，镜头正对着魏东亭的尸体。我抬头的时候，那个红灯刚好灭了一下又亮起来。有人在楼上。不是顾敏之。顾敏之那个时候已经走了。是另外一个人。那个人收走了顾敏之的摄像机，换上了另一台。”
老猫感到自己的头皮一阵一阵地发麻。第二台摄像机。顾敏之放进仓库的是一台，拍到了赵卫国杀人的全过程。有人在顾敏之离开之后、邱建国进入之前，取走了第一台，放下了第二台。而这个人现在还活着，手里还有第二台摄像机的录像带。
“您有没有看到那个人？”
“没有。我不敢上去。我只是一个保卫科长，面前躺着一个被砸碎了脑袋的缉私处长，二楼还有一个不知道是谁的人在拍录像。我做了我这辈子最懦弱的一个决定——转身走出去，关上门，站在仓库外面等了四十分钟。然后我给苏振邦打了电话。我说：‘苏局长，二号仓库出了一件事，您过来看看。’”
“您没说是杀人案？”
“没有。电话里不能说太清楚。那年头移动电话不安全。苏振邦来了之后——大概凌晨一点——他一个人进了仓库。我在外面等着。他在里面待了大约二十分钟，出来之后跟我说了三句话。第一句：‘你什么都没看到。’第二句：‘二楼什么都没有，你看错了。’第三句：‘回去睡觉，天亮了再说。’”
邱建国把脸埋进双手里，肩膀微微颤抖。
“我回去了。天亮了之后，装卸工老刘‘发现’了尸体。专案组成立。苏振邦让我在专案组面前说假话，说我是早上七点接到的报告，说我到现场的时候已经有四五个人在了。我全说了。然后我被调到了档案室，在档案室里待了整整六年，每天对着发霉的旧卷宗，不敢说话，不敢辞职。退休之后我搬到了鹭洲，还是不敢说话。直到今天。”
老猫蹲下来，让视线和邱建国保持在同一水平线上：“您看到的二楼那个人——有没有任何特征？”
邱建国抬起头。他的眼眶是湿的，但那双浑浊的眼睛里忽然闪过一丝极其锐利的光，像是一个在黑暗里待了太久的人被问到了唯一不需要回忆的细节。
“有。他收机器的时候，袖子往上卷了一下。走廊里的应急灯照在他手臂上——左前臂内侧，有一道烫伤疤痕。很长，大约五厘米。”
赵卫国。又是赵卫国。赵卫国在杀了人、布置完现场、放好假名单之后，没有立刻离开。他躲在了二楼的检修平台上，等了将近十分钟，等到顾敏之进来取走了第一台摄像机，然后从楼上下来，重新布置了现场，把魏东亭的尸体翻了个面，重新锁好门，制造了密室。然后他换上了第二台摄像机——那台邱建国看到的、红灯在一明一灭的摄像机。
“他为什么要换一台摄像机？他为什么不在杀人之后直接把第一台拿走？”
孙浩然忽然站了起来。他的脸色在黯淡的天光下白得像纸。“他需要第二台摄像机拍摄的时间码和第一台不一样。第一台拍到了他杀人的全过程——九点五十分。第二台从十点零二分开始拍，拍到十点零八分结束。如果专案组根据手表停摆的时间——十点零八分——来判断死亡时间，那第二台摄像机拍到的东西就可以证明他在十点零二分到十点零八分之间在仓库里——不是杀人，是‘发现尸体’。”
“他想给自己制造不在场证明。”老猫的声音低沉而急促，“但他没有料到——顾敏之拿走了第一台摄像机。她的第二台摄像机拍到了他从二楼下来、翻动尸体的画面。他以为自己拿走了所有的录像，但他漏掉了最重要的一盘——顾敏之手里那盘拍到他换机器的录像。”
邱建国听着他们的对话，脸上的表情从困惑变成了惊愕，又从惊愕变成了一种极为复杂的沉默。他重新点了一根烟，手指已经不抖了，吸烟的动作很慢，像是在用尼古丁压住某种刚刚被撬开封口的旧情绪。
“你们说的顾敏之，”他吐出一口烟，“她知道多少？”
“全部。”老猫说。
邱建国点了点头，像是终于想通了一件困扰了他大半辈子的事情。“难怪她从来不来找我。她知道我什么也没看到——除了那道疤。那道疤我谁都告诉过，连苏振邦都没说。因为我不敢确定那个人是不是赵卫国。我只看到了疤，没有看到脸。”
“您现在能确定了？”
邱建国把烟灰弹在脚下干裂的泥地上，沉默了很久。门球场的矮柏树被海风吹得沙沙响，远处老年大学的教学楼里亮起了灯，有人正在走廊里挂横幅，上面写着“鹭洲市湖里区第九届老年书画展”。
“你们去找苏振邦的儿子。”邱建国忽然开口。
“苏明远？”孙浩然愣了一下。
“不光是苏明远。苏振邦还有一个女儿。叫苏明慧。她跟苏振邦的关系在二零零三年之后彻底断了，没有人知道她在哪里。但我在档案室的那六年，有一次整理苏振邦的人事档案，发现他在一九九八年五月——结案前——往一个外省账户转了一笔钱。金额不大，五万块。汇款单上的收款人就是苏明慧。备注里写了三个字：封口费。”
老猫和孙浩然对视了一眼。苏振邦在遗书里没有提这件事。
“苏明慧在哪儿？”
“档案里写的是——鹭洲市翔安区。”邱建国把最后一口烟吸完，把烟头碾碎在石凳上，站起来，“你们要是找到她，替我带句话。就说是我说的——对不起。那时候我没有说真话。”
他拎起帆布包，转身往门球场外面走。走到矮柏树中间的小径上，忽然停了一下，没有回头，把老猫手上那把铜钥匙递还给老猫。老猫注意到他的手指在钥匙上摩挲了一下，像是某种交接仪式。
“这把钥匙，周海生保管了二十五年。他比我勇敢。他留着钥匙，是为了有一天把它交到对的人手里。我把我知道的东西藏了二十五年，是为了有一天把它说出来。现在你们就是那个人。”
邱建国说完，沿着小径走了。他的背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暮色深处。老猫手里握着那把被两个老人用二十五年体温捂热了的铜钥匙，站在原地，听到远处海面上传来一声悠长的汽笛。
手机又响了。是短信。发件人还是那个陌生的本地号码，短信内容只有一行字——“苏明慧在翔安区渔港村村委会工作。她母亲当年没有死。”
老猫把手机递给孙浩然看。两个人同时想到了一件事——苏振邦遗书的最后一句话是“顾敏之知道全部真相。她选择了沉默。我欠她一个交代”。苏振邦以为顾敏之只是沉默的旁观者。他不知道她用了二十五年，把苏明慧的地址也纳入了她那张看不见的网。而所谓“顾敏之选择了沉默”，或许是他这辈子做过的所有判断里，错得最离谱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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